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彭于晏廖凡姜文周韵许晴泽田谦也安地史航李梦丁嘉丽陈曦
类型：剧情喜剧动作导演：姜文 状态：HD 年份：2018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7.0分热度：1 ℃ 时间：2024-06-11 19: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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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死于枪稿！
“不会生活。我觉得说好听叫搞创作，说不好听就是对生活没招才去假造一个生活。”——姜文
姜文的作品是经得起解读的，《邪不压正》也不例外。n
初步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很姜文”，却也“很不姜文”。
“很姜文”并不是姜文作品畅行无阻的通行证，反而“很不姜文”的说法，很少人提及，却值得深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创作中的姜文，会把自己隐藏起来，隐藏在了自己创作的影像世界中。这部电影，处处体现的是姜文的自我世界。这个“自我世界”在电影中表达，实则是令人好奇的。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没有看过原著实为可惜，但据看过朋友说，电影除了保持原著故事框架和角色之外，其余被改动的很大，就像姜文自己所言：
“《侠隐》离我有点远......《侠隐》去掉侠，我觉得人最重要，侠不侠的那事，反正是吹出来的。”
浪漫、狂野、激昂、自由等这些个性化的标签都有，但都被具象化了，反而姜文自己那部分抽象化的东西隐藏的很深。而且这部《邪不压正》是姜文电影中故事最复杂的没有之一，所以就更需要研究一下了。
这篇文章，不再探讨姜文电影的风格和符号了，也不多余说每位角色的原型这些，知道这些对大众观影一点用也没有，这里要说下故事，说下角色动机和设定，只有了解这些，才会明白在这部电影里想要表达什么。
为什么姜文会被误读？从马丁·斯科塞斯到昆汀，看看他们怎么说？
《邪不压正》，两条主线，明线就是李天然的故事，很直白，光明正大的房顶上的“轻骑兵”；暗线就是蓝青峰的故事，隐藏在台词、角色动机之内，见不得光。
这个角色值得深扒，因为电影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他而起。首先不妨我们从细节上来追查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地位。
在与朱潜龙吃饺子那场戏中，我可以得知，这位参加了辛亥革命，是第一批革命的老干部。
但之前跟朱潜龙的“认祖归宗”和后来谈话中，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字眼（是顺着朱潜龙说得）。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蓝青峰的终极目标，是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或者说他最开始参加革命，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并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结果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他是元老，但不喜欢现在的国民党，他想建立新的北洋政府。所以这几年他一直潜伏做局，暗中建立自己的势力网。这一折腾，就是半辈子。
那么蓝青峰是要复辟帝制吗？不一定，但他最终一定是大权在握的那个人，电影也明确表示，西边小锡子（阎锡山），南边小诸葛（白崇禧）都可以拉拢，有点东晋门阀政治那种感觉，皇帝都是傀儡，士族体系遍天下。
有一个例证，电影中蓝青峰明确表示日本人靠不住，因为首先蓝青峰是抗日的，自己的“帝国”肯定容不下日本人，所以他藏匿了张将军。
而蒋介石更不行。
他看不上国民政府那一套，因为在他眼里，国民党不成气候，而且他们还消极抗日，所以电影里黑老蒋（写日记梗：“正经人谁写日记？下贱”）。
但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背后的势力，是美国人。这是蓝青峰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
朱潜龙是国民党公职人员（警察局副局长），根本是日本特务头子，所以蓝青峰不但挑拨他们互杀（美国对日本），同还暗中拉拢对方，总之先搞掉一方再说。
这里提一个人，大家就会对蓝青峰的定位了解了。《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博，专注藏在背后搞事情30年。
PS，朱潜龙是才是要复辟帝制的那个。
他本来是孤儿(师父收留了他)，后来认了朱元璋为祖，想跟溥仪一样靠日本人称帝，关巧红店里的龙袍就是给他的，但蓝青峰告诉他，日本靠不住，你只能靠我。换句话说，我可以帮你当皇帝，但你必须要除掉日本人。
运筹帷幄数十年，只争朝夕，但最终差之毫厘，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蓝青峰。
蓝青峰的计划，早在15年前的写好了剧本，李天然是故事的主角，朱潜龙和根本一郎是目标，自己则是编剧+导演。
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但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拦路虎，日本人和国民党。以自己的力量他同时是搞不定俩势力的，所以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并依靠双方内耗之际，自己渔利。
他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也知道蒋介石不堪大用，他首先要清除的是日本人，所以拉拢了朱潜龙，利用他的复辟梦，干掉对方的特务头子，瓦解日本人势力。
但这一切，必须要在战争开始完成，因为一旦战争打响，日本人可就不好对付了，而且老蒋那边背后有美国人，也会借机上位，届时就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所以还是个“限时任务”，只争朝夕。
蓝青峰以交出李天然为诱饵，让朱潜龙杀掉根本一郎，然后自己再把李天然交给朱潜龙，一旦任务成型，最终事态发展成什么样子，都对自己有利。
★一旦朱潜龙杀掉根本，他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能跟自己一块抗日，而且朱潜龙会利用舆论，有民望，这个角色作为己方人士，百利无一害。
★就算把李天然交出去后，后者因为仇恨杀了朱潜龙，蓝青峰完全可以“大义灭亲”，要么杀掉李天然自己得民心，要么把责任都推到后者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从他善于潜伏的个性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就算朱潜龙任务失败，依然还有李天然这个后手，可以把他放出去搞事情·。
★就算李天然也失败，李天然的养父可以背锅，最后都算在美国人身上，也查不到自己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他还要给李天然找一个“爹”的原因。
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我蓝青峰主导抗日，瓦解敌方势力清除汉奸，能得民心，也能拉拢各地的军阀投奔自己，，打压美国势力，最可以让自己取代老蒋，建立新北洋。即便最坏的结果，大咱也能撇的干干净净。
李天然至始至终都是一个棋子！
最后计划失败了，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还是因为李天然。
首先亨德勒知道蓝青峰的计划，阻止他利用李天然，蓝青峰本来就不爽美国人，便起了杀心。
其次李天然自己搞事情，偷了根本的刀和印章，并盖在朱潜龙的老婆唐凤仪屁股上。
本来朱潜龙和根本一郎就互通有无，这样一来，六国酒店那场戏之后，两人开始怀疑到了蓝青峰的头上。
根本为了试探蓝青峰，让他杀了美国人，换取汉奸名单。蓝青峰将计就计，除掉亨德勒，却犯了一个大错误。
根本从他需要汉奸名单的态度上，就能猜出蓝青峰的真实目的了，原来你小子是抗日的啊！所以蓝青峰这里的疏忽，不但丢掉了挡箭牌亨德勒，还让自己露出了马脚。
随后根本与朱潜龙一通气，在蓝青峰面前做戏给他看，日本人杀了蓝先生的车夫特务，朱潜龙的警察立刻来拍照说这是警察合法消灭的汉奸。蓝青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
假如没有李天然从中裹乱，蓝青峰的计划没准真能成行。
但是，蓝青峰还是老辣，最后还有一个后手，就是把李天然藏了起来，还把最后执行任务的信鸽给炖了，为的就是让他们找不到李天然。
老蓝明白，自己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李天然这头猛兽，随时可以搞他们，所以自己交出李天然之前，对方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最后蓝青峰哭着把李天然送出去的，这里姜文实际上是留白了，有着两种解读空间：
★蓝青峰哭，是自己运筹帷幄多年的计划失败，善于做局的他已经无路可走，手中的棋子还没打出去，就被将了军，懊恼无比，自然痛哭。
所以战争开始之后，他让李天然出去搞事情，因为他明白，自己计划失败，只能借助单纯报仇的李天然，做掉敌人，顺便让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我知道。”“你真的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我真的知道。”“太好了。”
★蓝青峰哭，也是因为自己。因为李天然是自己的“儿子”。李天然此去，凶多吉少。
他是为李天然伤心吗？不可能，这“爷俩”有名无分，都没怎么见过面，蓝青峰哭是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加上李天然，为了这个计划，他搭上了“三个儿子”，结果最后还失败了，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儿子”。
所以他哭得是自己，心说我这一辈子怎么他妈怎么倒霉，送出去的儿子，还听不见响儿。
所以，对于蓝青峰角色，要一分为二，他不是好人，也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坏人。他抗日，得民心，但最终目的为了自己的理想秩序，利用了很多人，本质上跟朱潜龙一个性质。最后被拔了牙，惩罚了他挑拨离间，摆弄是非。
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李天然，给了他自由，也顺水推舟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牌张将军，给了国民政府，让后者继续抗日，所以看待这个角色要一分为二，不能简单的以非黑即白的定性。
实际上，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大都也是这样的存在。
这就很好理解了，电影的明线故事主角，人设单纯，热血。
李天然有着强烈复仇心切，但来到北平之后，表现的却不像一个满腔怒火的人。在有好几次杀掉仇人的机会面前，纵然有着外因阻挠，但他本身也是畏首畏尾。比如：
酒店那场戏，暗器没有杀死朱潜龙，虽然养父和蓝先生一再灌输他留着朱潜龙的利害，但他听吗？如果听话，就他妈干脆别打暗器，实际上还是不敢；nnn偷根本的刀和印章，却不敢留自己的名字，写得“燕子李三”，键盘侠的特点；nnn把印章盖在唐凤仪的屁股上，借机消遣朱潜龙。有这工夫，不如直接搞他老婆，无论是看不上人家也好，还是不敢上也罢，总之最后还被唐凤仪挑逗了一番。
实际上就是空有一身本事，抱负也不小，但真正机会摆在面前时，却犹豫不决，但自己嘴上还不承认，还总想着东搞西搞，图一时爽快，满足自己的复仇心理。
你可以理解这个角色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也可以理解李天然顽皮捣蛋，需要成长的历练。
电影中，李天然这样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做派，反而让蓝青峰露出了马脚。到头来还是自己人倒霉。
这个角色，就是热血青年的象征。
往远了说，那时候，很多五四青年就是这样，口号响亮，但行动力不行，而且集齐单纯，头脑发热，容易被当时的各路军阀利用。往近了说，就是键盘侠嘛。
所以热血青年就是这样，敢做不敢为，且容易被利用。不过一旦加以引导，青年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因为有句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把他们引到正线上，会爆发出很大的能量。
电影中引导李天然的，就是关巧红这个角色。
原型是民国传奇女性施剑翘，却有独特的风格。
关巧红这个角色与李天然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背负深仇大恨，但比起暴殄天物的李天然，她本人是无法完成复仇计划的，外因她遇不到仇人，内因她能力达不到（小脚）。
但这么多年下来，关巧红一直在寻求改变这个现状。俗套一点的说，她在成长。
电影关巧红曾经裹脚并为复仇通过手术放开裹足，因为她练过武术，曾经一度依靠男人，最后发现求人不如求己，随即解放自己的双脚，去掉象征封建礼教的裹脚，让自己重新可以飞檐走壁。
她也曾经彷徨过，她的仇人曾到过她的店里，但是她看到仇人花白头发，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没能下得了手，因为她善心发作，却成为最终的遗憾。
关巧红最终放弃复仇了吗？电影没有说，她最后只是离开了，去继续复仇？也有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自己复仇的希冀，延续到了李天然身上，她朝着李天然开枪，让他克服恐惧。最后转身离开，杜绝了儿女私情，自己的派系高手，也帮李天然清除了对方杂兵，这个角色大隐于市，这才是《侠隐》。
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姜文去掉了“侠”，并没有让关巧红跟其原型施剑翘那样具有侠义之风，反而是一位最具人性化、以及母性光芒的角色，这就是姜文的“以人为本”。
最后，旁敲侧击的一句，关巧红的定位，就是代表了进步青年，其实也象征了地下党，房檐上那些人不就是敌后武工队吗？引导人民向前进，不能多说了。
“屋顶之上是一个干净、浪漫、有灵魂的地方。屋顶之下则是权谋的。”这是周韵在接受采访时的原话。
屋顶，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台，了解“天台文化”，就不难理解本片中房顶所象征的内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俺的旧作：各位朋友，咱们天台见！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是现实世界中却又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所在，象征了不同区域，现实另一面。同时这里也象征着私密，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空间。
结合电影的时代背景，1937年的动乱时期，人心叵测的年代，姜文的浪漫主义，用这种方式，通过相对虚构的时间和空间的环境，去塑造一群屋顶上的、体面的中国人。
结合李天然的人设，一位封建的热血青年，屋顶就是他的一个空间，是他超然世外思考命运，也是内心反省的场所。
大面上说，他在进步青年（关巧红）的教诲下的成长史，也象征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成长史。
电影中的两位女性，都代表了受到封建礼教荼毒的中国女性，但唐凤仪与关巧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唐凤仪受过高等教育（剑桥），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她的教育程度就是一纸空谈，所以她只能依附于男人，并不是她不求上进，而是因为她没得选。
关巧红开始也是一样，但当她发现男人靠不住的时候，宁愿忍受手术疼痛也要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唐凤仪则是，当她发现自己男人靠不住时，选择了另一个男人。
最初她跟着朱潜龙，为的是荣华富贵，未来没准还能当皇后。但随后她又选择了李天然，希望跟他去马尔代夫买岛，未来生出一个帝国。
所以在唐凤仪骨子里面，还是希望自己是当皇后，哪怕换个男人也是如此，并没有第二选择，最终也造就了她悲惨的结局（战争爆发了，朱潜龙无法称帝了，李天然也走了）。
另外，关于唐凤仪说自己70岁的梗，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污，而是有个隐喻：
电影发生在1937年，她自己说是69岁，考虑到中国人都讲究虚岁，那么我们倒退一下，唐凤仪出生日期应该是1868年，这个年代，是末代太后隆裕，也就是光绪皇帝老婆的出生年代。
这就很明显了，电影里隐喻唐凤仪以前就是皇后，现在还想着要当皇后。这是典型的姜文式戏谑，架空角色的调侃。
昔日的“皇后”，一直梦想再次当皇后，但当她知道自己当不了皇后，所以她自杀了。
电影中，曹雪芹神出鬼没，写《红楼梦》的地方至少有三处：
蓝青峰说在跟朱潜龙吃饺子的小屋里、亨德勒说在李天然回国住的屋子、李天然告诉巧红在钟楼里，可谓没有准话。
到底哪处是真的呢？其实都有可能是真的。
据考，曹雪芹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分别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原蒜市口16号院）、北京植物园内原正白旗村39号、通州张家湾、西单石虎胡同、内务部街11号、平郡王府等等。其中除了蒜市口之外，其它都为存疑。因曹家进京后无处可住，在接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的帮助下，曹家住到了南城“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此外北京植物园内的原正白旗39号，现在已建为曹雪芹纪念馆。
其中，内务部街11号，正是姜文小时候在北京居住的地方。
据北京香山正黄旗的老辈人讲，曹雪芹写《红楼梦》，不是光靠坐在屋子里写出来的，而是每天外出云游，将纸笔卷藏在腰间，兴之所至便即刻解开包袱写起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影评人谈电影，就像太监谈做爱”。这是姜文当年的名言。
并不是姜文在diss影评人，而是姜文在怼部分影评人的风气，就是那些不懂装懂，而且收钱办事、不看电影就打分的人。
姜文还是很“尊重”影评人的，毕竟史航扮演的角色是站着死的。但这位角色终究还是个太监，却是很有原则的，因为电话中这位明确表示，没有看过的电影不会写，明摆着不收钱，所以姜文虽然调侃影评人，但在电影里这位站着死。
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死于两杆长枪之下，可是当时在场的刺客，没有一位拿枪的。这处设定很明显，收钱办事的评论人写得叫什么——枪稿啊。写枪稿的影评人，最终会完蛋的，死于枪稿之下，站着死也是死。
话又说回来，分析半天，《邪不压正》的故事还没说呢？已经不止一位朋友跟我说，看不懂。
姜文作品，故事向来比较简单，而且这位不喜欢把故事说透彻，要的就是“经得住琢磨”这股风骚劲儿。了解了几位角色特点之后，我们简单顺一下故事。
我没有看过原著《侠隐》，所以只是就事论事，单从电影的角度，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笑傲江湖》啊。
姜文的蓝先生就是岳不群啊，隐忍多年。
彭于晏就是令狐冲，愣头青一个，被蓝先生（岳不群）当做棋子，用他来对付朱潜龙和根本（五岳剑派，左冷禅这批人）。
然后彭于晏遇到了关巧红，好比任盈盈，来到了屋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清爽、体面，代表了自由。这就是好比任盈盈把令狐冲引入日月神教，从而让他发现名门正派的不轨之处。
许晴饰演的唐凤仪，是东方不败吗？
大致就这个意思，其实很好理解，虽然角色人设和故事走势不太一样，但故事模式就是这个样子，get到这一点，理解《邪不压正》的故事自然水到渠成。
很多，说点个人认为有趣的地方。
1、李小龙
李天然的英文名叫做布鲁斯·亨德勒，唐凤仪知道他姓李的时候，叫他Bruce Lee，就是李小龙的英文名，因为原著《侠隐》的作者张北海是李小龙的粉丝。
姜文之前也说过，这部电影就是“李小龙在卡萨布兰卡的故事”，且李天然最后与师兄朱潜龙决斗时“师门以外的招式”，就是李小龙的pose。
2、妖刀
电影一开始，朱潜龙和根本一浪去杀害师傅一家，根本一郎说，“这把刀，被称为“妖刀”。这把刀就是村正，之所以被称为“妖刀”，是由于德川家康禁刀所致。
日本文化中认为，徒弟和师父，必将从恩养关系变成竞争关系。日本神道教认为，死不是坏事，死后成神是种荣耀。坏的是自己被人超越，失去了活着的荣耀。对于师父来说，与其屈辱的活着，还不如让徒弟送自己去成神，而找回荣耀。对于徒弟来说，要通过轼师来完成最后的进阶。
电影中朱潜龙受到根本一郎这种思想的蛊惑，也选择了“轼师”。所以他说，有“高人”指点。
3、协和医院的肾
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肾的典故就是当年的梁启超切错肾的真事，这里不再多提，但要说一下，后来协和医院也辟谣了，说这是实习课上老师给学生开玩笑随口说得。到底有没有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梁启超先生56岁去世。
PS，根据评论中豆瓣网友@统合思念体Q菌 的解释，梁启超的典故应该是实锤的，所以这里引用老兄的资料，以供参考，感谢提醒：
1.美国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挚友）所写《中国建筑之魂》第56页:1971年，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于自己医生处得到父亲早逝原因：“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便错了地方。刘博士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这个悲催的错误手术之后立刻被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2. 1926年梁启超日记：“…（伍连德大夫向协和医院及克礼等大夫探索实情后告知梁）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梁启超年谱长编》
4、帕梅拉命案
电影中那位被开膛的外国人帕梅拉，是真实事件，“白人美女惨死狐狸塔”当年轰动一时，战乱延绵、当局阻挠、案件搁置，最后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不亚于西方的开膛手杰克案。
2013年纪实犯罪小说《午夜北平：一桩谋杀案笼罩下的旧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前门，盔甲厂胡同，东郊民巷使馆区里，出于各种原因远赴他乡的外国人的生活，还有七十多年前死者父亲的执着。其中的狐狸塔说得就是东便门角楼，真实事件死得是一位英国少女，电影里改成了美国人。
作者法兰奇凭借此书，一举赢得全球侦探小说界的“奥斯卡”——爱伦坡奖
5、张将军
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电影中，蓝先生藏匿了张将军，而且结尾之处也送张将军离开北平。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张自忠从北平撤出之后， 国内舆论却将张自忠看成了大汉奸，国民大众认为他出卖国家利益，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最终，张自忠找枣宜会战中正名，为国捐躯。 北京还有一条“张自忠路”。
6、69岁
唐凤仪与李天然的对话，老司机味道十足，唐凤仪自称70了，李天然调侃“看不出70，只有69”，后者答曰，“69，Exciting”，猝不及防的开车。
7、亨德勒的车牌
亨德勒去火车站接李天然回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开的老爷车的车牌号“2233”，这是姜文导演创作这部电影时所在工作室的门牌号。
8、东棉花胡同39号
亨德勒说北平公安局地址在“东棉花胡同39号”，现在这块是中央戏剧学院，姜文就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历史上这里也曾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宅邸。
9、六国饭店
跟《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莫斯科餐厅一样，是老北京（平）颇具时代气息的建筑。
六国饭店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解放前的使馆区）核心区，由英国人于1905年建造，当初是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所以取名为六国饭店，和法国人开的北京饭店是当时京城最高档的两家饭店。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常在此住宿、餐饮、娱乐，形成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另外当时下台的一些军政要人也常常到这里来避难。
10、朱元璋的画像
不知道姜文老板对朱元璋的画像为何如此情有独钟，类似的场面在《让子弹飞》里也出现过。
首发于公号：电影文酷
dreamcrowflim
上周在三联书店交流会。有读者问，八年前，你给《让子弹飞》写五篇评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问题丢了好几个包袱。
第一个，关乎职业信誉，即，姜文是不是给你钱了。
答案当然不是，写影评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媒体，报纸杂志网站。一个字八毛一块钱的，就这么简单挣着。
第二个，关于品味评价。读者意思更可能是，你是否把《让子弹飞》吹捧得太高了。
我解释如下：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是与彼时彼刻的处境有关系。你看到500部电影的时候，和你看过3000部电影的时候，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3000，只是一个虚指，经历一些人事物，你很可能对当年喜爱的电影变得无感，甚至，会不看电影。这么解释，并不表示我着急甩锅，要把《让子弹飞》打为烂片。我想说的是，在25岁冬天的北京，这部电影，我看得挺爽。如果现在再看，也许未必。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第三，把这东西搁在前头，只是想说，我不是姜文作品的无脑黑。
我不喜《邪不压正》，更多是觉得，姜文在糟蹋自己。他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横、平、竖、直，商业、文艺、艺术，任何一个方向，了然于胸，随便都可以。影迷拥护爱戴，不成问题的问题。
然而，他偏偏喜欢夹带私货，夹枪带棍，并且在《邪不压正》，或者之前的《一步之遥》，乃至这套民国三部曲，杂耍得并不高明。
我大致还是会认为，姜文是好导演。但好导演，同样会拍出差的电影。尤其是全凭冲动、激情和自信创作的导演，人，真的要服老、服输。这点上，冯小刚就很不一样了。我素来认为，冯小刚是个差劲的导演。任何电影，只能三星封顶。徐浩峰这样的，不好也不坏，看他的电影，总是觉得很好笑。
脱胎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邪不压正》，最迷人的背景，是1937年前后的北平城。
上世纪前叶，许多日本作家前来寻访老大之国的风采，他们笔下的北京城，是遍植洋槐与合欢的大森林，宫殿与四合院，都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但就连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文豪，都写不出一片屋瓦的色彩。
老北京的魅力，它的数百年固若金汤与最终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一斑。
《邪不压正》一上来，就是大雪过后的北平城。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仿佛是网络上的女诗人走红文体。白茫茫的大雪，也把观众带回了民国的北平。
姜文是如此迷恋灰色的屋顶，它们像无边际的海浪，像游子思慕的床，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让彭于晏在上面冲浪，蹦床，接连不断地跑酷，来去自如。他还带着周韵一起翻越牌楼，人间游戏。走在屋顶上，只差再滚来一阵阵热浪，姜文还可以年轻上几十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天。
制造北平全景和城池意象，是《邪不压正》必不可少的篇章。然而，因为那些景色的过早消失，别说城门，连城墙根都没剩几截。最终，《邪不压正》又落入民国三部曲的搭景窠臼，影视基地，仿古再造，CG美学，始终经不起放大细看。
这不是吹毛求疵。你会清楚知道，那个人、那户人家，是不是真的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而不是空洞的内务部街、东棉花胡同39号、东交民巷，乃至是东大桥刑场。
在我看来，电影主人公所极目远眺的大全景，最终只是一片失焦的虚空想象。这不仅是意不在此的姜文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本身。
很难描述《邪不压正》的观影感受。我感到不适，作为观众被导演戏耍，并且看着他还洋洋得意，疯狂宣泄着荷尔蒙与暴力。
这次的姜文，该是打针又吃药了。
《邪不压正》的故事时间点，是一个内外冲突，交织渐变的一个时段。电影一边忙着虚构架空，师门败类，国家兴亡。一边潦草凌乱，落回卢沟桥事变，日军开进到哪个门。
片中人物，全程都在夺门而入，摔门而出，天上掉钱，墙头落体，不好好说话。前一秒出门，后一秒大棒槌。前一秒打针，后一秒调情。这就导致电影角色纷纷站不住脚：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贱的，后来有高尚节操。一开始玩心计的，后来卸了一嘴牙。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空有一副强健体，没有任何报仇驱动力。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一直在飘。
这些人物，也盖满了过往姜文作品，猩红色的大印。白大褂、白大腿和骚入骨的声线，打针一章的既视感，根本就是重复《太阳照常升起》最耐人寻味的陈冲段落。屋顶上的行走，屋檐上的自行车，也是乱入的马小军，远远打望着青春期的永恒女神米兰。有人说，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就停止了思考，去依赖永动机般的魔怔台词与癫狂节奏。但有一个比较，是触目惊心的，那个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如今只会拿坦克与驴屁股做文章。
已经不需要翻译的美国人形象，中文很溜，但无疑是非常失败的嘴炮角色——你从他的死法，就能知道姜文是多么不屑于交代他的七七八八。
姜文自己，看似贪了一个反转黑化的好角色（他以为）。演这种深藏不露阴谋家，挑战演技，太爽。然而，这个人除了放放鸽子、暗中圈点人力车夫，好像并不干嘛。结尾安排一出营救张将军抗日，同样让人一头雾水。我意思是，这可能是个有趣故事，但你这样东打一枪，西轰一炮，该切左肾，留了左肾，真的让人搞不懂状况啊，到底是什么玩意。
继续斗志昂扬、鼓着胸大肌跑全马＋铁人十项的彭于晏，与卖屁股和大腿的许晴，倒真是天生一对。我对依然少年气，战斗力爆表的彭于晏没有看法，可是，他美利坚学了大半天，李小龙COS了好几出，最后跟着《师父》跑出来的廖凡胡乱拆招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姜文解释，相中彭于晏是眼前一亮，然而，电影里的彭于晏，是相当模板的人物存在。这不只是因为猛然醒悟喊爸爸的倒胃口，而是彭于晏的电影人设，四五年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打拳的《激战》和骑车的《破风》，甚至乱入《明月》刘黑仔）。
许晴的角色，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从冯小刚电影里剥来，也无情地削去人物的正常情感。剑桥毕业的，和墙头的自由落体，有何干系？肆无忌惮地跟亨德勒父子卖骚，与朱潜龙的媾和又掌嘴，到底哪个更糟糕。
周韵的角色，八年前的罗永浩就在评论垂涎：姜文老婆越来越好看了。那个为父报仇的故事，也就是最终刺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姜文继续把她传奇化，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给《邪不压正》留下了好几个人物外传。但我想，他应该没有机会了。
还有不少影评人愤然的华北首席影评人潘公公——由热烈赞美过999部电影但狂喷过1部《小时代》（以及郭敬明粉丝）、刮了胡子及多余毛发的奇葩先生史航主演。其实，《云图》和《鸟人》都有过对评论家的揶揄，即便把影评人、书评人、乐评人之类的讨人厌角色插两刀，割舌头，乃至磔诛都无所谓。问题是，他这个人，除了沾点末代皇帝和庄士敦之类的掉书袋趣味。他一出来，就是一具浮肿的行尸，跟电影故事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邪不压正》是从哪里开始崩坏的呢？
有人说是美国人的坠落现场，有人说是彭于晏被送去敲钟。还有人说，是彭于晏莫名其妙吃了一针，周韵冒出来的那阵子，整部电影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往屋顶上蹿。
我是觉得，像众人吃饭开香槟，那场面就已是车祸现场无疑。围绕屁股盖章这个事，何尝不是姜文热衷的“你老婆肚子像天鹅绒”之类的男权挑衅。这个事情，姑且可以说它不无聊吧，可对于几个作哈哈大笑状的电影人物，究竟有何帮助。
从如何达成完美复仇，变成无厘头的“谁是你爸爸”，又回到复仇之虚无的深刻探讨，《邪不压正》的私货，显然是姜文自鸣得意的明、清、民、中、日、美的鱼龙混杂军阀汉奸曲艺节目，堪比天桥下说书。本是手起刀落的痛快事情，非要把人骗进七弯八拐的时局，用的手法，却是狼奔豕突。
至于语言幽默，你要笑出来了，我算你赢。
你说它是商业片，他说塞了那么多好货，你瞎啊。你说它是艺术片，他说我把通俗幽默和情怀心肺都献给你了。你说这个电影很难懂，他说看个《爸爸去哪儿》，不能再简单。你说，啊，我终于明白彭于晏确实不要找爸爸了，应该自己生个娃。他说，孙子，我骂的就是你。
这个姜文，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无论是李天然，还是《一步之遥》的姜文。这都是一场失败的复仇。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侠盗一号》的时候采访姜文，群访，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没聊出来什么，当时热门了几天的“航空母舰”论调，就是那次采访蹦出来的。印象更深的，是当时他汗涔涔的，光着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他说刚在酒店楼上蒸了个桑拿，不住地拿手捋湿漉漉的头发。
面对面地和他聊，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太强大了，那种瞬间就能抓住你的光彩，不由得让你心生崇拜。那次群访最后，一个小姑娘记者哭着说终于见到你了，爱了你好多年，姜文安慰她：《侠隐》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看各种视频采访，看文字采访，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喷薄的能量。这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本事，个人魅力。
这种魅力让他迥异于规规矩矩、满嘴客套话、假大空话的中国电影人，让影迷感慨：有这么个人，真是中国电影之幸。而有意或无意的，许多影迷也将对姜文作为“人”的欣赏与崇拜，代入了对他的电影作品的评价中——这很明显，也很危险。危险的是，影迷（不管水平素养高低）仿佛甘愿为了他，改变对电影的评价的标准，甚至委曲自己一贯的审美品位。
用他们夸姜文的俗话来说：他的电影无法归类，只能被称为姜文电影。
对人的评价，与对其作品的评价，混为一谈。对许多艺术家来说是不幸（me too运动正如火如荼呢），对另一些艺术家，则又是莫大的幸运，个人魅力对其作品有加成的作用。他说看电影那功夫不如喂儿子吃俩饺子，太酷了，太潇洒了，会让某些观众鼓着掌为他的电影多给一颗星。
这个趋势，始于《让子弹飞》（从当年看到这部片子，这几年内又重看过几次，真的不喜欢。）当年围绕这部电影的“政治隐喻”，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各种解析文章层出不穷，那阵势，如今记忆犹新，大概唯一可媲美的，是关于李安《少年派》的解析。
从那部电影开始，大众尤其是一些没有自己创见的影评人，就开始了对姜文的塑神行动，为他越发混乱与任性的叙事寻找各种借口。
《让子弹飞》的优点也很多，在此不必赘言，但着重要说的，是这部电影开启了姜文一个很坏的兆头：自以为是的戏谑。
戏谑，是很高级的表达手段，但姜文从《让子弹飞》开始，就用得过度、用得别扭、用得自我矛盾。一直到《邪不压正》，算是达到了别扭的巅峰。因为戏谑不管内涵多么丰富深刻，基本的一点，是让人发笑的，在笑之后的说道，要适中，背后的东西多了，这戏谑承载不了，少了，就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姜文几乎每一次戏谑都过载了，过载的那部分，就是很多人说的“夹带私货”。
他的电影因此越来越人工化，缺乏自然的韵律。
观众笑了，但没笑明白，正琢磨着，密集的台词已经将你带入下一个戏谑了。这种云上敷云的法子是非常不尊重观众的，因为这无关智商与理解能力，而是违背了基本的生理反应。好比你一帧里非要过三百个画面，观众什么也看不清，你却说观众眼拙，谁让眼力不行，或者近乎无赖地说，你再去看两遍，就看清了。
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己电影的容量是一般电影的三五倍。这句话本身就很有问题，感觉是将观众放在了创作的对立面——背对观众创作的理论，至少还有观众的存在。但感觉姜文如此做电影，是将观众的预设放在自己的层面，我知道这么多，你就得知道这么多，而且你有义务多看几遍，以发现我的良苦用心。
这是电影创作者对观众的霸权主义。他的这种霸权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影迷疯狂吹捧的反噬。
面对历史，采取戏谑的手段未尝不可，刘别谦和怀尔德电影中的戏谑够高级，但绝对是顺畅的，台词不可谓不考究（怀尔德的台词简直句句精道），但绝对是“好入不好出”的，论台词密集，伍迪·艾伦也密集，但他的台词更多承担的是“气氛功能”，打造一种神经质的喜剧氛围，漏掉一两句，快速过去，影响并不大。可姜文的台词因为过度修饰与人工化，恨不得每一句都暗含多层意思，还用力使台词变得“接地气”，还喜欢用跳跃的逻辑来前后呼应，真是令人厌倦不已。
戏谑的手法在《鬼子来了》中大放异彩，尤其是花屋幻想中的那段武士片情景，堪称神来之笔，还有太多精彩的情节，农民的驴干太君的马，这是顶级的戏谑。《太阳》里也用得克制，没有跳戏。但从《让子弹飞》里那场著名的凉粉戏，到《一步之遥》的教父开场、洪晃出现的所有情节，再到《邪不压正》里史航出现的所有情节以及那场可怕的酒吧胡闹戏，这种“戏谑”变得越发恶俗、下流、毫无价值，用米兰的话说就是：真没劲！
姜文现在变得像是一个不着调的喜剧导演。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要猛加喜剧的料子。不管拍什么严肃的场景，总要不时搞笑一下，抖下机灵，就是不让观众落入悲伤肃穆的情绪，就是不让观众有正襟而坐的机会，就是不让自己的电影变得严肃而伟大。——吹姜的人说，这是后现代，这是解构。
这些名词用得对不对且不争论，个人觉得，姜文总要自我破坏“严肃”，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与怀疑，他习惯了疑问，死活也不肯相信。我们不想讨论他为何不肯相信，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浸淫，只说这种不相信，如何越来越让他的电影变得畸形与空洞。
国恨家仇李天然，老谋深算蓝青峰，奸诈恶毒朱潜龙，神秘莫测关巧红。除了周韵的角色，其他三个角色的处理都充满了喜剧色彩，没有一个角色肯深入下去，挖掘他们“笑不出来、谋不出来”的大悲伤、大落寞，姜文不肯，他要以小丑来戏谑英雄，甚至拒绝让他们成为英雄。
但他还是露了马脚：装作再如何玩世不恭，他还是向往着“相信”。因为周韵，因为关巧红。这个角色可以深情，这个角色可以坚决，这个角色仿佛容不得稍微过分的打趣，一个能量凝聚的角色，一个真正严肃的角色。这份老老实实的相信，给了周韵。
如果所有角色都按关巧红的方向去处理，别的不敢说，这部电影会轻易地做到“荡气回肠”。可惜姜文不稀罕这种英雄气，甚至不稀罕“侠义”之道，他只在乎心里的那一麻袋怀疑，搜罗历史资料来遮掩最后又是证明自己的怀疑，他就是不信，信也要偷偷地信，就是不肯让人家看出来，哪怕笑得尴尬，遮掩得笨拙，也不肯稍微正经地流下泪，说一句：我相信。
姜文也许是个真诚的人，但他现在的电影不真诚，他还是做不到像他深爱的费里尼那般，真诚、坦率与自我反省。电影或许是欺骗的艺术，但艺术家的内心，容不得一丝自我欺骗。
北洋三部曲每一部一出来，都有许多影评开始深入解析，教你如何看懂，如何抓住历史的细节。其实对姜文的电影来说，看不懂真真切切是个伪命题。
没什么看不懂的。
稍微加了些高级叙事技巧的，也就《太阳照常升起》，故事也不复杂。北洋三部曲的故事都有真实历史背景，也不复杂，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还有一些梦境与现实的交融场景——在《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中，这种真假交融的场景都处理为嗑药。姜文不爱复杂叙事，一个故事而已，没什么看不懂的。
真看不懂的，看得费劲的，是他以台词为核心的贩卖私货。
台词“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逻辑，大概始于《太阳照常升起》，但《太阳》气质迷离诱人，这种台词风格反而相得益彰，并不觉得突兀或难受。《让子弹飞》的冒险气质，高度运动转换的情节，也容忍了这类台词的不友好之处。可《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节奏大幅度降低，各种嘴炮情景纯粹是为了宣泄“台词背后的意图”，非常累人，也着实无聊。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姜文电影中的隐喻，很少是“物”的，很少是某个场景某个道具的隐喻，更多的是以台词为载体，通过“说”来暗示。也正是从《让子弹飞》开始，他电影的台词变得极为密集，容量极大，而且许多两人以上的对话，对话逻辑活蹦乱跳，就是不会按常理出牌。
蓝青峰要去买醋，华北第一影评人借改锥，连这种小细节都要使劲给你别扭着说，跳着说，饺子隐喻什么？醋又隐喻什么？即便真有隐喻，这隐喻的使用也是失败的。把本来该自然无形的东西，绑一截红绸子，使劲在别人跟前摇晃：看，这是隐喻。
所以很怀念《鬼子来了》里的台词风格，有劲，漂亮。怀念“王八操的，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怀念“借一还八”，怀念马大三打驴“你妈了个逼，你妈了个逼”。那才是正经的好台词。在天赋的力量面前，隐喻算是什么虾兵蟹将。
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就爱上了集体编剧的工作方式，有的润色台词有的架构情节有的打磨角色，这种工作方式创造了《鬼子来了》这样的神品，也导致之后的作品变得气韵滞涩、内容杂而不精、角色前后矛盾等等许多问题，而且也流露出非常愚蠢的苗头：刻意追求金句。每个编剧都想表达自我，上面又有一个最大的自我在把控，一群自我凑出来的东西，不自大才是奇怪了。
但姜文并不接受“自我”之虚假、之无能，他还是觉得“自我”是天底下头等重要的事，不论他在节目上如何说，自个儿的作品不骗人。他的北洋三部曲就是畸形自我的万花筒拼贴，他不想给观众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他不屑这种“技术”，他觉得重要的，是他自个儿内心深处的“仨瓜俩枣”：怀疑，以及怀疑的各种表现方式。
姜文的才华，被他的怀疑毒害得千疮百孔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怀疑，是怀疑回忆的真实性，是怀疑官方历史的权威，但往事的每一幕都带着相信的意愿，那是美好的。《鬼子来了》也强烈怀疑，但最后马大三绷着脸，拿着刀冲进日军战俘营时，那是相信的力量，那股力量震撼力太强了、太伟大了，让人五体投地。《太阳》也怀疑，但有周韵在，有火车道上的儿子在，那也是相信。
那之后，只有怀疑，没有相信的痕迹了。
想对他说：“阿廖沙，不要怕。”
他的爱人周韵喊出的这句话，是他最后一次相信的流露，之后不断地隐藏与遮掩，具体的心路历程，他自己知道。
我们哪有资格对姜文的电影之路指手画脚呵，只是看不惯某些盲目崇拜与吹捧的人，随便聊一聊对姜文的看法。从《一步之遥》开始，他就明显慌了，开始想着要照顾观众的感受了，可惜那次的不成功还没有真正刺激到他，这次《邪不压正》除了找了个偶像主角卖肉，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反思与进步。
别提什么历史细节了，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导演，肯下功夫，都能做到。历史资料是死的，在那摆着，费劲就能搜罗到。但对资料的使用与剪裁，才是导演分高下的地方。姜文的剪裁，是真假难辨的，剪裁出的形状，是一个问号。
像《让子弹飞》里用枪打出来的那个问号一样。
个人觉得，姜文的电影不会有什么改观了，其人如此，文如其人。除非——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他意识到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不论如何自大自负，也大不过那个存在，再聪明，于那个存在也是小智，再狂妄，于那个存在也是可笑，再怀疑，也有对那个存在的信仰而托底。
那个存在，或许是李安所说的那位“电影之神”，或许是宗教式的，又或者只是一份对艺术的信仰。姜文不缺怀疑，他就是太怀疑了，他缺的是相信。有个相信为他兜底，他才不会如此迷茫地下去。那一代被红色中国浸淫过的，怀疑成了天性，越年老，越坠往深渊。这是个时代的论题，能力有限，谈不来，点到即止。
宝宝大错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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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言巧语的小镇青年吉姆在百货公司得到一份看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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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人死于枪稿！
姜文的作品是经得起解读的，《邪不压正》也不例外。n
初步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很姜文”，却也“很不姜文”。
“很姜文”并不是姜文作品畅行无阻的通行证，反而“很不姜文”的说法，很少人提及，却值得深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创作中的姜文，会把自己隐藏起来，隐藏在了自己创作的影像世界中。这部电影，处处体现的是姜文的自我世界。这个“自我世界”在电影中表达，实则是令人好奇的。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没有看过原著实为可惜，但据看过朋友说，电影除了保持原著故事框架和角色之外，其余被改动的很大，就像姜文自己所言：
“《侠隐》离我有点远......《侠隐》去掉侠，我觉得人最重要，侠不侠的那事，反正是吹出来的。”
浪漫、狂野、激昂、自由等这些个性化的标签都有，但都被具象化了，反而姜文自己那部分抽象化的东西隐藏的很深。而且这部《邪不压正》是姜文电影中故事最复杂的没有之一，所以就更需要研究一下了。
这篇文章，不再探讨姜文电影的风格和符号了，也不多余说每位角色的原型这些，知道这些对大众观影一点用也没有，这里要说下故事，说下角色动机和设定，只有了解这些，才会明白在这部电影里想要表达什么。
为什么姜文会被误读？从马丁·斯科塞斯到昆汀，看看他们怎么说？
《邪不压正》，两条主线，明线就是李天然的故事，很直白，光明正大的房顶上的“轻骑兵”；暗线就是蓝青峰的故事，隐藏在台词、角色动机之内，见不得光。
一、蓝青峰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这个角色值得深扒，因为电影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他而起。首先不妨我们从细节上来追查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地位。
在与朱潜龙吃饺子那场戏中，我可以得知，这位参加了辛亥革命，是第一批革命的老干部。
但之前跟朱潜龙的“认祖归宗”和后来谈话中，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字眼（是顺着朱潜龙说得）。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蓝青峰的终极目标，是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或者说他最开始参加革命，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并建立一个自己的王朝，结果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他是元老，但不喜欢现在的国民党，他想建立新的北洋政府。所以这几年他一直潜伏做局，暗中建立自己的势力网。这一折腾，就是半辈子。
那么蓝青峰是要复辟帝制吗？不一定，但他最终一定是大权在握的那个人，电影也明确表示，西边小锡子（阎锡山），南边小诸葛（白崇禧）都可以拉拢，有点东晋门阀政治那种感觉，皇帝都是傀儡，士族体系遍天下。
有一个例证，电影中蓝青峰明确表示日本人靠不住，因为首先蓝青峰是抗日的，自己的“帝国”肯定容不下日本人，所以他藏匿了张将军。
而蒋介石更不行。
他看不上国民政府那一套，因为在他眼里，国民党不成气候，而且他们还消极抗日，所以电影里黑老蒋（写日记梗：“正经人谁写日记？下贱”）。
但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背后的势力，是美国人。这是蓝青峰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
朱潜龙是国民党公职人员（警察局副局长），根本是日本特务头子，所以蓝青峰不但挑拨他们互杀（美国对日本），同还暗中拉拢对方，总之先搞掉一方再说。
这里提一个人，大家就会对蓝青峰的定位了解了。《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博，专注藏在背后搞事情30年。
PS，朱潜龙是才是要复辟帝制的那个。
他本来是孤儿(师父收留了他)，后来认了朱元璋为祖，想跟溥仪一样靠日本人称帝，关巧红店里的龙袍就是给他的，但蓝青峰告诉他，日本靠不住，你只能靠我。换句话说，我可以帮你当皇帝，但你必须要除掉日本人。
二、蓝青峰的局有多大？前后计划复盘！
运筹帷幄数十年，只争朝夕，但最终差之毫厘，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蓝青峰。
蓝青峰的计划，早在15年前的写好了剧本，李天然是故事的主角，朱潜龙和根本一郎是目标，自己则是编剧+导演。
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但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拦路虎，日本人和国民党。以自己的力量他同时是搞不定俩势力的，所以他想了一招借刀杀人，并依靠双方内耗之际，自己渔利。
他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也知道蒋介石不堪大用，他首先要清除的是日本人，所以拉拢了朱潜龙，利用他的复辟梦，干掉对方的特务头子，瓦解日本人势力。
但这一切，必须要在战争开始完成，因为一旦战争打响，日本人可就不好对付了，而且老蒋那边背后有美国人，也会借机上位，届时就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所以还是个“限时任务”，只争朝夕。
蓝青峰以交出李天然为诱饵，让朱潜龙杀掉根本一郎，然后自己再把李天然交给朱潜龙，一旦任务成型，最终事态发展成什么样子，都对自己有利。
★一旦朱潜龙杀掉根本，他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能跟自己一块抗日，而且朱潜龙会利用舆论，有民望，这个角色作为己方人士，百利无一害。
★就算把李天然交出去后，后者因为仇恨杀了朱潜龙，蓝青峰完全可以“大义灭亲”，要么杀掉李天然自己得民心，要么把责任都推到后者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从他善于潜伏的个性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就算朱潜龙任务失败，依然还有李天然这个后手，可以把他放出去搞事情·。
★就算李天然也失败，李天然的养父可以背锅，最后都算在美国人身上，也查不到自己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他还要给李天然找一个“爹”的原因。
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我蓝青峰主导抗日，瓦解敌方势力清除汉奸，能得民心，也能拉拢各地的军阀投奔自己，，打压美国势力，最可以让自己取代老蒋，建立新北洋。即便最坏的结果，大咱也能撇的干干净净。
李天然至始至终都是一个棋子！
三、计划是怎样失败的？姜文最后为什么哭？
最后计划失败了，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还是因为李天然。
首先亨德勒知道蓝青峰的计划，阻止他利用李天然，蓝青峰本来就不爽美国人，便起了杀心。
其次李天然自己搞事情，偷了根本的刀和印章，并盖在朱潜龙的老婆唐凤仪屁股上。
本来朱潜龙和根本一郎就互通有无，这样一来，六国酒店那场戏之后，两人开始怀疑到了蓝青峰的头上。
根本为了试探蓝青峰，让他杀了美国人，换取汉奸名单。蓝青峰将计就计，除掉亨德勒，却犯了一个大错误。
根本从他需要汉奸名单的态度上，就能猜出蓝青峰的真实目的了，原来你小子是抗日的啊！所以蓝青峰这里的疏忽，不但丢掉了挡箭牌亨德勒，还让自己露出了马脚。
随后根本与朱潜龙一通气，在蓝青峰面前做戏给他看，日本人杀了蓝先生的车夫特务，朱潜龙的警察立刻来拍照说这是警察合法消灭的汉奸。蓝青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
假如没有李天然从中裹乱，蓝青峰的计划没准真能成行。
但是，蓝青峰还是老辣，最后还有一个后手，就是把李天然藏了起来，还把最后执行任务的信鸽给炖了，为的就是让他们找不到李天然。
老蓝明白，自己的计划虽然失败，但李天然这头猛兽，随时可以搞他们，所以自己交出李天然之前，对方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最后蓝青峰哭着把李天然送出去的，这里姜文实际上是留白了，有着两种解读空间：
★蓝青峰哭，是自己运筹帷幄多年的计划失败，善于做局的他已经无路可走，手中的棋子还没打出去，就被将了军，懊恼无比，自然痛哭。
所以战争开始之后，他让李天然出去搞事情，因为他明白，自己计划失败，只能借助单纯报仇的李天然，做掉敌人，顺便让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我知道。”“你真的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我真的知道。”“太好了。”
★蓝青峰哭，也是因为自己。因为李天然是自己的“儿子”。李天然此去，凶多吉少。
他是为李天然伤心吗？不可能，这“爷俩”有名无分，都没怎么见过面，蓝青峰哭是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加上李天然，为了这个计划，他搭上了“三个儿子”，结果最后还失败了，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儿子”。
所以他哭得是自己，心说我这一辈子怎么他妈怎么倒霉，送出去的儿子，还听不见响儿。
所以，对于蓝青峰角色，要一分为二，他不是好人，也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坏人。他抗日，得民心，但最终目的为了自己的理想秩序，利用了很多人，本质上跟朱潜龙一个性质。最后被拔了牙，惩罚了他挑拨离间，摆弄是非。
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李天然，给了他自由，也顺水推舟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牌张将军，给了国民政府，让后者继续抗日，所以看待这个角色要一分为二，不能简单的以非黑即白的定性。
实际上，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大都也是这样的存在。
四、李天然的人设是怎样的？
这就很好理解了，电影的明线故事主角，人设单纯，热血。
李天然有着强烈复仇心切，但来到北平之后，表现的却不像一个满腔怒火的人。在有好几次杀掉仇人的机会面前，纵然有着外因阻挠，但他本身也是畏首畏尾。比如：
实际上就是空有一身本事，抱负也不小，但真正机会摆在面前时，却犹豫不决，但自己嘴上还不承认，还总想着东搞西搞，图一时爽快，满足自己的复仇心理。
你可以理解这个角色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也可以理解李天然顽皮捣蛋，需要成长的历练。
电影中，李天然这样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做派，反而让蓝青峰露出了马脚。到头来还是自己人倒霉。
这个角色，就是热血青年的象征。
往远了说，那时候，很多五四青年就是这样，口号响亮，但行动力不行，而且集齐单纯，头脑发热，容易被当时的各路军阀利用。往近了说，就是键盘侠嘛。
所以热血青年就是这样，敢做不敢为，且容易被利用。不过一旦加以引导，青年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因为有句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把他们引到正线上，会爆发出很大的能量。
电影中引导李天然的，就是关巧红这个角色。
五、 关巧红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原型是民国传奇女性施剑翘，却有独特的风格。
关巧红这个角色与李天然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背负深仇大恨，但比起暴殄天物的李天然，她本人是无法完成复仇计划的，外因她遇不到仇人，内因她能力达不到（小脚）。
但这么多年下来，关巧红一直在寻求改变这个现状。俗套一点的说，她在成长。
电影关巧红曾经裹脚并为复仇通过手术放开裹足，因为她练过武术，曾经一度依靠男人，最后发现求人不如求己，随即解放自己的双脚，去掉象征封建礼教的裹脚，让自己重新可以飞檐走壁。
她也曾经彷徨过，她的仇人曾到过她的店里，但是她看到仇人花白头发，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没能下得了手，因为她善心发作，却成为最终的遗憾。
关巧红最终放弃复仇了吗？电影没有说，她最后只是离开了，去继续复仇？也有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把自己复仇的希冀，延续到了李天然身上，她朝着李天然开枪，让他克服恐惧。最后转身离开，杜绝了儿女私情，自己的派系高手，也帮李天然清除了对方杂兵，这个角色大隐于市，这才是《侠隐》。
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姜文去掉了“侠”，并没有让关巧红跟其原型施剑翘那样具有侠义之风，反而是一位最具人性化、以及母性光芒的角色，这就是姜文的“以人为本”。
最后，旁敲侧击的一句，关巧红的定位，就是代表了进步青年，其实也象征了地下党，房檐上那些人不就是敌后武工队吗？引导人民向前进，不能多说了。
六、房上的世界是怎样的？
“屋顶之上是一个干净、浪漫、有灵魂的地方。屋顶之下则是权谋的。”这是周韵在接受采访时的原话。
屋顶，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台，了解“天台文化”，就不难理解本片中房顶所象征的内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俺的旧作：各位朋友，咱们天台见！
结合电影的时代背景，1937年的动乱时期，人心叵测的年代，姜文的浪漫主义，用这种方式，通过相对虚构的时间和空间的环境，去塑造一群屋顶上的、体面的中国人。
结合李天然的人设，一位封建的热血青年，屋顶就是他的一个空间，是他超然世外思考命运，也是内心反省的场所。
大面上说，他在进步青年（关巧红）的教诲下的成长史，也象征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成长史。
七、唐凤仪为什么跳楼？为什么70岁？
电影中的两位女性，都代表了受到封建礼教荼毒的中国女性，但唐凤仪与关巧红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唐凤仪受过高等教育（剑桥），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她的教育程度就是一纸空谈，所以她只能依附于男人，并不是她不求上进，而是因为她没得选。
关巧红开始也是一样，但当她发现男人靠不住的时候，宁愿忍受手术疼痛也要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唐凤仪则是，当她发现自己男人靠不住时，选择了另一个男人。
最初她跟着朱潜龙，为的是荣华富贵，未来没准还能当皇后。但随后她又选择了李天然，希望跟他去马尔代夫买岛，未来生出一个帝国。
所以在唐凤仪骨子里面，还是希望自己是当皇后，哪怕换个男人也是如此，并没有第二选择，最终也造就了她悲惨的结局（战争爆发了，朱潜龙无法称帝了，李天然也走了）。
另外，关于唐凤仪说自己70岁的梗，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污，而是有个隐喻：
电影发生在1937年，她自己说是69岁，考虑到中国人都讲究虚岁，那么我们倒退一下，唐凤仪出生日期应该是1868年，这个年代，是末代太后隆裕，也就是光绪皇帝老婆的出生年代。
这就很明显了，电影里隐喻唐凤仪以前就是皇后，现在还想着要当皇后。这是典型的姜文式戏谑，架空角色的调侃。
昔日的“皇后”，一直梦想再次当皇后，但当她知道自己当不了皇后，所以她自杀了。
八、曹雪芹在究竟哪写得《红楼梦》？
电影中，曹雪芹神出鬼没，写《红楼梦》的地方至少有三处：
到底哪处是真的呢？其实都有可能是真的。
其中，内务部街11号，正是姜文小时候在北京居住的地方。
据北京香山正黄旗的老辈人讲，曹雪芹写《红楼梦》，不是光靠坐在屋子里写出来的，而是每天外出云游，将纸笔卷藏在腰间，兴之所至便即刻解开包袱写起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九、影评人代表了什么？
“影评人谈电影，就像太监谈做爱”。这是姜文当年的名言。
并不是姜文在diss影评人，而是姜文在怼部分影评人的风气，就是那些不懂装懂，而且收钱办事、不看电影就打分的人。
姜文还是很“尊重”影评人的，毕竟史航扮演的角色是站着死的。但这位角色终究还是个太监，却是很有原则的，因为电话中这位明确表示，没有看过的电影不会写，明摆着不收钱，所以姜文虽然调侃影评人，但在电影里这位站着死。
有意思的是，这个角色死于两杆长枪之下，可是当时在场的刺客，没有一位拿枪的。这处设定很明显，收钱办事的评论人写得叫什么——枪稿啊。写枪稿的影评人，最终会完蛋的，死于枪稿之下，站着死也是死。
十、电影究竟讲了个什么故事？
话又说回来，分析半天，《邪不压正》的故事还没说呢？已经不止一位朋友跟我说，看不懂。
姜文作品，故事向来比较简单，而且这位不喜欢把故事说透彻，要的就是“经得住琢磨”这股风骚劲儿。了解了几位角色特点之后，我们简单顺一下故事。
我没有看过原著《侠隐》，所以只是就事论事，单从电影的角度，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笑傲江湖》啊。
姜文的蓝先生就是岳不群啊，隐忍多年。
彭于晏就是令狐冲，愣头青一个，被蓝先生（岳不群）当做棋子，用他来对付朱潜龙和根本（五岳剑派，左冷禅这批人）。
然后彭于晏遇到了关巧红，好比任盈盈，来到了屋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清爽、体面，代表了自由。这就是好比任盈盈把令狐冲引入日月神教，从而让他发现名门正派的不轨之处。
许晴饰演的唐凤仪，是东方不败吗？
大致就这个意思，其实很好理解，虽然角色人设和故事走势不太一样，但故事模式就是这个样子，get到这一点，理解《邪不压正》的故事自然水到渠成。
彩蛋：电影有哪些关键彩蛋？
很多，说点个人认为有趣的地方。
1、李小龙
李天然的英文名叫做布鲁斯·亨德勒，唐凤仪知道他姓李的时候，叫他Bruce Lee，就是李小龙的英文名，因为原著《侠隐》的作者张北海是李小龙的粉丝。
姜文之前也说过，这部电影就是“李小龙在卡萨布兰卡的故事”，且李天然最后与师兄朱潜龙决斗时“师门以外的招式”，就是李小龙的pose。
2、妖刀
电影一开始，朱潜龙和根本一浪去杀害师傅一家，根本一郎说，“这把刀，被称为“妖刀”。这把刀就是村正，之所以被称为“妖刀”，是由于德川家康禁刀所致。
日本文化中认为，徒弟和师父，必将从恩养关系变成竞争关系。日本神道教认为，死不是坏事，死后成神是种荣耀。坏的是自己被人超越，失去了活着的荣耀。对于师父来说，与其屈辱的活着，还不如让徒弟送自己去成神，而找回荣耀。对于徒弟来说，要通过轼师来完成最后的进阶。
电影中朱潜龙受到根本一郎这种思想的蛊惑，也选择了“轼师”。所以他说，有“高人”指点。
3、协和医院的肾
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肾的典故就是当年的梁启超切错肾的真事，这里不再多提，但要说一下，后来协和医院也辟谣了，说这是实习课上老师给学生开玩笑随口说得。到底有没有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反正梁启超先生56岁去世。
PS，根据评论中豆瓣网友@统合思念体Q菌 的解释，梁启超的典故应该是实锤的，所以这里引用老兄的资料，以供参考，感谢提醒：
4、帕梅拉命案
电影中那位被开膛的外国人帕梅拉，是真实事件，“白人美女惨死狐狸塔”当年轰动一时，战乱延绵、当局阻挠、案件搁置，最后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不亚于西方的开膛手杰克案。
2013年纪实犯罪小说《午夜北平：一桩谋杀案笼罩下的旧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前门，盔甲厂胡同，东郊民巷使馆区里，出于各种原因远赴他乡的外国人的生活，还有七十多年前死者父亲的执着。其中的狐狸塔说得就是东便门角楼，真实事件死得是一位英国少女，电影里改成了美国人。
作者法兰奇凭借此书，一举赢得全球侦探小说界的“奥斯卡”——爱伦坡奖
5、张将军
就是抗日名将张自忠，电影中，蓝先生藏匿了张将军，而且结尾之处也送张将军离开北平。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张自忠从北平撤出之后， 国内舆论却将张自忠看成了大汉奸，国民大众认为他出卖国家利益，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最终，张自忠找枣宜会战中正名，为国捐躯。 北京还有一条“张自忠路”。
6、69岁
唐凤仪与李天然的对话，老司机味道十足，唐凤仪自称70了，李天然调侃“看不出70，只有69”，后者答曰，“69，Exciting”，猝不及防的开车。
7、亨德勒的车牌
亨德勒去火车站接李天然回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开的老爷车的车牌号“2233”，这是姜文导演创作这部电影时所在工作室的门牌号。
8、东棉花胡同39号
亨德勒说北平公安局地址在“东棉花胡同39号”，现在这块是中央戏剧学院，姜文就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历史上这里也曾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宅邸。
9、六国饭店
跟《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莫斯科餐厅一样，是老北京（平）颇具时代气息的建筑。
六国饭店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解放前的使馆区）核心区，由英国人于1905年建造，当初是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所以取名为六国饭店，和法国人开的北京饭店是当时京城最高档的两家饭店。主要为当时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常在此住宿、餐饮、娱乐，形成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另外当时下台的一些军政要人也常常到这里来避难。
10、朱元璋的画像
不知道姜文老板对朱元璋的画像为何如此情有独钟，类似的场面在《让子弹飞》里也出现过。
首发于公号：电影文酷
dreamcrowflim
上周在三联书店交流会。有读者问，八年前，你给《让子弹飞》写五篇评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问题丢了好几个包袱。
第一个，关乎职业信誉，即，姜文是不是给你钱了。
答案当然不是，写影评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媒体，报纸杂志网站。一个字八毛一块钱的，就这么简单挣着。
第二个，关于品味评价。读者意思更可能是，你是否把《让子弹飞》吹捧得太高了。
我解释如下：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是与彼时彼刻的处境有关系。你看到500部电影的时候，和你看过3000部电影的时候，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3000，只是一个虚指，经历一些人事物，你很可能对当年喜爱的电影变得无感，甚至，会不看电影。这么解释，并不表示我着急甩锅，要把《让子弹飞》打为烂片。我想说的是，在25岁冬天的北京，这部电影，我看得挺爽。如果现在再看，也许未必。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第三，把这东西搁在前头，只是想说，我不是姜文作品的无脑黑。
我不喜《邪不压正》，更多是觉得，姜文在糟蹋自己。他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横、平、竖、直，商业、文艺、艺术，任何一个方向，了然于胸，随便都可以。影迷拥护爱戴，不成问题的问题。
然而，他偏偏喜欢夹带私货，夹枪带棍，并且在《邪不压正》，或者之前的《一步之遥》，乃至这套民国三部曲，杂耍得并不高明。
我大致还是会认为，姜文是好导演。但好导演，同样会拍出差的电影。尤其是全凭冲动、激情和自信创作的导演，人，真的要服老、服输。这点上，冯小刚就很不一样了。我素来认为，冯小刚是个差劲的导演。任何电影，只能三星封顶。徐浩峰这样的，不好也不坏，看他的电影，总是觉得很好笑。
脱胎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邪不压正》，最迷人的背景，是1937年前后的北平城。
上世纪前叶，许多日本作家前来寻访老大之国的风采，他们笔下的北京城，是遍植洋槐与合欢的大森林，宫殿与四合院，都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但就连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文豪，都写不出一片屋瓦的色彩。
老北京的魅力，它的数百年固若金汤与最终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一斑。
《邪不压正》一上来，就是大雪过后的北平城。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仿佛是网络上的女诗人走红文体。白茫茫的大雪，也把观众带回了民国的北平。
姜文是如此迷恋灰色的屋顶，它们像无边际的海浪，像游子思慕的床，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让彭于晏在上面冲浪，蹦床，接连不断地跑酷，来去自如。他还带着周韵一起翻越牌楼，人间游戏。走在屋顶上，只差再滚来一阵阵热浪，姜文还可以年轻上几十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天。
制造北平全景和城池意象，是《邪不压正》必不可少的篇章。然而，因为那些景色的过早消失，别说城门，连城墙根都没剩几截。最终，《邪不压正》又落入民国三部曲的搭景窠臼，影视基地，仿古再造，CG美学，始终经不起放大细看。
这不是吹毛求疵。你会清楚知道，那个人、那户人家，是不是真的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而不是空洞的内务部街、东棉花胡同39号、东交民巷，乃至是东大桥刑场。
在我看来，电影主人公所极目远眺的大全景，最终只是一片失焦的虚空想象。这不仅是意不在此的姜文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本身。
很难描述《邪不压正》的观影感受。我感到不适，作为观众被导演戏耍，并且看着他还洋洋得意，疯狂宣泄着荷尔蒙与暴力。
这次的姜文，该是打针又吃药了。
《邪不压正》的故事时间点，是一个内外冲突，交织渐变的一个时段。电影一边忙着虚构架空，师门败类，国家兴亡。一边潦草凌乱，落回卢沟桥事变，日军开进到哪个门。
片中人物，全程都在夺门而入，摔门而出，天上掉钱，墙头落体，不好好说话。前一秒出门，后一秒大棒槌。前一秒打针，后一秒调情。这就导致电影角色纷纷站不住脚：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贱的，后来有高尚节操。一开始玩心计的，后来卸了一嘴牙。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空有一副强健体，没有任何报仇驱动力。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一直在飘。
这些人物，也盖满了过往姜文作品，猩红色的大印。白大褂、白大腿和骚入骨的声线，打针一章的既视感，根本就是重复《太阳照常升起》最耐人寻味的陈冲段落。屋顶上的行走，屋檐上的自行车，也是乱入的马小军，远远打望着青春期的永恒女神米兰。有人说，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就停止了思考，去依赖永动机般的魔怔台词与癫狂节奏。但有一个比较，是触目惊心的，那个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如今只会拿坦克与驴屁股做文章。
已经不需要翻译的美国人形象，中文很溜，但无疑是非常失败的嘴炮角色——你从他的死法，就能知道姜文是多么不屑于交代他的七七八八。
姜文自己，看似贪了一个反转黑化的好角色（他以为）。演这种深藏不露阴谋家，挑战演技，太爽。然而，这个人除了放放鸽子、暗中圈点人力车夫，好像并不干嘛。结尾安排一出营救张将军抗日，同样让人一头雾水。我意思是，这可能是个有趣故事，但你这样东打一枪，西轰一炮，该切左肾，留了左肾，真的让人搞不懂状况啊，到底是什么玩意。
继续斗志昂扬、鼓着胸大肌跑全马＋铁人十项的彭于晏，与卖屁股和大腿的许晴，倒真是天生一对。我对依然少年气，战斗力爆表的彭于晏没有看法，可是，他美利坚学了大半天，李小龙COS了好几出，最后跟着《师父》跑出来的廖凡胡乱拆招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姜文解释，相中彭于晏是眼前一亮，然而，电影里的彭于晏，是相当模板的人物存在。这不只是因为猛然醒悟喊爸爸的倒胃口，而是彭于晏的电影人设，四五年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打拳的《激战》和骑车的《破风》，甚至乱入《明月》刘黑仔）。
许晴的角色，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从冯小刚电影里剥来，也无情地削去人物的正常情感。剑桥毕业的，和墙头的自由落体，有何干系？肆无忌惮地跟亨德勒父子卖骚，与朱潜龙的媾和又掌嘴，到底哪个更糟糕。
周韵的角色，八年前的罗永浩就在评论垂涎：姜文老婆越来越好看了。那个为父报仇的故事，也就是最终刺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姜文继续把她传奇化，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给《邪不压正》留下了好几个人物外传。但我想，他应该没有机会了。
还有不少影评人愤然的华北首席影评人潘公公——由热烈赞美过999部电影但狂喷过1部《小时代》（以及郭敬明粉丝）、刮了胡子及多余毛发的奇葩先生史航主演。其实，《云图》和《鸟人》都有过对评论家的揶揄，即便把影评人、书评人、乐评人之类的讨人厌角色插两刀，割舌头，乃至磔诛都无所谓。问题是，他这个人，除了沾点末代皇帝和庄士敦之类的掉书袋趣味。他一出来，就是一具浮肿的行尸，跟电影故事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邪不压正》是从哪里开始崩坏的呢？
有人说是美国人的坠落现场，有人说是彭于晏被送去敲钟。还有人说，是彭于晏莫名其妙吃了一针，周韵冒出来的那阵子，整部电影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往屋顶上蹿。
我是觉得，像众人吃饭开香槟，那场面就已是车祸现场无疑。围绕屁股盖章这个事，何尝不是姜文热衷的“你老婆肚子像天鹅绒”之类的男权挑衅。这个事情，姑且可以说它不无聊吧，可对于几个作哈哈大笑状的电影人物，究竟有何帮助。
从如何达成完美复仇，变成无厘头的“谁是你爸爸”，又回到复仇之虚无的深刻探讨，《邪不压正》的私货，显然是姜文自鸣得意的明、清、民、中、日、美的鱼龙混杂军阀汉奸曲艺节目，堪比天桥下说书。本是手起刀落的痛快事情，非要把人骗进七弯八拐的时局，用的手法，却是狼奔豕突。
至于语言幽默，你要笑出来了，我算你赢。
你说它是商业片，他说塞了那么多好货，你瞎啊。你说它是艺术片，他说我把通俗幽默和情怀心肺都献给你了。你说这个电影很难懂，他说看个《爸爸去哪儿》，不能再简单。你说，啊，我终于明白彭于晏确实不要找爸爸了，应该自己生个娃。他说，孙子，我骂的就是你。
这个姜文，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无论是李天然，还是《一步之遥》的姜文。这都是一场失败的复仇。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侠盗一号》的时候采访姜文，群访，每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没聊出来什么，当时热门了几天的“航空母舰”论调，就是那次采访蹦出来的。印象更深的，是当时他汗涔涔的，光着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他说刚在酒店楼上蒸了个桑拿，不住地拿手捋湿漉漉的头发。
面对面地和他聊，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太强大了，那种瞬间就能抓住你的光彩，不由得让你心生崇拜。那次群访最后，一个小姑娘记者哭着说终于见到你了，爱了你好多年，姜文安慰她：《侠隐》的时候咱们再好好聊。看各种视频采访，看文字采访，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喷薄的能量。这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本事，个人魅力。
这种魅力让他迥异于规规矩矩、满嘴客套话、假大空话的中国电影人，让影迷感慨：有这么个人，真是中国电影之幸。而有意或无意的，许多影迷也将对姜文作为“人”的欣赏与崇拜，代入了对他的电影作品的评价中——这很明显，也很危险。危险的是，影迷（不管水平素养高低）仿佛甘愿为了他，改变对电影的评价的标准，甚至委曲自己一贯的审美品位。
用他们夸姜文的俗话来说：他的电影无法归类，只能被称为姜文电影。
对人的评价，与对其作品的评价，混为一谈。对许多艺术家来说是不幸（me too运动正如火如荼呢），对另一些艺术家，则又是莫大的幸运，个人魅力对其作品有加成的作用。他说看电影那功夫不如喂儿子吃俩饺子，太酷了，太潇洒了，会让某些观众鼓着掌为他的电影多给一颗星。
这个趋势，始于《让子弹飞》（从当年看到这部片子，这几年内又重看过几次，真的不喜欢。）当年围绕这部电影的“政治隐喻”，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各种解析文章层出不穷，那阵势，如今记忆犹新，大概唯一可媲美的，是关于李安《少年派》的解析。
从那部电影开始，大众尤其是一些没有自己创见的影评人，就开始了对姜文的塑神行动，为他越发混乱与任性的叙事寻找各种借口。
失败的戏谑
《让子弹飞》的优点也很多，在此不必赘言，但着重要说的，是这部电影开启了姜文一个很坏的兆头：自以为是的戏谑。
戏谑，是很高级的表达手段，但姜文从《让子弹飞》开始，就用得过度、用得别扭、用得自我矛盾。一直到《邪不压正》，算是达到了别扭的巅峰。因为戏谑不管内涵多么丰富深刻，基本的一点，是让人发笑的，在笑之后的说道，要适中，背后的东西多了，这戏谑承载不了，少了，就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姜文几乎每一次戏谑都过载了，过载的那部分，就是很多人说的“夹带私货”。
他的电影因此越来越人工化，缺乏自然的韵律。
观众笑了，但没笑明白，正琢磨着，密集的台词已经将你带入下一个戏谑了。这种云上敷云的法子是非常不尊重观众的，因为这无关智商与理解能力，而是违背了基本的生理反应。好比你一帧里非要过三百个画面，观众什么也看不清，你却说观众眼拙，谁让眼力不行，或者近乎无赖地说，你再去看两遍，就看清了。
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己电影的容量是一般电影的三五倍。这句话本身就很有问题，感觉是将观众放在了创作的对立面——背对观众创作的理论，至少还有观众的存在。但感觉姜文如此做电影，是将观众的预设放在自己的层面，我知道这么多，你就得知道这么多，而且你有义务多看几遍，以发现我的良苦用心。
这是电影创作者对观众的霸权主义。他的这种霸权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影迷疯狂吹捧的反噬。
面对历史，采取戏谑的手段未尝不可，刘别谦和怀尔德电影中的戏谑够高级，但绝对是顺畅的，台词不可谓不考究（怀尔德的台词简直句句精道），但绝对是“好入不好出”的，论台词密集，伍迪·艾伦也密集，但他的台词更多承担的是“气氛功能”，打造一种神经质的喜剧氛围，漏掉一两句，快速过去，影响并不大。可姜文的台词因为过度修饰与人工化，恨不得每一句都暗含多层意思，还用力使台词变得“接地气”，还喜欢用跳跃的逻辑来前后呼应，真是令人厌倦不已。
戏谑的手法在《鬼子来了》中大放异彩，尤其是花屋幻想中的那段武士片情景，堪称神来之笔，还有太多精彩的情节，农民的驴干太君的马，这是顶级的戏谑。《太阳》里也用得克制，没有跳戏。但从《让子弹飞》里那场著名的凉粉戏，到《一步之遥》的教父开场、洪晃出现的所有情节，再到《邪不压正》里史航出现的所有情节以及那场可怕的酒吧胡闹戏，这种“戏谑”变得越发恶俗、下流、毫无价值，用米兰的话说就是：真没劲！
姜文现在变得像是一个不着调的喜剧导演。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要猛加喜剧的料子。不管拍什么严肃的场景，总要不时搞笑一下，抖下机灵，就是不让观众落入悲伤肃穆的情绪，就是不让观众有正襟而坐的机会，就是不让自己的电影变得严肃而伟大。——吹姜的人说，这是后现代，这是解构。
这些名词用得对不对且不争论，个人觉得，姜文总要自我破坏“严肃”，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充满了焦虑与怀疑，他习惯了疑问，死活也不肯相信。我们不想讨论他为何不肯相信，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浸淫，只说这种不相信，如何越来越让他的电影变得畸形与空洞。
国恨家仇李天然，老谋深算蓝青峰，奸诈恶毒朱潜龙，神秘莫测关巧红。除了周韵的角色，其他三个角色的处理都充满了喜剧色彩，没有一个角色肯深入下去，挖掘他们“笑不出来、谋不出来”的大悲伤、大落寞，姜文不肯，他要以小丑来戏谑英雄，甚至拒绝让他们成为英雄。
但他还是露了马脚：装作再如何玩世不恭，他还是向往着“相信”。因为周韵，因为关巧红。这个角色可以深情，这个角色可以坚决，这个角色仿佛容不得稍微过分的打趣，一个能量凝聚的角色，一个真正严肃的角色。这份老老实实的相信，给了周韵。
如果所有角色都按关巧红的方向去处理，别的不敢说，这部电影会轻易地做到“荡气回肠”。可惜姜文不稀罕这种英雄气，甚至不稀罕“侠义”之道，他只在乎心里的那一麻袋怀疑，搜罗历史资料来遮掩最后又是证明自己的怀疑，他就是不信，信也要偷偷地信，就是不肯让人家看出来，哪怕笑得尴尬，遮掩得笨拙，也不肯稍微正经地流下泪，说一句：我相信。
姜文也许是个真诚的人，但他现在的电影不真诚，他还是做不到像他深爱的费里尼那般，真诚、坦率与自我反省。电影或许是欺骗的艺术，但艺术家的内心，容不得一丝自我欺骗。
看不懂是个伪命题
北洋三部曲每一部一出来，都有许多影评开始深入解析，教你如何看懂，如何抓住历史的细节。其实对姜文的电影来说，看不懂真真切切是个伪命题。
没什么看不懂的。
稍微加了些高级叙事技巧的，也就《太阳照常升起》，故事也不复杂。北洋三部曲的故事都有真实历史背景，也不复杂，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还有一些梦境与现实的交融场景——在《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中，这种真假交融的场景都处理为嗑药。姜文不爱复杂叙事，一个故事而已，没什么看不懂的。
真看不懂的，看得费劲的，是他以台词为核心的贩卖私货。
台词“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逻辑，大概始于《太阳照常升起》，但《太阳》气质迷离诱人，这种台词风格反而相得益彰，并不觉得突兀或难受。《让子弹飞》的冒险气质，高度运动转换的情节，也容忍了这类台词的不友好之处。可《一步之遥》与《邪不压正》，节奏大幅度降低，各种嘴炮情景纯粹是为了宣泄“台词背后的意图”，非常累人，也着实无聊。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姜文电影中的隐喻，很少是“物”的，很少是某个场景某个道具的隐喻，更多的是以台词为载体，通过“说”来暗示。也正是从《让子弹飞》开始，他电影的台词变得极为密集，容量极大，而且许多两人以上的对话，对话逻辑活蹦乱跳，就是不会按常理出牌。
蓝青峰要去买醋，华北第一影评人借改锥，连这种小细节都要使劲给你别扭着说，跳着说，饺子隐喻什么？醋又隐喻什么？即便真有隐喻，这隐喻的使用也是失败的。把本来该自然无形的东西，绑一截红绸子，使劲在别人跟前摇晃：看，这是隐喻。
所以很怀念《鬼子来了》里的台词风格，有劲，漂亮。怀念“王八操的，我一手一个，掐巴死俩。”怀念“借一还八”，怀念马大三打驴“你妈了个逼，你妈了个逼”。那才是正经的好台词。在天赋的力量面前，隐喻算是什么虾兵蟹将。
从《鬼子来了》开始，姜文就爱上了集体编剧的工作方式，有的润色台词有的架构情节有的打磨角色，这种工作方式创造了《鬼子来了》这样的神品，也导致之后的作品变得气韵滞涩、内容杂而不精、角色前后矛盾等等许多问题，而且也流露出非常愚蠢的苗头：刻意追求金句。每个编剧都想表达自我，上面又有一个最大的自我在把控，一群自我凑出来的东西，不自大才是奇怪了。
但姜文并不接受“自我”之虚假、之无能，他还是觉得“自我”是天底下头等重要的事，不论他在节目上如何说，自个儿的作品不骗人。他的北洋三部曲就是畸形自我的万花筒拼贴，他不想给观众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他不屑这种“技术”，他觉得重要的，是他自个儿内心深处的“仨瓜俩枣”：怀疑，以及怀疑的各种表现方式。
姜文的才华，被他的怀疑毒害得千疮百孔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怀疑，是怀疑回忆的真实性，是怀疑官方历史的权威，但往事的每一幕都带着相信的意愿，那是美好的。《鬼子来了》也强烈怀疑，但最后马大三绷着脸，拿着刀冲进日军战俘营时，那是相信的力量，那股力量震撼力太强了、太伟大了，让人五体投地。《太阳》也怀疑，但有周韵在，有火车道上的儿子在，那也是相信。
那之后，只有怀疑，没有相信的痕迹了。
想对他说：“阿廖沙，不要怕。”
他的爱人周韵喊出的这句话，是他最后一次相信的流露，之后不断地隐藏与遮掩，具体的心路历程，他自己知道。
我们哪有资格对姜文的电影之路指手画脚呵，只是看不惯某些盲目崇拜与吹捧的人，随便聊一聊对姜文的看法。从《一步之遥》开始，他就明显慌了，开始想着要照顾观众的感受了，可惜那次的不成功还没有真正刺激到他，这次《邪不压正》除了找了个偶像主角卖肉，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反思与进步。
别提什么历史细节了，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导演，肯下功夫，都能做到。历史资料是死的，在那摆着，费劲就能搜罗到。但对资料的使用与剪裁，才是导演分高下的地方。姜文的剪裁，是真假难辨的，剪裁出的形状，是一个问号。
像《让子弹飞》里用枪打出来的那个问号一样。
个人觉得，姜文的电影不会有什么改观了，其人如此，文如其人。除非——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他意识到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不论如何自大自负，也大不过那个存在，再聪明，于那个存在也是小智，再狂妄，于那个存在也是可笑，再怀疑，也有对那个存在的信仰而托底。
那个存在，或许是李安所说的那位“电影之神”，或许是宗教式的，又或者只是一份对艺术的信仰。姜文不缺怀疑，他就是太怀疑了，他缺的是相信。有个相信为他兜底，他才不会如此迷茫地下去。那一代被红色中国浸淫过的，怀疑成了天性，越年老，越坠往深渊。这是个时代的论题，能力有限，谈不来，点到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