侯孝贤电影中的死亡同样来得突然。詹姆斯·乌登发现，侯孝贤的电影揭示了台湾新电影区别于“旧电影”的一大特征，即处理死亡的方式——前者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在最寻常的环境下平淡地到来；后者深思熟虑，按部就班、淋漓宣泄、多愁善感，煞费苦心的手法来高度弘扬道德信息。而《童年往事》（英文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恰是以三次死亡（父亲之死、母亲之死、祖母之死）结构的。詹姆斯·乌登以一种统计学般地严谨姿态分析了父亲之死这场戏中侯孝贤的场面调度与镜头设计，并总结道：“尽管这场戏长达三分钟，却只用了八个镜头完成。平均镜头长度达二十二点五秒，摄影机却纹丝不动，主要是因为它在远距拍摄。更重要的是，这场戏没有为这个死亡本身准备任何东西--没有近景镜头，没有预料中的音乐。”[viii]死亡被放置在生活之中，出人意料地打乱日常进程。这样的处理是对某种真实的靠近。而据侯孝贤的说法，这部自传性的影片几乎没有虚构的元素——我们当然了解，电影的存在便是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正如侯孝贤所做，仍旧可以追求一种真实的虚构，包括对记忆在内的一切感知。对死亡平淡而突然的处理，恰能还原一种真实的感触。幼年的主人公并没有被要求从父亲的死亡中学习什么，也没有故作深沉地表达“那一天起，我长大了”的教育意义。父亲的死亡只是一个打破生活平静的事件，是亲人的离去，而感触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也可能在多年以后的某一刻在回忆里突然惊醒。这是一种面对死亡时自然而真实的谦卑姿态。
张也奇两位老师谈到了其实李阔导演是从南京出来的，当时也是在南京戏剧舞台包括各个方面都有文艺的积累。丹丹老师也是严肃文学创作的背景出身，那您觉得，在对于艺术理想的坚持和现实的困境之间，你们两个人的体会是什么？在这部影片里面你们想传递的年轻人的态度是什么？李 阔关于影片的态度，因为不能聊剧透（笑），但可以给观众有一个小的谜题，这是我们电影的一个重要手势。为什么我们这么设计？除了故事情节自然而然的发展之外，这个手势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作为乙方，作为听命于社会规则也好，听命于上司也好，听命于自我的束缚也好，经常会被一些东西拿捏，但有的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你翻过来它就是 OK 的。其实一切事情就像我们电影结尾给予大家的正能量、励志的东西一样，不管有再大的挫折，我们总是可以再出发，只要你别忘掉一开始心里的那团火就行。
电影有一个不错的开场。如同所有的文艺演出作品的报幕，一部电影在叙事正式开展前通常会交代一些基础的制作信息，在出品公司的Logo之后，紧随着的是主创的署名。这些署名通常有两种方式给出，第一种相对古典而直接的方法是字幕卡，另一种则是伴随着开场的镜头画面，署名字幕镶嵌其中（为此通常开场镜头拍摄时会给字幕留构图空间）。而一些相对“有创造力”的创作者，会在这样的形式惯例上做文章。如朴赞郁在《斯托克》的开场行使了他作为导演的权利，通过调度演员的移动“抹去”了字幕，形成了叙事内外内容与形式的互动，打破了作为纯粹叙事外商业惯例的开场字幕与艺术创作内容本身的边界。而《银河写手》这样一部关于编剧的电影，则是以编剧层面的创意做到了这一点。随着画外音中两位剧中的编剧（同时也是两位主角）张了一（宋木子 饰）、孙谈（合文俊 饰）的对话响起，黑色的银幕上并没有出现画面揭示声音来源，而是出现了白色的开场字幕，依次介绍了几位主创的姓名。二人的对话中正巧提到了电影创作中的不同部门职能，如编剧、调色、音乐、导演等，而画外音中提及这些剧组主创职员的时机，正好与出字幕的时机一一对应，完成声画匹配，实现了由电影媒介自我指涉制造的全片第一个喜剧点，同时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又一部元电影的降临。
一、 编剧可以“自嗨”吗？
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即“元电影”，是《银河写手》作为喜剧之外最易为人所识别的电影类型。一种粗浅的分类之下，元电影的自我指涉通常存在三种层次。[i]第一种以与“电影”相关的活动（观看电影、制作电影）作为核心的戏剧事件，其“元属性”只限于电影的故事内容、题材与情节层面。如《天堂电影院》《蜂巢幽灵》（观看电影）、《八部半》《日以作夜》（制作电影）等就是名闻遐迩的例子。第二种层次则更进一步，电影不再只是承载叙事的手段，电影媒介自身的元素与特征同样可以用于自我指涉。如《放大》对摄影的指涉，《首演之夜》对表演的指涉。第三种层次则论及“虚构”与“纪实”的终极问题，即“真实是什么”的本体论，企图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中外案例有《特写》《吉祥如意》等。
《银河写手》的创作显然鲜有自觉涉及第三种层次，其“元属性”主要分散在前两种当中。电影讲述了两位编剧创作剧本的故事，通过二人完成独立创作的电影剧本《七秒人》展开情节，涉及寻找甲方（制片方）、依照甲方要求修改剧本，最终被甲方放弃，转而与执着于坚持创作理念的自己和解，这之间的酸甜苦辣种种。是以故事、题材层面的元电影。同时，电影以字幕卡的形式插入了几个小标题，将电影并不严格地分为了几个章节，章节的小标题取自电影剧作中的几个特定元素，如【人物】、【任务线】、【爱情线】、【人物需要成长】、【人物没有成长】。显然，《银河写手》的创作者意识到了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可以从剧本/编剧层面对其进行分析/解剖、自我指涉，是以媒介层面的“元电影”。
同样以编剧为主角、以编剧创作为人物主要行动的另一部由电影节走向院线的中国大陆电影《永安镇故事集》，同样也是一部分章节的元电影。其第三章中的两位角色，剧组的“导演”与“编剧”同样为了一剧之本的创作而争论不休。尽管故事中剧本创作的过程与影片前两部分中“现实”的故事发生了互文，但就第三部分来看，叙事依靠两位角色的对白支撑，而对白中“导演”与“编剧”对于剧本创作的讨论过多地局限在纯粹的艺术创作理念层面，这样的主题似乎对普通观众的生活与经验来说距之甚远。最终电影也被诟病为文艺创作者的圈内“自嗨”，院线上映三个月仅收获三百万的惨淡票房，尽管院线似乎本就并非其主赛道。
《银河写手》同样没能摆脱“自嗨”的嫌疑。尽管比起《永安镇故事集》，其对电影剧本创作的讨论相对友好许多，这是因为创作者借由角色之口，反复阐述着其作为编剧的创作理念，并且整个编剧工作流程在叙事中被分割为一些细碎、简明的模块、片段，如同一份详尽的PPT。甚至在制片人、文学策划与两位主角的剧本会上提到编剧术语“救猫咪”后，影片专门呈现了一段“五分钟解说电影”，将一个“入室抢劫案”的经典电影故事事无巨细地用十二个节拍分解，以解释何为“救猫咪”。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讲述消除了一切可能存在的行业壁垒，主角的打工人形象也十分“平易近人”，不仅没有理解上的障碍，而且十分容易与之共情。
然而，与《永安镇故事集》不同，《银河写手》尽管看似摆脱了一种行业/文艺圈内部的“自嗨”，但仍旧没有逃脱另一种最基本的创作者个人层面的“自嗨”。以电影剧作中的重要元素结构整部电影、将“救猫咪”的节拍法则简易剖析，看似是一种“降维”处理，将行业内的专业术语降格为一种简明易懂的科普性材料，以“放低身段”，接近为数众多的普通观众群体。但当我们深究创作者的意图时，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两位主角始终斡旋于对自己剧本的原创性的保护与影视开发公司方面顺应市场规律对其进行的修改压力（来自制片人与文学策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几乎被塑造成“反派”的甲方代表均是女性角色）之间，无论创作者如何绞尽脑汁“打破”套路与惯例，后面的叙事始终围绕着这一核心冲突进行。事实上，对编剧规律的科普性介绍，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创作者输出这样一种观念做铺垫，即：艺术创作的规则存在是供人打破而非遵循的，编剧应当坚守自己的创造性原则，而不能无条件屈服于市场。片中的两位主角便是这样一种“固执艺术家”的化身，拥有自己的创作原则，不循规蹈矩。而他们似乎也正是摄影机背后的创作者的化身。
于是，我们在看到创作者不循规蹈矩、不按“救猫咪”的节拍死板地编织剧情之外，还看到了他们在形式/电影语言上的“创新”。四分屏的监控视角，一段打破第四堵墙的“五分钟带你看电影”式的自媒体短视频电影解说的戏仿，镜头内画幅的连续变化，以及结尾用插入字幕卡代替对白声音的默片，各种形式的运用跨越了多种媒介，堪称影像语言“大杂烩”。然而，我们很难看清这种多元的形式杂糅运用背后创作者的媒介自觉性，导演似乎并没有什么探索所谓影像边界的野心，每一次的形式创意仅仅是用以提供喜剧效果的途径，而非媒介反思的自我指涉。唯一接近媒介层面探讨的解说电影类短视频戏仿，从电影叙事跳入其语境时的媒介“断裂”是有效的，成功以高于叙事维度的、视听语言“破坏”的方式制造了喜剧效果。而其后的五分钟解说对“救猫咪”节拍的拆解呈现，看似是一种反讽，讽刺了那些“为了反转而反转”的陈腔滥调，殊不知其冗长的审判自身也落入了某种俗套之中，消解了媒介拼贴的能量。这五分钟的“电影”解说同时也恰是全片的缩影，向观众灌输着叙述者对于电影、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理解，剥夺了其自发思考的能力，解说着解说者眼中单向的世界。[ii]
如此一来，创作者真正的意图，其实仍旧在于一种近乎教化功能的价值观念的输出。对此，我们可以将其与不久前上映的，同样以“打工人”的故事为主题的《年会不能停！》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银河写手》中尽管所有的事件都围绕着编剧行业，职场注定是其绕不开的场域之一，但其对编剧行业的呈现却始终局限于一张小小的会议桌——不论是剧本被制作公司相中之后与制片人、文学策划例行召开的剧本会，还是此前与制片人“贝勒”在其替代了会议桌职能的茶桌上的“洽谈”——片中的职场政治从未离开过这一亩三分地。而在《年会不能停！》中，对大企业的人员架构、权力关系的呈现直观清晰，且具有丰富的层次，每个权利层级皆有代表性的出场角色。相比之下，《银河写手》对于行业的呈现就明显缺乏厚度，制片人层级之上的图景被完全忽略。电影中呈现了数次主角二人组与甲方的会议，每一次除了创作者想尽办法提供不同的笑料以外，本质并无太多区别，人物、剧本修改进程一如创作者期待的那样没有任何发展，每一次的会议都可以简单概括为“甲方：改！-乙方：不改！”，而不曾揭示关于编剧、电影或是行业的任何新的层面，创作者与他们创作出的“创作者”角色，都固执地守护着他们对于艺术创作既有的某种单纯的信念。其对于剧本会呈现的扁平程度表明，数次的重复与微小的差异仅仅旨在横向延展喜剧包袱的叙事载体，在纵向上早已停滞不前。
《年会不能停！》中尽管也有对行业“黑话”的展现，但既没有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也没有像《银河写手》那般对专业语词的“填鸭式”过度解释，而是将其放置在适当的环境、语境中，让观众与主角共同经历、主动参与认知与“学习”的过程。而《银河写手》中的形式创意，以及创作者借由角色之口急于说明的一种创作观念和行业困境（那无处不在的内心独白），最多算一种小聪明，补充着、掩藏着内核的空洞。尽管《年会不能停！》有很多剧作上的缺点，但它至少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的某种脉搏；而《银河写手》则在电影行业的题材之下，看似宣告着一种对陈规的“大破大立”，却仅仅提供了一个固步自封的视点。
此外，其“自嗨”嫌疑还体现在一种自我陶醉式的“迷影”情结中。“迷影”（Cinéphilie）即“电影之爱”，在安托万·徳巴克的叙述里，“迷影”应当攸关一种观看方式的创发，而非简单的“喜欢看电影”即可。具体来说，“迷影者”应当热爱电影本身（而非某部特定电影/某位特定影人），因而能够通过对看电影的某种“目光”的学习，创发出某种电影审美、电影观念，并最终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电影。“迷影”是一种由信念、欲望、热情铸造的“反文化”。[iii]通常，一些特定的影人会成为迷影者推崇的对象，成为不同审美观念之间论战的靶心，成为迷影团体“万神殿”的座上客。《电影手册》的“青年土耳其人”们唯希区柯克与霍华德·霍克斯独尊，《银河写手》中则塑造了一群将当代的另一位好莱坞当红导演诺兰推上神坛的“影迷”。
然而，这种本应严肃、满怀热忱的“迷影”在电影中的呈现是极为肤浅的。《银河写手》中，编剧双人组的“大哥”张了一是一位诺兰的铁杆影迷，他花大价钱在北影节抢《黑暗骑士》的票，用其中的台词考题找到了一同观影的同好，并由此成功收获艳遇；一只《星际穿越》中的同款手表成为了他苦苦追求之物，也成为了女友分手前的赠礼；他将诺兰电影的海报贴在家中；他甚至在原创剧本中特意加了一段梦境闪回戏致敬《盗梦空间》。诚然，在徳巴克叙述的那个年代，对电影中的物件、电影附属文化产品恋物癖式的收集与分类学是迷影生活的重要组成，但《银河写手》中对于此种恋物癖的呈现太过浮于表面了。《星际穿越》中的手表固然是电影的关键道具，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记起的一个物件，而《星际穿越》《盗梦空间》《黑暗骑士》固然是诺兰在大众中口碑最好的电影、公认的“经典之作”，但无法体现任何作为一个影迷的独特审美。而这种“恋物癖”在电影中并没有以迷影者对切实存在于现实与银幕中的物的知觉来呈现，那些始终存在于背景的海报，那一个镜头带过的手表，终究沦为一种象征“迷影”的浅薄符号，而非内涵丰富的“迷影”本身。同样成为象征符号的，还有戈达尔。十分吊诡地，戈达尔经典墨镜形象的海报出现在了张了一的床头，出现在了电影取景框中极其显眼的位置。而电影中并没有任何主角对戈达尔的迷影情结的描绘，他就那么凭空降临了，像是一个默默守护在一旁的电影之神。我们无从了解，张了一与李阔/单丹丹对戈达尔究竟有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兴趣，这两对银幕内外的编剧对戈达尔的了解是否仅限于《筋疲力尽》《狂人皮埃罗》之类新浪潮时期为人耳熟能详的几部电影，还是他们对戈达尔的写作（文字的与电影的）、戈达尔的理念转变、戈达尔的政治介入、戈达尔后期的散文电影等都有所涉猎。我们只能够知道，在张了一的卧室里，戈达尔作为一张海报上的一个形象被张贴着，沉默地矗立着，像一个象征“新浪潮”的反叛精神的符号，像是一尊能够给电影人庇护的神祇。而在海报之下，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戈达尔以及其精神的更丰富的层面。电影史上最能象征“迷影”精神的形象之一，在此被用作了一种将“迷影”精神简化的工具，成为一张扁平的墙纸。
更离奇的经历在京城迷影盛事北影节发生。尽管通过迷影活动收获艳遇并非天方夜谭，但电影中对这段奇遇的呈现仍旧像是中年男人的意淫：故事始于影迷的“考验”，张了一在选择自己的观影同伴时设立了极高的标准，对方必须答对一个关于《黑暗骑士》中小丑台词的问题，才能被证明为真正的诺兰粉丝，才配拥有和他一同观影的权利。而成功获得这张“价值千金”的电影票的，正是因网名“AKA大炮”而被误认为男性的周可可（李文茹 饰），也就是张了一“从天而降”的女友。我们看到，这段爱情来得那么突然，简直像一个意外，没有任何铺垫。影院里的简单问候（观影时交头接耳是不文明行为）之后，镜头迫不及待地切到了赤裸的两人并排躺在被窝里的画面。很显然，创作者想要表达一种“爱情并非一定需要铺垫、生活中有很多一见钟情”的理念，同时以爱情的结晶更进一步美化了主人公的迷影情结。然而，这种概念先行的创作法将所有的人物与行动都变得刻板且单薄。看完《黑暗骑士》后二人滚床单，事后在床上聊《星际穿越》，周可可说“要是能在大银幕上再看一遍星际穿越肯定超爽”，而张了一能捕捉到的却只有“超爽”二字，然后极度暗示性地问道“那你刚刚……？”。这种低级的、将女性作为带有性含义的欲望客体的“段子”在片中不少，并且每一处都自以为十分幽默。认真完成业务的文学策划珊珊被塑造成刻板印象中的“反派”甲方，既要成为男主艺术观念的发泄式输出与教育对象，还要成为男二酒足饭饱后作为性幻想谈资的消费对象。而张了一寻找观影同伴时“让我考考你”的愚蠢桥段正是这种恶臭男性气概最为经典的写照：急于建立起某种智识的权威，反映着自己野蛮粗暴的雄竞思维，“只有知识渊博能与我匹敌者配拥有与我为友的权利”。“绿帽是女性给不上进男友戴的，刻薄是女制片人人设自带的，被视为性资源是众多女角色必须承受的。”有趣的是，友邻在豆瓣上的精辟总结还收获了不少男性观众“政治正确”“女拳”的骂声[iv]，他们似乎十分享受于“女上位”主观视角呈现男主对甲方来电铃声幻听的“视听设计”，拥有男主的主观听觉，同时还要捕获女主的视觉，满足男主性欲的同时又要兼顾男主脆弱的内心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爹味”十足的“既要又要”吗？
刻板印象、厌女桥段，让整部影片中所有的女性都成为了单薄的符号、工具人，乃至男性的意淫对象。更令人不解的是，影片明明由一名男导演与一名女性导演共同执导，为何如此缺乏女性意识与女性视角？当我们看到编剧署名中，除了导演二人组以外，还有另一名男性，即饰演出场过一次的公司甲方男制片人的高群，我们可以想象，男导演李阔与男编剧高群就是片中的主角二人组，而女导演单丹丹（现实中与男导演李阔是夫妻关系）则“扮演”着默默蜷缩在卧室角落、在客厅中出现就要被室友男二指责不交水电费的周可可，或许在三人现实里的编剧历程中，女性早已被两位男性挤到了一旁。而电影，一如既往地成为了男性自顾自抒发其创作观念、完成其“艺术理想”的单人舞台。
如果说有一种浪漫主义，是在历经现实的惨痛后，仍对理想保有向往，并为之倾其所有，那么《银河写手》中的“浪漫主义”，则消解在一种创作者对主角的过度认同，以及其经历失败后虚伪的自我解构与自嘲中，变成一种腐烂的自我主义。尽管电影的叙事看似颇具反叛精神地脱离了单一封闭视点的限制，时常从男主张了一的身上跳开，叙述其朋友的个人经历，但我们能够发现，就算在叙述其他角色（如害虫）的故事时，贯穿在声轨上的旁白，仍旧证明了主角张了一的绝对的叙述者地位。而看似被分享的视点，只是略带技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于是，当我们看到，周可可最终离开张了一之后，后者身心俱疲地躺在床上，对着空气开始敲键盘，通过想象中的剧本创作“修改”着现实中的一切，改变着失败的事业与感情生活，强行将周可可从远去的车上“拉回”来，希冀着她打开卧室的门。最终什么都没有改变时，我们无法被这种过度渲染的煽情场面打动，反而会因分不清这是一种反讽、自嘲或是解构的创作法，还是这就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而感到困惑。闪回、快速交叉剪辑、男主用力的表演，这一场“卧室意淫”的戏里，场面调度的一切都传达着一种过剩的、过度自我的表达欲。
同样不彻底的自嘲，我们还可以在最后一章的小标题“人物没有成长”中看到。“救猫咪”式的传统剧作法要求人物完成成长的“弧光”，《银河写手》的创作者们看似有意地反叛着这些既定规则。但“人物没有成长”在故事里的呈现充其量只是一种开脱，卧室那场戏中，张了一想象中的Word文档里，伴随着一连串“她推开门”后一个刺眼的“她走了”的特写，配以及时响起的悲伤音乐，在男主“绝望”的陪衬下，我们分明只感受到了创作者的一种“希望”，他们希望着观众对男主角此刻施以深深的怜悯与疼惜（“救猫咪”的真正内涵其实为创作者所吸收利用了）。可是，他/他们真的值得这份（虚假的）怜悯与疼惜吗？
我们看过太多反“救猫咪”的好电影，它们并不需要声嘶力竭、大声疾呼，宣扬着电影与现实生活的对位关系，也不需要反复提醒观众：自己不曾随波逐流循规蹈矩，而是“另辟蹊径反套路开拓创新”。这些好电影只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探索着一种自由的形式，正如《塞琳和朱莉》中充满玩乐精神的糖果魔术，与《正午显影》中时刻牵连着现实的自由虚构，他们不曾在乎好莱坞的商业叙事法则，但他们也没有将输出一种既定的新的理念作为己任，而是将自己的创作法深深地埋藏在艺术作品之下。同样，我们也看过太多遵循“救猫咪”法则的好电影（如黄金时代好莱坞的那些伟大作者们），作品烂俗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遵循创作规律而已，真正自由的作者可以在镣铐下翩翩起舞，而内核贫瘠的作品也会在自由的风里腐烂。
二、 编剧可以“杀人”吗？
50年代法国迷影圈中，以雅克·里维特、吕克·慕莱、让-吕克·戈达尔等人为首的、被巴赞评价为“新形式主义者”的影评人，为反对一种主题挂帅、内容以及内容表面所反映的意识形态至上的批评策略与电影审美，揭示了一种属于电影的道德观，即“道德是一桩攸关推轨的事”[v]。其含义为，有一种伦理学内存于电影形式本身，例如，“新形式主义者”最为看重的场面调度中，就蕴含着一种超越电影内容与主题本身的道德观念。而戈达尔随后将其化用为“推轨是一桩攸关道德的事”，意在强调作为观看者，我们的目光需要去察觉场面调度与电影形式中内蕴的道德性与伦理性。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里维特在《论卑劣》一文中，对于吉洛·彭泰科沃的《零点地带》的严厉批判：“……然而，看看《零点地带》，在丽娃扑倒在电铁丝网上自杀的镜头中；在此，导演决定把摄影机向前推，打算用仰角的方式小心翼翼地为那具尸体重新构图，好让那只举起的手能过出现在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里——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这个人除了最深刻的蔑视外，什么都不值得。”[vi]
同样地，尽管剧本-编剧并非属于电影创作本质的那一层面（电影创作完全可以没有剧本，但很难脱离场面调度），我们仍旧可以以同样地方式提出，道德是一桩攸关编剧的事。在《银河写手》中，我们首要处理的编剧段落，同样与死亡相关。我们不妨看看电影中一位戏份极少的角色，即蔡老板邀请到三十大寿饭桌上的朋友郑飞（魏来 饰），编剧如何处理他的死亡：首先，郑飞在酒桌上出场，带着阳光的笑容和身体携带的热情与能量，被蔡老板一一介绍给各位朋友；随后，酒局结束，在男主角张了一的旁白下，我们得知了郑飞的死亡，他第二天就自杀了；最后，第二天张了一与孙谈例行与甲方开剧本会，张了一以其对于郑飞之死的感慨抒发自己的创作观念，即“生活充满意外，电影也该如此”，向甲方愤慨输出，遭遇解雇。就此，郑飞在剧本与电影中的所有戏份完结，“郑飞之死”完成了其“使命”，此后再未被提及。
对于处理电影中的死亡，里维特说道，“……一个人，一个作者的观点，以及这个人对他所拍摄的东西的态度，因此对世界和一切事物的态度，可以通过情景选择，故事构建，对话，演员的表演，或者纯粹的技术来表达，‘方式不同但地位等同’。有些事情只能在恐惧和颤抖中解决；毫无疑问，死亡就是其中之一；当你在拍摄如此神秘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呢？”[vii]那么，《银河写手》的创作者（我不愿称其为“作者”），是如何通过情景选择、故事建构、对话或是纯粹的技术来表达其对世界与一切事物的态度的呢？
我们看到，他们先是让郑飞出场，用一段“迟到+介绍/猜名字”的情节来塑造人物，魏来生动的表演、导演在酒桌上的场面调度赋予了人物切实的生命。随后，郑飞就在张了一的旁白中间接地“死去”，导演并没有让观众直接看到其死亡的过程，我们间接得知其死因是自杀。最后，郑飞再度在张了一于编剧会后的“自我阐述”中还魂，我们看到，伴随着张了一的台词中对饭桌上见到郑飞第一面回忆的描述，导演将画面在我们面前“及时”地闪回到相应的段落。如果将郑飞存在于电影中的所有情节段落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剧本会上的“第三幕”便是“郑飞之死”这一段落的高潮，尽管此时郑飞已死。在这一幕中，张了一完成了其价值观念的直接输出，完成了对制片人、文学策划以及我们（观众）的教育，而郑飞之死便是其最为有力的论据与工具。
极为吊诡的是，张了一明明以其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在做着一种看似十分道德的劝说，他所强调的生活的偶然性或许确乎需要我们重新重视，为何我们仍要说“郑飞之死”的处理存在道德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创作者（编剧、导演）选取了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其目的便是将郑飞之死作为一种说教工具，而非严肃、充满悲悯之心地面对死亡本身。张了一向制片人/文学策划进行的说教与输出，实际上就是创作者对观众进行的说教与输出。他们都急迫地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与价值观，于是不择手段，以德服人（借“死亡”固有的道德劝诫性），以理服人（阐述生活充满偶然性的道理），以情服人（死亡带来的情感震撼力）。然而他们太过注重“服人”，德、礼、情完全沦为了他们嘶吼着表达内心的传声筒。郑飞在出场时，借由演员的演绎与导演的场面调度，在电影机械中获得了属于人物的生命。而郑飞的命运是悲惨的，这种悲惨并不来自他的陨落，而来自人工赋予他陨落的必然性。在编剧下笔的那一刻，他的降临仅仅只是为了便于借由他的死亡让张了一/创作者完成对其他人物/观众的教化作用，而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萨特意义上先于本质的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么这种将人物工具化，让其徒留一种本质而不曾真正存在的做法，是否是反人道主义的呢？
而事实上，创作者明明可以以一种相对更恰当且温和的方式让郑飞“去死”（如果一定要让他死、完成教化作用的话），即不让郑飞“出场”，而让其完全存在于张了一或是蔡老板的台词叙述中。而现实情况是，创作者非但让郑飞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出场，赋予其肉身、精神，还强调了这一点，通过情景选择（饭局上姗姗来迟）、故事构建（与蔡老板的交情、与大家的萍水相逢、后来的自杀）、对话（张了一便是在对白中完成了对郑飞的还魂与对其死亡的工具式利用）、演员的表演（一种热情洋溢、阳光温暖的外在状态，刻意与死亡形成反差）、纯粹的技术（闪回），创作者十分功利地利用了郑飞的死，而强化这一点的，便是他曾经“灿烂”地活过，尽管观众不曾知晓也不被允许知晓，这样一个生命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酸甜苦辣，观众只是被创作者“告知”，他曾用力活过。那么，完全出于一种自私而功利的目的（实现对其他角色/观众的教化），让一个被赋予生命的人物去死，与为了抢劫而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们看看其他更具道德感的电影/创作者是如何处理死亡的：
《白塔之光》中，影片中段，男主人公谷文通的初中同学老穆同样在饭桌上出场，但由于老穆身在巴黎无法出席位于北京的同学会，他经由视频电话媒介作为中间介质现身，而非直接以肉身的形式出现。并且电话接通时，手机背对镜头，观众只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老穆全程以冷冷的、矜持的语气仅仅吐出只言片语。摄影机的镜头只在手机通过调度转变方向后在斜侧方给到了屏幕里的老穆几秒钟，且没有切到更近的景别，而是以全景静静地观望着一张模糊、依稀可见灰发的中年男人的脸。尽管人物是切实存在的，但导演张律并没有通过场面调度强迫观众靠近他，强调其存在，反而以一种合理的、疏离的距离处理。而当影片末段，饭桌上给老穆打电话的女初中同学青儿在凌晨特地登门前来拜访谷文通，向谷文通问询，揭露了其与老穆的往日旧情，并带来老穆自杀的死讯便匆匆离去。张律同样让一名戏份不多的配角突然逝去，但与《银河写手》相比，他选取的视角始终是限知的，与逝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蕴藏在剪辑思路、镜头设计、场面调度中的姿态并不存在如后者那般急迫或是强调之嫌，也没有用“老穆之死”说教什么、没有将其明显地工具化，而是维持了所有事物的原样。这是一种平静地“安排”死亡的态度——张律确实“安排”了这场死亡，但他并没有无耻地“利用”这场死亡，至少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中如此。这是处理死亡一种相对民主的态度（尽管张律在电影其他部分的场面调度存在道德感缺乏之嫌），作为观众我们并没有被教育去通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理解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张律只是将死亡略显突兀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品尝。
侯孝贤电影中的死亡同样来得突然。詹姆斯·乌登发现，侯孝贤的电影揭示了台湾新电影区别于“旧电影”的一大特征，即处理死亡的方式——前者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在最寻常的环境下平淡地到来；后者深思熟虑，按部就班、淋漓宣泄、多愁善感，煞费苦心的手法来高度弘扬道德信息。而《童年往事》（英文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恰是以三次死亡（父亲之死、母亲之死、祖母之死）结构的。詹姆斯·乌登以一种统计学般地严谨姿态分析了父亲之死这场戏中侯孝贤的场面调度与镜头设计，并总结道：“尽管这场戏长达三分钟，却只用了八个镜头完成。平均镜头长度达二十二点五秒，摄影机却纹丝不动，主要是因为它在远距拍摄。更重要的是，这场戏没有为这个死亡本身准备任何东西--没有近景镜头，没有预料中的音乐。”[viii]死亡被放置在生活之中，出人意料地打乱日常进程。这样的处理是对某种真实的靠近。而据侯孝贤的说法，这部自传性的影片几乎没有虚构的元素——我们当然了解，电影的存在便是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正如侯孝贤所做，仍旧可以追求一种真实的虚构，包括对记忆在内的一切感知。对死亡平淡而突然的处理，恰能还原一种真实的感触。幼年的主人公并没有被要求从父亲的死亡中学习什么，也没有故作深沉地表达“那一天起，我长大了”的教育意义。父亲的死亡只是一个打破生活平静的事件，是亲人的离去，而感触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也可能在多年以后的某一刻在回忆里突然惊醒。这是一种面对死亡时自然而真实的谦卑姿态。
而在《坠落死亡的剖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部电影在面对死亡时能够拥有的几乎全部美德。同样露面不多的角色萨穆埃尔在影片开端便坠楼死亡，后续的影片全部围绕该案件的调查、庭审展开。而涉及庭审的人们，无论是直接相关、被控告谋杀的妻子桑德拉，还是身心受创的儿子丹尼尔，抑或是几位律师、法官、审判长，乃至警方，甚至家中的小狗，所有“人”都严肃而认真地以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与他人进行着对话，努力还原着“真相”。但在导演/编剧茹斯汀·特里耶极其细腻的情节编织、对话设计、场面调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并揭示出这样一种态度：客观真相不可得，所有人都有局限，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尽力去扩展自己局限的边界，去试图抵达一个尽量完满的真相。尽管萨穆埃尔未曾“活着”出现在镜头之下，而只在录音与一些想象的画面中展示过他的生命，但在所有人物（包括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观众在影片结束后已经建立起了一幅对“萨穆埃尔”的认知图景，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过的“人”的外部形象、内心世界以及与他人/世界的关系从多种视角、以多种方式被尽量还原——这是生者能够给予一位死者的最大尊重。
相比于上述三部电影，《银河写手》在面对死亡时的道德问题，事实上源自其创作者与人物的一种畸形的关系。在某一些“烂电影”中，创作者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对其笔下/镜头下的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随意地决定其命运与生死，而目的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精彩”的艺术效果（如戏剧性、煽情）或是表达某种特定的理念。我们看《银河写手》是如何处理配角的：先一一介绍他们出场，赋予他们一些足以被观众记住的特征。然后让他们暂时隐退，当需要用他们来制造戏剧性/笑料，或是借由他们煽情、转变影片的情感基调时，又召唤他们立刻出场。创作者并没有意愿去塑造这些配角更立体的人格或是生活，简单来说，他们被塑造为了一类“工具人”。
事实上，所谓“工具人”，即性格特征单一、人物形象扁平，缺乏更深层面人物塑造的次要角色，在电影创作中并不少见，毕竟电影的篇幅有限，很难像塑造主角那般兼顾每一名角色。适当的处理是将这些角色作为剧情/人物上的“工具人”，即其出现发挥推动剧情发展/揭示主角更丰富人物层面的作用。而在《银河写手》中，这两种常见处理都被另一种功能替代：配角几乎全部沦为情感上的工具人。我们发现，不循规蹈矩按叙事规律好好讲故事的创作者，在影片中执着于另一种叙事路径，即以突然转变的基调使影片的情感在悲喜之间交替，通过捕获观众的笑与泪来捕获他们的心。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雪、炒鱿鱼、分手等悲剧/伤感情节在喜剧中的突然插入，看到了导演在每一处情感波峰以特定的技巧不遗余力地提高煽情力度。于是，害虫、蔡老板、大刘、小蕊们，无一不被简化为悲喜两种面向交替的结合体，创作者利用他们完成情感的转向，利用观众廉价的共情完成情感的控制，以达到此类喜剧梦寐以求的境界，即“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有人可能会问，所有人物都是创作者“创造”出来的，又怎么可能不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地对其进行“使用”呢？《不虚此行》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样作为近两年国产院线电影，刘伽茵的创作法可谓一股清流。她平视生活，爱自己的人物，不任意简化情感和现实，从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及最重要的，“和故事完全站在一起”，也即，选择与故事本身相符合的表现方式，而不是刻意强调一种高于故事的“个人化”标签。我们只要看看刘伽茵导演在接受专访时所说，就会知道这是一种怎样谦逊而善良的创作法：“但对于《不虚此行》，我的态度就是不去统一、不去简化各种情绪，而是真正地表达它们。”“但是我写的这些，人物们所说的话、人物们的情感，是我了解的，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最后选择的方式是真实性、写实性，以及最重要的，平视生活。”“我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会代入到人物的位置去想、去写，或者说是用心在写。我之前说了，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一次选择的风格，是与这个故事、和这个主人公相契合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不是我想要什么风格，而是这个故事想要什么风格。而我和这个故事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的和它想要的不会矛盾。”“重要的是讲述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真正建立联结的过程。”“但是在交流成为真正的交流的时候——按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人。”[ix]……
“真正的人”，本应是所有道德的创作者都应为之努力的一种追求。尽管《不虚此行》在成片效果、观感上看可能仍旧存在许多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创作者本就不曾追求一部所谓“完美”的电影，而是以一种足够谦逊又不失自信的方式进行创作，与笔下的人物完成平等的对话。或许拍出一部真正完全平视生活与人物的电影仍旧过于理想主义，但我们完全可以尽力做到“和故事站在一起”，而非居高临下地俯视。
或许，一部具备道德感，或者说品德高尚的电影，应当具备如下的品质：创作者对于其拍摄的对象（人、物、事件、世界），保持一种非占有关系的联结，试图向其靠近，与其对话，揭示出其深藏于表象之下的更深层次的面向，或是引发自身/观众对于该对象更丰富层面的思考，而非仅仅停留在表象的精致刻画，例如追求一种表层的“好看”。《不虚此行》《坠落死亡的剖析》的作者们几乎做到了，而《银河写手》则造就了又一个完美的反例。
[i]Annihilator《关于阿巴斯电影的两点思考》，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963629/
[ii]何国威.从“银幕”到“屏幕”：解说电影类短视频对电影的拆解与重构[J].当代电影,2023(04):91-98
[iii][法]安托万·徳巴克《迷影：创发一种观看的方法，书写一段文化的历史：1944-1968》，蔡文晟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页
[iv]《【银河写手】对纸片化的女角色开黄腔就叫幽默吗》，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5814380/
[v]吕克·慕莱，《Sur les brisées de Marlowe》《叫板马罗》，《电影手册》，第93期，1959年3月
[vi]雅克·里维特，《De l'Abjection》《论卑劣》，《电影手册》，1961年6月
[vii]同vi
[viii][美]詹姆斯·乌登(James Udden)《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黄文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ix]异见者《专访 | 刘伽茵谈〈不虚此行〉：“我和这个故事完全站在一起”》，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5459233/
留胡子的主角之一老在咖啡厅里念叨：他们项目能成，咱们怎么就这么难？
听几次我就想吼他：原因还不明显吗，就是你没料啊，起初是你俩没料，后来越来越变成你一个，就你最没料。
两小伙野心勃勃当编剧，从片头字幕就开始不靠谱。比如写剧本还非要一镜到底的，场面调度那是导演跟摄影师商量的活儿，剧本里写了也白写，你能把发生的故事讲清楚先吗？
比如卖剧本的价格从没去了解过，临时抱佛脚到处问，比如版权登记这等基本的避险措施也需朋友提醒，哪怕在网上跟同行交流过也该早早重视。
比如为了嘲笑《救猫咪》而把它捧到荒诞离谱的地步，剧本规律古往今来多的是各种流派各种说法，大量商业爽片多的是压根不遵循节拍器的，何来他们口中的人人都想用，何来颠覆了就是牛逼。
无论是死党女友的出轨，还是金发演员的去世，都给他带来巨大震撼，但作为一个职业编剧，不可能连全知视角和角色视角都分不清啊。
你身为当事人，信息不全面，当然会感到吃惊，但这不是写剧本不给出基本因果的理由，观众又不是来影院体验生活的。他竟然懵到把这些作为论据去跟制片方谈剧本合理性，被换掉太明智了。
行业固然艰苦，制片人固然有蠢的，但就这个情境，他这编剧没料才是命运的根源。
你要是说这人糊涂，一根筋，倒也可以理解，偏偏又给他一个诺兰粉的人设，如数家珍大谈《黑暗骑士》和《盗梦空间》，还向诺兰电影里致敬桥段。可是他真的喜欢诺兰吗？
读一读《诺兰变奏曲》看诺兰怎么构思剧本的，诺兰对左右手的哲学命题有多较劲，跟弟弟讨论电影设定有多执着，是他这个冥顽不灵的创作态度和理念吗？
如果说这书当时还没出中文版，那看看网上的诺兰访谈、蓝光碟的幕后花絮，甚至哪怕多看几遍诺兰电影，也不至于有他这种跟偶像背道而驰的理念。
整个故事对诺兰是一种猎奇式的利用，你压根不需要成为诺粉，只是个爱看商业片的普通观众，小丑摘下面具前的第一句台词也是显而易见的，看出这一点需要多专业吗？
以这个为发源，去开启一段偶像剧似的一见钟情的悬浮感情戏，只让人觉得诺兰也被剥削了。
我很奇怪，这电影是一群青年新人主创，他们应该是最体验过最了解编剧生活的。
人换狗的黑板推演图，一看就是写过剧本或长篇小说才会鼓捣出来的。制片方跟编剧开剧本会，即便很不满，上来总是先肯定几句再提意见，这也很对应现实。
诸如此类的桥段，证明主创绝对是行家里手，但把主角设置如此外行拧巴，是不是暗示他们跟主角一样，也在真实表达和市场需求之间迷失？
乃至到最后打出字幕说人物没有成长，这也是不对的，人物迷失初心后重新找回，也是一种经典的成长叙事套路，哪怕这初心没什么值得鼓励的。
整个设定让人想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同样是成功者拍同行业的失败者。
周星驰是成功演员，他演的尹天仇是失败演员，最后透过“卧底枪战”赢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本片片末花絮揭示主创是一鸣惊人的成功编剧，而片中的角色是失败编剧，最后依靠科幻未来得到了认可。
但仔细看，有核心的不同。尹天仇是有真材实料的，只是被时运捉弄抢走男主角，我们从他的不变中得到精神激励。而本片男主是本事不济还非要坚持，清醒越晚吃苦越多。
他继续下去，永远不会有他的朋友和前恋人的事业，永远不可能达到本片主创的成就，更不指望在下个世纪补获殊荣。如果他执迷不悟还想要这些，那就，祝他开心吧。
3月21，北京百老汇影城点映。嘉宾是《银河写手》主创和《年会不能停》董润年导演。这个安排很巧妙，很打脸。两部片同样以【打工人】作宣发卖点，但很显然，《写手》制造共情的能力值得怀疑。
（一）这不是打工人的故事
无论“打工人”、“乙方”、“写手”，这些称呼都无疑说明影片以下位者视角切入，反向凝视甚至冒犯上位者，造成爽感喜剧。《年会》巧妙利用上下位者之间的道德差异，营造对于下位者的共情：小领导的出场场景是酒池肉林，大领导则视员工如草芥；这对应着员工的朴素正义，无论是在职场性骚扰中拔刀相助表现出的当代性道德 ，还是“工匠精神”的传统工人阶级叙事。虽然它不是一个道德剧，但无法否认【基础设定】对于制造【定向共情】的必要性。
这些必要的设计在《写手》中，似乎被忽视了。 吹牛逼的男胖子并不是剧作意义的上位者，因为他的压迫属性远没有被放大。只是围绕着争署名来建立情节，离共情还差得远。入行以来我确实见过胖子这种人，北京特有的oldmoney，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形势怎样，某种隐形资产已然能保证其衣食无忧。让他们在结尾开网约车，更像是编剧天真的诅咒。相反，该放大的是【剧本】对于上下两方的不同意义：对上位者而言是一个满足了老逼自我表达的小小产品，对年轻的编剧而言却是身家性命。
众所周知，文学策划的工资还不如编剧，让策划跟编剧吵来吵去更是毫无意义。上位者反而冷眼旁观，远离了矛盾中心。这么看，它反而逃避了影视行业的尖锐矛盾——职能部门之间具有阶级差异， 话语权大于专业技能，导致资方、演员篡改剧本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 就算最后给个反转证明文学策划也是个好人，那她之前为啥提一堆意见？难道说，男主这剧本是真的不行？如果连这一点都没落实，那么这部片子讨论的一切都不成立。
（二）不会写爱情就别写了
《写手》里的女性形象确实令人不适。非得用女人的离开营造男人的悲剧，且重复两次，且同样缺乏女人的动机。片中美其名曰“反剧作套路，现实生活没那么多剧作动机”。这多少有点狡辩了，根本上忽视了女性人物的行为逻辑。即便除了分手这段，女友从一个北影节经典迷影女，直到能说出“咱编剧就是服务业”，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或者说，男主被分手是悲剧，那女友理想的覆灭不是更值得关注的悲剧吗？这一点上，哪怕看一遍《花束般的恋爱》也该知道怎么写。
不会写爱情就别写了，这不是骂他，而是一种可行的出路。《年会》就是这么做的，扎扎实实写职场，扔掉爱情元素的花头，一样能写出好戏。关键是，创作者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
（三）他到底想干啥
虽然女人写不好，但好消息是男人也一样写砸了。男主张了一到底想干嘛，或者说他的人设，根本就是一团乱：如果死也不改剧本代表他的艺术理想主义，可是在结尾那场幻梦所代表的【潜意识】里，为什么他想要的全是男权世界的世俗成功（顺从与崇拜）？宣泄过后，人物丧失了基本的同一性。 以及，他们的才华是否能支撑口中的理想主义？
至少应该像床上的男主一样问一句：“那你，爽了没有？” 但显然这部片的编剧不太在乎这个问题。想要观众共情到作者的私人愤怒，需要扎实的逻辑。主创说“人物可以没有成长”，这纯粹是偷换了概念。 “成长”不等于“向上成长”，黑化、绝望同样属于人物成长弧线。所以男主不是没有成长，而是他的成长不够可信，不够让人共情。
无法否认，平遥、first这类上升通道对创作者有迷惑性。《写手》和影展受众取得共鸣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像男主这样多少还有点电影“梦”，谁会跑去西宁看电影呢？但作为一个普通编剧同行我更觉得遗憾，因为我不相信，那些和这个行业并无瓜葛（甚至有成见）的观众看完能对“编剧”这个群体，产生多少的同情。
我的观察是，这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早已失却理想主义，而是自认乙方，服务业，甚至钻研主旋律大节点。当然理想主义式主人公值得拍，譬如《宇宙探索》的成功。但是，《写手》抱持的理想不够浪漫，嘲讽的现实又不够尖锐，最终夹在中间，令人困惑。
“关于电影这件事，我的第一个身份，永远是影迷。”
《银河写手》今天上映，虽然前路曲折，充满挑战，但我特别开心，深感自己何其有幸，能成为一部电影的导演，所以有些心里话想要分享。我觉得我阅片量还不错，但是在影迷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不敢提阅片量有多少。但如果比第一次看电影的年纪，我想应该没什么人能跟我比。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的年纪据我妈说是刚满月，她特别爱看电影，出了月子后就想去电影院看电影，但是带着孩子身旁又没人能照顾，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到影院，害怕影厅的音响震坏我的耳朵，就用棉花把我的耳朵塞上，啥电影她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很清晰得记得我没哭没闹。挺神奇的，我与电影的第一次结缘在我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完成了。后来大一点记事儿了，几乎每两到三周，都会进一次电影院。二十年前，我们西安最大最好的电影院是东大街上的西北影城。经常看电影我妈难免会心疼钱，那时候家里卖口红，售票员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叔，我妈每次去，都会带一个最新色号的口红给他，让他带给太太。那个画面我至今依旧历历在目，小小的售票窗口，一只手递进去一支口红，另一只手递出来两张电影票。现在回想这肯定不对呀！但确实滋养了一个小小的电影梦。
我学习成绩不好，但英语一直不错，还当过英语课代表，原因就是好莱坞电影，看的时候会模仿里面的台词和表演。每天一放学就赶紧回家，生怕错过中央六的《世界电影之旅—资讯快车》。那时候陕西八套电影频道还会播放每周的北美票房排行榜，也是我的必看节目之一。我的地理也特别差，但有一个知识我在初二开地理课之前就知道，中国是东八区，因为我买的每一张DVD的时候都要看看背后有没有写东八区，有东八区就是有中文字幕。还记得以前每到二月，就开始关注奥斯卡各种风向标，还在QQ空间预测大奖归属。到现在都记得马丁斯科塞斯凭借《无间行者》拿下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时的讲话：每个人在电梯里碰到我要问我一句，老马你什么时候能拿奥斯卡啊！还记得凯特温斯莱特凭借《朗读者》拿下影后的时候说：我从小就在浴室里拿香波瓶子练习获奖感言。我也会幻想，幻想自己以电影为生，但具体以什么身份并没有很具体的想象，只是模糊的觉得只要参与其中就可以了，从没觉得自己能导演一部电影。所以此刻除了感激伯乐，感叹自己幸运别无他想。我已经很幸运了，能把热爱的事情当作事业来做，回想起来我当导演没有吃过太多苦，上一代北漂人还住过地下室，经常温饱都难以维持，卡梅隆还开过卡车、科波拉拍《教父》的时候每天都在担心被制片厂换掉、JJ艾布拉姆斯从小就用超级8毫米摄影机拍摄学习钻研摄影技术，都经过大量实践学习和斗争，才得以拍摄电影，而我的职业生涯起步已经比太多人幸运太多。《银河写手》刚刚上映，票房前景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失败可能成功，但就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追梦这事儿最酷的不就是不被人看好么？把观众喜欢你的都记住别丢了，把观众骂你的也都记住别再犯了。跌倒了吸取经验教训再站起来就是了，入行也快十年了，又不是没失败过。无数个夜晚，我都深陷在自我怀疑当中，也时常在自负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横跳，写出了自己喜欢的情节和台词时，高兴得要命，在心中睥睨天下，觉得自己厉害坏了。看到朋友成功时、看到一部好电影时，又觉得自己差太多了，觉得自己的才华撑不起野心，害怕骄傲的自己变成“伤仲永”。《银河写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诞生的。上一个剧本我们三个改了两年半，至少有三次，我们坐在我常营的家里十几平米的客厅里默默流泪，我和单导抱头痛哭，我和老高激烈争吵，一份三万字的剧本，改了十几稿，几十万字躺在我的电脑里，所以后来老高得了和片中张了一这个角色一样的病，重度焦虑症：惊恐发作。患得患失无法集中注意力，心慌、随时处在崩溃边缘。于是在2022年的7月，我们决定放弃那个困住我们800多天的剧本，创作一个新的剧本，为了治愈老高，也为了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再试一次，有才华有能力就继续追梦，不离开不放弃。失败了就义无反顾地回老家，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以后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贴一张自己曾经追梦的照片就好。于是，《银河写手》就在充满未知的情况下开拍了，每天几乎只睡四个小时、宋木子拍到双眼布满血丝喉咙沙哑、合文俊穿着外卖服在没有电梯的居民楼里一口气连跑十几分钟、李飞凌晨三四点穿着背心躺在冰凉的大马路上，但大家谁都没有抱怨，每次拍出一个满意的镜头后，一群小脑袋就会凑在一起开心地看着监视器，商量着怎么还能更好，真的很爱我的演员朋友们，他们很棒，很热爱演戏，值得更大的舞台。
《银河写手》是一部描写年轻人追梦的电影，在画外，也是属于我们一群年轻人的追梦之旅，是让我梦想照进现实的作品。或许以后我们的作品会更商业更下沉，但银河永远都是我最私心的一个孩子。虽然TA是一部没有大制作大预算的小片儿，可能粗糙可能青涩，仍有不成熟之处，但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很真诚的在对待观众。我觉得银河满足了我个人对于青年导演第一部作品的全部自我期待，TA是那么的特别，天马行空鬼马多端，像一个少年，莽撞、充满好奇心和浪漫的童真，不撞南墙绝不回头，不实现梦想绝不罢休！当然，在我们正在酝酿的下一部作品里，虽然更加类型化商业化，也会有我们一贯风格保留的，那么多影迷、前辈和朋友，帮助我们提携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下一个谁，或是成为一条没有色彩没有表达的流水线，而是期待我们像前几代导演前辈一样，为各自的时代创作，为民族文化和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
或许，或许此刻就有一个曾经的我，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攒钱买着《看电影》、刷着豆瓣、似乎每年都只为那几部新片的上映日期而数着日子期盼着过活。又或许你怀揣着理想，正在梦想与现实的困境中挣扎着，希望《银河写手》能带给你一丝慰藉和治愈，给你实现梦想的勇气。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是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
最后，关于《银河写手》我最想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我的编剧搭档高群，我们共同成长、共同学习，一起在每一个咖啡厅、每一个麦当劳聊剧本聊想法聊理想到深夜，最艰难的时候是你作为战友一直站在我的身边，向你致敬bro。另一个，是我的编剧&导演搭档：单丹丹。你是我的灵感缪斯，工作中，你是我的最佳拍档，才华横溢、能力卓群，总是比我先一步洞察到故事和人物的本质，带着我前行；生活中，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充满冒险精神，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看不完的电影、讲不完的笑话，我们直言不讳毫无隐瞒，一起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生活满怀期待；感情中，你是我的爱人，包容我的所有自负和自大，也在我低落怀疑时给我抚慰，借用《黑暗骑士》中小丑对蝙蝠侠的一句台词表达我对你的爱：
You complete me. 你完整了我。
最最后，用我人生最爱的三部电影之一的《壁花少年》中的一句台词分享给大家：
We Are Infinite.我们拥有无限。
影迷|导演|编剧：银河写手李阔
第十七届FIRST青年电影展于2023年7月23日~7月31日举行，作为疫情三年从未停办或推迟举办的电影节展，FIRST保持了青年电影生态记录谱系的连续性。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第十七届FIRST主竞赛所呈递出的创作图景时，得以站在一个更加绵长的历史维度予以读解，穿破表象的嬗变，增添一份笃定。
2023年7月24日下午，我们邀请到了刚刚结束媒体场放映的《银河写手》导演李阔、单丹丹，制片人刘婧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家看了会说，噢，原来电影就是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