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文萨：希望之人  希望之子 / Walesa / Walesa. Czlowiek z nadziei / Walesa. Man of Hope

这三部电影之间的微妙关系仅从它们在豆瓣条目里的海报就可以略知一二。《大理石人》和《铁人》的海报很明显出自上个世纪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波兰学院派海报手笔。这种海报最初是在亲苏波兰政府的审查制度强压之下艺术家们为了自我抒发和政治讽刺，将海报作为与当局躲猫猫的工具而制造出的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性符号的独特艺术风格，贴满了大街小巷的海报成为波兰公共艺术的重要部分，人们每天与这些海报生活在一起，城市的街头成了波兰的画廊。有趣的是，在面对这种最初主要在马戏团演出中做宣传的格调欢快色彩绚丽的Cyrk海报时，审查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其中对当局明显的批评和嘲讽。六七十年代后，波兰的经济发展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掌权者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也越来越强，所谓“工人阶级的政府”与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更加强烈，波兰的海报艺术也就逐渐向着更加黑暗、晦涩和抽象的方向发展。其中最独具特色的还是电影海报。波兰海报艺术家对于电影的阐释总是尝试通过复杂的符号体系来对影片内容和主题进行抽象，更注重表现影片氛围而非情节，大量使用类比、比喻、隐喻等修辞手法，再加上他们极富个人特色的诠释方式，使得这些海报甚至能从电影本身独立出来成为独树一帜的艺术品。《大理石人》和《铁人》的海报正是对这种独特波兰艺术的真实写照（不幸的是，笔者暂时没有考据到它们的设计师是谁）。在《大理石人》的海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砖砌的人形，他的头顶被卸掉，露出人形内部的空间——一只在蓝天上飞翔的鸟。而《铁人》则是一个工人的头像，他的头部被扣上了一颗巨大的螺母，遮住了他的双眼。至于《瓦文萨：希望之人》，这就是一张非常普通的现代电影海报了。尽管也有人制作过类似波兰学院派的抽象风格海报，但给人的只有复古感——毕竟这一艺术运动也随着当初把它逼出来的那个波兰人民共和国一起成为历史了。这种对比正好说明：《大理石人》和《铁人》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之下的产物，是对它的时代背景的一个切片式反映，而《瓦文萨：希望之人》是一次复古式的回顾，是对这一浪潮结束之后留下的痕迹的一次重新揭露。

《大理石人》和《铁人》是两部有着沉重历史分量的影片，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异见者拍出的反建制电影那么简单。《大理石人》中，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偶像的陨落，《铁人》中则是一个新偶像的诞生。毫无疑问，两部电影都与波兰现代历史上真实发的工人运动有着重要联系——一次是1970年年底波兰群众针对生活用品价格上涨而发起的抗议活动，另一次是1980年的团结工会运动。贯穿了两部影片的重要角色，基于莱赫·瓦文萨（也就是《瓦文萨：希望之人》的主要角色）塑造的虚构人物博库特，曾是一位被当局选中并制造出的“劳模”，他和他的砖瓦匠同事在波兰因贫困而破败的地区新胡塔从事着城市建设的工作，却成为了波兰政府用于政治宣传的一场“劳动表演”的主角。说到底，这场“劳动表演”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标准。正如《瓦文萨：希望之人》的领导讲话中所言：“人作为一种劳动资源可以实现难以置信的目标”，博库特和他的同事们“表演”了在一天的工时之内他们可以完成远超平均工作量的工作，那么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就算其他工人无法获得这些表演者在下工之前得到的补充体力的大餐以及表演结束后充分的休息和体力恢复，他们有的仅仅是发臭的鱼做晚餐以及连轴转的工作排班）？总之，这就像是一场波兰的“大跃进”。博库特成了劳模，这个单纯的青年也以为自己确实是因为工作卖力而成了劳模，成了劳动人民的榜样，自然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灌输给他们的公民的思想教育。然而博库特在某次“劳动表演”（是的，这种“表演”居然还有全国巡回演出）中的受伤让事情变得复杂——一位大概已经受不了这种作秀带来的工作标准提高和随之而来的压力（很明显，如果你无法达到这种标准，是会遭到惩罚的——熟悉吗？）而决定“下毒手”的工人递给博库特一块烧得滚烫的砖，让他差点失去了双手。博库特意识到自己的“劳模”身份实际上只是个可悲的提线木偶，或许是出于愧疚，他想要真正成为这个身份赋予他的一切，承担起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责任，为工人们的权益奔走，但却使这位劳模成了制造他的政府的眼中钉。

在《大理石人》还有随后的续集《铁人》中，瓦伊达采用了类似《公民凯恩》的叙事结构：采用闪回、倒叙、插入影像资料和人物访谈来还原这一事件，在尽力纪录现实的同时又保持着事件的含糊性和多义性。纪录片风格的视听语言、特别的视角、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制造事件复杂层级的段落蒙太奇证明了瓦伊达是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在剧情片领域的出色继承者。他的影片成功将观众抛入影片的情景之中，那些自然主义风格的不加修饰的镜头仿佛是在告诉观众：你们所有人都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如果没有什么能做的，那就动动脑子吧！同时，除了在艺术风格上延续了苏联电影的前辈，他的创作理念毫无疑问也非常靠近维尔托夫在《持摄影机的人》里表现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为在《大理石人》上映后不久的1980年，仿佛是对这部影片的回应一样，以安娜·瓦伦蒂诺维茨被解雇为导火线的格但斯克船厂（这里是1970年的抗议运动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大理石人》影片结束的地方）大罢工开始了。瓦伊达走入了船厂的罢工工人们之中，他们告诉他：“你应该把这件事拍成电影，片名就叫《铁人》。”

瓦伊达接受了委托。很快，以1980年船厂罢工为关注点的延续了《大理石人》的叙事结构和视听风格的《铁人》就于1981年完成，并且在团结工会运动胜利与格但斯克协议签订后短暂的解冻时期得以在波兰各地的影院上映，两百多万波兰人民成功看到了这部为他们拍摄的影片。虽然这种胜利是短暂的，因为很快，戒严令就开始了，但这部影片对波兰民众运动的大众记忆的保存是成功的，它在波兰人民之间造成了影响，一种有机的非固化的大众记忆在民众的话语中动态地编织起来，它是如此强大而不可捉摸，即使是戒严令这样目标清楚的精准打击也没有摧毁它。这部影片本身实际上对革命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在结尾，主角遇到了一位对工会的胜利毫不在意的官员，他声称，这只不过是一纸协议罢了——这自然也可以被看作对接下来的戒严令的微妙寓言，假如我们可以将《大理石人》视为对1980年的工会运动的预言的话。但它揭露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像罢工期间控制船厂的工会这样的无政府形式的组织运作方式是可能的。

两部影片中，同样也都包含着瓦伊达的自我反思。首先，两部影片中负责讲述故事的叙述者都是媒体工作者——《大理石人》中的主角，《铁人》中主角的采访对象，阿格涅丝卡（合理怀疑这个角色的名字取自当时波兰道德焦虑电影运动的一位女性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是一位初出茅庐的电影学院学生；而《铁人》的主角温克尔，则是一位记者，年轻时曾经报道过博库特的事迹却差点丢掉饭碗，人到中年后便开始破罐子破摔，变得酗酒、颓废，焦虑。而在《大理石人》中，其中一位受访对象就是一个刚刚在国外拿奖的导演（影片中使用的金狮奖奖杯正是瓦伊达自己的），年轻时也曾服务于政治宣传的新闻片制作——正是他的工作成为塑造“劳模”博库特的第一步。而其中引用的一部新闻片里，我们可以在演职员表上看见瓦伊达自己的名字。瓦伊达借此反思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同时也思考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一位“非异化劳动者”，在这些“异化劳动者”的直接行动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已经被太多人思考过，但很少有人像瓦伊达这样将思考如此深刻地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团结工会运动是否真的胜利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工人运动很少有哪一次能够成为是彻底胜利的（几乎是完全没有）。即使戒严令没有摧毁团结工会，在戒严令之后重新现身的工会也早已变质——他们成了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非继承罢工时期对全新的工人民主形式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建设，这加速了波兰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转向，也将大大损害波兰工人阶级的地位。毫无疑问，现在的波兰已经与过去那个“人民波兰”大相径庭。团结工会今天依然存在，但在一连串选举失利之后，已经失去了往昔对波兰国家政治的重要影响。这也正是《瓦文萨：希望之人》拍摄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这部电影拍摄于2013年，彼时七十岁的瓦文萨本人已经宣布不再参与波兰政坛，仅仅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国家产生着影响。《瓦文萨：希望之人》继续延续着前两部的访谈闪回结构，但已经远远没有那么复杂了。瓦文萨似乎已经褪去了革命英雄的光环，坐在家中的椅子里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他易怒、自负、傲慢，有些不耐烦地回忆着他的过去。在这部影片里，工人们的运动退入了背景之中，瓦文萨则站上舞台。与前两部对大众记忆还原的尝试不同，这部影片则“堕落”成了英雄的史诗。也许不应该在这个方面对瓦伊达过分苛责，因为想必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自己也有些灰心丧气了。影片像前两部一样大量引用了新闻资料片，不过有趣的则是对前两部电影中片段的引入（值得一提的是，瓦文萨在《铁人》的婚礼戏段落扮演了他自己为两位新人献上祝福，这使得他成了唯一一位在电影中饰演过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耐人寻味的是真正的瓦文萨（角色）与《铁人》中以瓦文萨为原型的虚构人物托马齐克在火车上的“相遇”。托马齐克是博库特的儿子，继承了前者的革命事业，在这一场戏中正拿着呼吁罢工抗议的传单在火车上分发——这是《铁人》中原本就有的一个片段。而瓦文萨则坐在火车上，接过了传单——这很明显是后来补拍的。于是，这份事业的责任就从一位闪闪发光的青年偶像手上传到了这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手里。瓦文萨作为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在这些运动里曾经还是相当可靠的，他来自那些工人之中，经历过他们经历的一切，富有热情，很会讲话，充满魄力和魅力，有本事说服所有人围着他转——对于一场刚刚起步的政治运动，他是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也是不得不选择的领导人。正是这个不得不选择使他在运动发展中变得不可靠——因为这将一种集中的权力放在了他的手里。这是种诱惑，也是种威胁——因为当当局需要找一个找麻烦的人来当靶子的时候，第一个被选中的正是他这样的“代表”。另一位波兰导演扎努西在影片《黑幕风云》中也点明了这一政治逻辑：当老师面对提出要求的学生群体的时候，提出只会与他们的代表谈条件，而学生们则团结起来说要谈大家就一起谈。这种非常直接的直接民主或许在学校这样的小集体里适用，但对于整个波兰的工人阶级来说，就显得有些不现实了。

无论如何，瓦文萨确实在团结工会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工会在他的代表下与波兰当局签订绥靖的格但斯克协议之后，他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变得微妙起来。因为很明显，波兰政府最终以戒严令毁掉了这个协议给波兰社会环境带来的短暂平静，大家终于意识到当时的妥协完全是上当受骗了。而工会内部对组织结构自身的反思也让大家开始怀疑瓦文萨的纯洁性，因为他的个人意志已经开始对工会活动产生了控制，而这种情形与他们反对的政党内部的高度集权是没什么区别的。瓦文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波兰政府将他从家乡带去华沙逼迫他在电视演讲上给波兰群众道歉时，在路上他摇下车窗，以为路边的人们还会支持他，结果却遭到了人们的攻击。

这已经标志着一切都完了。即使瓦文萨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原因似乎是结束了共产主义在波兰的统治，但实际上当年他领导的那个运动可比波兰的亲苏政府共产得多）并借此赢回了他在人民之中的名誉，并在1990年成为波兰第一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团结工会也已经不再有翻身的可能性了。更不用说在他下台之后，有人曝出了瓦文萨当年与波兰秘密警察达成的协议（这件事在《瓦文萨：希望之人》也有所体现），让他成了波兰工人内部的秘密线人。也许他没有告发任何人，也许他只是为了保护家人才不得不签下这份协议，但这也足以让他变得更加不可信任了。总而言之，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执掌权力做领导人，在这样激进且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直接行动里中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他们远远没有那些已经无可失去的人可靠，因为把柄太多了。

这部影片最终以瓦文萨赢得选举的影像结束，但远远没有《铁人》接近片尾那个大胜利的景象令人雀跃。也许瓦伊达也知道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在当下新自由主义泛滥、注重高积累和高速发展的全球化世界再度上演。实际上，如今西方的新新左派组织的一些零碎的直接行动还能在微观层面影响着世界政治，诸如人民全球行动（PGA）这样的世界性草根无政府主义组织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国家暴力机器的防线，但似乎资本全球化反而让大家的联合变得困难了起来。大卫·格雷伯在文章《全球化与新新左派》中提及这样的运动缺乏一种有效而不会变质的组织形式，一种非正式的、会议形式的决策方式，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参与决策过程，异议者可以选择不参与最终决定的行动，除非认为该行动违背了组织原则而要求重新决策，而不是对每一个不合心意的决定做出阻挠。实际上，在团结工会运动占据格但斯克船厂的短暂几周内，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已经在那个乌托邦的瞬间里露出了它的冰山一角——这也正是这场运动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一种可能性。如果团结工会当初没有达成那个妥协的协议，很难说波兰历史是否会因此改写，但回顾那场运动时，我们也许能从其中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可无论怎么说，团结工会运动已经失败了。这也正是本文标题要说的：你往何处去？在波兰，保守主义正在这个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卷土重来。然而，这也不是个别现象：全世界都在肉眼可见地“向右转”。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些本应该承担解放责任的人们，那些本该履行你们对人民承诺的人们，那些本来应该站出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人，那些曾经是“莱赫·瓦文萨”的人们，你们要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