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River Road,Where is My Home,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0823·上海

李睿珺是一席第312位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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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三十二岁，甘肃高台人。我出生在一个叫花墙子的村庄，在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湿地，所以大家在修房子的时候，都会去湿地边的池塘边裁土坯，因而在土坯的最上面会长很多杂草，杂草中间会盛开着很多小的花朵，于是，用这些土坯垒砌的墙面上，总是会盛开着各种小花朵。据说这是花墙子村的由来。

我在这个村子里面拍摄了四部电影，差不多有三部长片和一个短片。这些片子要么是在这个村子拍摄的，要么是以这个村子为据点，在周边辐射拍摄的。原因很简单，我出生在这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有我特别难忘的一些过往，还有，这个村子里面生活着那些我最关心和最感觉到亲切的人们。

在我的老家，好像更多的老人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当然这种情感是从他们出生就开始的。我小的时候，印象中，我的爷爷、我的父母经常给我们讲，小的时候他们西北物质比较匮乏，这些孩子出生的时候炕上没有太多的被褥，就在这个炕上堆上很多沙子，因为炕的温度自然会让这些沙子变得暖和，然后孩子就出生在这些沙子里面，沙子脏了，就把它铲了，换上干净的沙子。于是，对于我来说，我对土生土长有了一种特别特别特殊的解读的方式和意义。

在我后来每年回家的时候，我跟我的母亲聊天，总能聊起这些。村子里面我熟悉的那些老人，就是有很多老人已经去世了，他们去世的原因大部分有几种吧，一种是因为他们的儿女都到外地去打工了，他们晚年得不到悉心的照料，就郁郁而终了，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晚年生病，怕拖累在外打工的儿女，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放弃治疗，就这样去世了。

我就觉得，这些老人他们的一辈子都是在为他们的儿女而活。他们年轻的时候，把他们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等到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会极力给他们孩子最好的教育，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娶上媳妇，然后生孩子。等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像他们曾经照看他们的父母一样，能得到他们子女的照顾。但是在这个变化和变革的时代里面，因为时代的变革导致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原有可能延续了千年的这种亘古不变的生存的法则，到这儿已经不太适用了。

这些老人也好像似乎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有一条裤子，还没有破到露出屁股，他们就不会愿意去买新的。对他们来说，可能觉得，只要他们眼睛还有能睁开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愿意到地里面去干活，直到他们死去的那一天。

这个会让我想很多很多，我觉得那人活着一辈子，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然后他就像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面见到的那些牛啊，马啊，驴啊，它们一辈子也许都是在干活，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这些牲口去世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干活的牲口。于是我决定我要拍一部关于这些老人的电影。

当然，在我的村子里面，从来没有人见到过有人拍电影，也从来没有人演过电影，更何况是一个从这个村子里面走出去，又回到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小孩，他想在这个村子里面拍摄一部电影，而且他还希望让这些村子里面的人去演这个电影。我拍电影的事情变成了这个村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笑话，他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也变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聚集在村子口聊天的焦点的内容。最后我就决定从我的亲戚朋友中间下手，于是我把我的亲戚朋友集合在一起，去选出一些我认为他们适合这个电影的人，然后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希望他们变成我电影的演员。

在这个准备工作开拍前，我需要请一个老人来演这个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逝去的父亲，他已经死去了，所以说他的表演基本上是以遗照的方式来出现的。

这个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当时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在村子口，然后是为了让我的电影能够拍摄顺利，所以说我洗了三张照片。这个老人看完照片之后，他说他特别喜欢，说你能不能给我一张照片，我说其实这是遗照，他说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我就送给了他一张照片。

其实在我电影里面，用的是一张黑白的照片，但是现在我选了一张彩色的，因为，虽然在我电影拍摄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但是在我的心里面他依旧是活着的。

我送给他那张照片之后，他后来觉得，他就拿着这个照片，然后在村子口给别的老人看，于是在我拍电影的那个过程中，总有其他的老人会跑到我的身边，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能不能帮我拍一张遗照？我说要等我拍完电影。在我整个电影拍摄结束的时候，我给这些老人拍了遗照。

起初我特别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活着的时候，在我看起来他们的身体还很好的时候，会对一张遗照那么有心思？后来我跟我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很多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这些儿女可能是几年回来一次，有的可能是这些老人去世的时候，才会匆匆赶回到村子里面。但是他们觉得在出殡前应该为自己的父母准备一张遗照，他们在家里面去找各种父母的照片，找了半天发现没有，情急之下，这些子女通常的方式都是会去到县城里面，拿着自己父母的身份证，在照相馆里面把身份证上面的那个照片放大，再放大，最后拿着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是从身份证上面扫描下来的，甚至在这些照片的脸上还压有那个长城的防伪标记。他们不希望有一天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的遗照也是从身份证上面扫描下来，带着那个长城防伪标记的照片，所以说他们让我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

《老驴头》这个电影大致是讲，一个老人他73岁了，他有3个儿子2个女儿，但是这个老人依旧靠种两亩自留地维持他晚年的生计。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他父母的在沙漠边的祖坟快要被这个沙漠掩埋了，于是这个老人就每天奔波在这个坟地之间去治理他父母的祖坟，同时呢，国家有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所谓的土地流转政策，其实就是集中土地，让少部分有耕种能力的人去耕种，没有耕种能力的人去给这些新时代的农场主打工。对于这个老人来说，这两亩地是他晚年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生产资料，地是他活着的希望，而坟，可能未来是他的归宿。于是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奔波至死。

这个电影拍摄结束之后，我每年过年还会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我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去自己家的祖坟去祭拜、去烧纸，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就是大部分的坟地都是在沙漠边上，我们总是在那个沙漠上，会碰见一些年轻人，就是茫然无助地站在硕大的一个沙丘上胡乱地烧纸，烧完纸之后他们走了，我的父母碰见他们就会寒暄几句。通过他们的寒暄，我得知其实他们是在外地打工，就是有四五年或者五六年，偶尔回来一次，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突然间发现，自己父母的祖坟已经被那个渐渐移动的沙漠给埋掉了，他们已经找不见他们父母的祖坟到底是在哪里，于是他们把整个沙丘当作他们自己父母的祖坟去祭拜。

当然有人认为说，我拍的电影是边缘化的题材，这一点我非常非常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着到目前为止近两亿的老龄化人口，在这个近两亿的老龄化人口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农村。我拍摄一部如此庞大群体的一部电影，居然会变成了边缘，请问这种边缘是谁把谁边缘化了？

在拍完这些电影的时候，我陆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小的时候，在我放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两分钟就可以回到家，但是我特别特别渴，我就真的回不到那个家里边了，就想趴在那个村子里边的小溪喝饱了水再回去。其实通常意义上，那个水是大家饮牲口的时候，会把牲口赶过来在那喝水，然后我就在那喝饱了水我回去。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小溪已经干枯没有水了，而且黄昏的时候，会有成群的骡马牛羊从这个村子的不同的四面八方回到这个村子里边，但是现在这样的景象也没有了。

我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如果说这些成群的骡马牛羊都已经没有了，按理说 它们再也不会去那个小溪里面喝水，那个小溪里面的河水应该更加充盈，涨得更加饱满才对，而且因为这些成群的骡马牛羊不可能再去沙漠边去吃草，那沙漠边的草应该长得更加丰茂才对，但是为什么那些沙漠会移动得特别特别快，就是那些在坟头上茫然无助，找不到自己父母祖坟的那些年轻人，和他们被掩埋的祖坟，以及这个村子里面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以及这些河流，牛群，羊群，其实它让我通过环境的方式看懂了人们的内心，我后来发现，其实干枯的不是小河，是因为人们的内心都已经早就干枯了，沙化的也并不是那个沙漠，是因为所有人的内心都已经在沙化了。

2010年，我住在北京，我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了苏童老师的一篇小说，叫《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我在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特别意外，也有一种莫名的说不清楚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小说，但是他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好像那个小说的故事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或者在你的脑海里面封存了很久很久。

这个小说的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老人，他每天会带着他的孙子和孙女到村子里面的一片湿地，就是一个池塘边的一棵树下坐着，然后去等待仙鹤，去看仙鹤。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说，这个老人是一个神经病，说他老糊涂了，他有病。然后呢，他的孙子就问他说，爷爷，你为什么会要等仙鹤来呢？老人说。如果仙鹤来，每一个仙鹤来，它就会带一个人到天上去，我也希望仙鹤能把我带到天上去，我不希望在我未来去世的时候，被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姑姑们拉到西关的火葬场火化了，然后从烟囱里面变成一股烟，然后飘走。他认为，人一旦变成一股烟，什么就都没有了。

于是，这个小孩说，那很简单，我把你藏起来，你就不会被拉到西关的火葬场。他说，我藏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找到，而且我死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阻止他们。于是这个小男孩说，很简单，我们就在这个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你躺进去，你睡在里边，然后我们把你埋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永远睡在这里，永远不会有人找到你，你就可以等仙鹤来把你带到天上去。于是，这个老人和他的孙子和孙女就很巧妙地挖了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坐进去的坑，帮助这个老人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因为这部电影，恰巧我觉得它是在讲述一个老年人晚年的精神世界的部分，而《老驴头》好像是在讲述一个老年，晚年生活物质的部分，我觉得它们冥冥中有一个内在的关系，《老驴头》的结尾恰恰好像是这个电影的开始，于是我把那些村子口每天聊天打牌的老人和那些孩子集中起来，帮我去完成这个电影。

在《老驴头》里面，那个老人每天固执地在沙漠里面去治理沙子，他把整个一个沙漠治成了田字格，但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个老人他每天固守在这个池塘边，他甚至守护这片水草，希望不要有人把它们割去喂马，因为他觉得，如果这个草被割掉了，那就意味着白鹤再也不会来到这片地方栖息，他就没有机会坐着白鹤到天上去，于是他疯癫般的去守护这片草地。其实这片草地是这个老人最后的精神家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或者理解。

我的舅爷爷是我的这部电影跟《老驴头》的主演，他就是一个农民，但是在这部电影拍摄完之后，他获得了澳大利亚一个电影节的影帝，他得了最佳男演员，当时跟他一起提名的，我印象中还有刘德华，吴彦祖之类的。

我们去澳大利亚前，正好是在中国的春节期间，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最后觉得唐装比较合适。我们找遍了县城，没有一家有唐装卖，他们告诉我说，唐装在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去世或者过寿，或者孩子结婚才可以穿，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去寿衣店。

然后我就跟我的舅爷爷去了寿衣店，寿衣店的老板给他做了这件衣服。三天后我从寿衣店拿着这件衣服，去家里面给他送这件衣服的时候，我的舅奶奶当时说了一句话，说这件衣服特别特别精神，等你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我们还找这个裁缝，把你未来的所有的寿衣全部做好。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

通过这几部电影，其实我逐渐地发现，因为在拍摄白鹤的时候正好是夏天，就是大家农忙的时候，这些村民就在农忙的闲暇之余来参与这个电影的表演，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拍摄的场景周边都是庄稼地。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我作为一个导演，我跟这个村子里面的农民本质上干的工作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处理时间的问题，在讲述生命中的故事。

这些老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他们春天去地里面播撒种子，然后经过一个夏天的培育，到秋天他们去收割这些粮食，然后他们把地翻一遍，第二年重新开始。他们不断地去耕种时间，培育时间，收获时间。其实这个粮食的概念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时间和生命的结晶，他们去咀嚼这个时间，去延续他们生命的物理的时间，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

我突然间想明白了，为什么我拍摄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对于这个死亡的事情提出疑义，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他们天天都在跟生命打交道，他们每一年都在重复见证生命和时间的轮回，对他们来说，生死已经沦为日常了。

得到这个最佳男演员非常非常高兴。我们回来之后，很快，我的生活，他的生活，都各自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然后又有一天，我在从北京的西土城地铁站出来，我本来已经路过了，但是我听到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声音，她在教训她的儿子，说，暑假我把你接到北京来，我带你去了游乐场，我给你买了新的衣服，我也带你吃了麦当劳，但是你这半个月时间从来没有叫过我一声妈。于是我就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看了看他们，然后我走了。

我一路上想了很多，我觉得其实这个孩子只不过是这6000万的留守儿童里面的一员而已，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对于这些孩子，父母只不过是逢年过节的一个电话，或者是在家里面的一张照片而已，他们童年就是在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他们就是要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父母是不管自己父母的。突然间我会越想心里面越难受，因为这些孩子有一天都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大，他们会变成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中流砥柱，那时候，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多么强烈的恶性事件，我觉得它都是有原由的，你早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

也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老拍老人孩子啊。我虽然今年32岁，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像一个老人一样。90年我们村子有了电，所以说我的老婆总是说，我跟她妈是一个时代的人，因为她总觉得，我的童年是听她妈之前的口述里面，才能这两个童年交织在一起，于是我跟她聊不在一起的，我是跟她妈比较能聊到一起，原因是我们有童年的相似的经历。

今年我已经32岁了，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如果幸运的话，我还有40年的活头，这40年，在我幸运的状态下，我平均最快两年一部电影，我也许还有20部电影的时间，不幸运的状态下，可能我就十几部电影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这十几部电影是全部去拍摄我真正想拍摄的，或者去关注这些我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人的事情，我觉得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不想轻易地浪费掉我这十部或者二十部电影的机会。

于是，2014年我拍摄了我的一部新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将会在今年的十月份公映。

这部电影大致是在讲，两个小朋友，他们是一对兄弟，他们在草原上生活，上学。暑假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忘了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决定骑着骆驼去寻找自己在草原上的家，但是父母一直在游牧，他们并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只是之前父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放牧要迷路，你就一定要顺着河流走，就是有水的地方水草才会长得丰茂，牧人的家一定是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于是这两个小孩就顺着干枯的一条河流一直走啊走，他们骑着两峰骆驼，经过了七天六夜，展开了五百公里的回家之旅的行程。

他们就好比，爷爷带着传统已经逝去了，但是父亲又不在，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他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文化无法传承的这个时代。乡愁其实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故乡，我们失去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水草丰茂的土地。

我住在北京已经12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有什么关系，原因是我每年都要去办一张暂住证，每年这个暂住证都会提醒我，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只是暂时居住在这儿而已，这儿不是你的家。

对于我来说，小的时候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早开始是因为我的爷爷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去买一张年画，这个年画上大部分都是印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豪华的建筑什么的。后来我真的明白了，其实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对于中国的普通的家庭来说，它真的就只是一张年画而已，但是在这个年画背后的城市，其实更多的是像《老驴头》、《白鹤》里面的老马生活的地方。

但是现在有无数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投入到这个年画般的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我们出去的时候，都将自己的乳牙丢在了我们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但是试问，若干年后还有多少人能够拖着自己的躯体，把自己的躯体埋葬在你出生的那个故乡？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些人都是依靠出卖体力去城市里面换取他们认为最高昂的社会价值，但是他们有一天不能够出卖体力的时候，我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他们回到村子里面，土地已经没有了，他们怎么办？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只能在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电影里面翻来覆去。

北京这样的城市唯一能够让我感到亲切的时候，是下雨的时候，我会闻到雨滴跟水、跟草、跟泥土产生的一种土腥的味道，这会让我找回我精神上童年的味道，这个味道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突然间还有一丝亲切。虽然说我一直在拍摄一些关于农村的电影，或者是老人和孩子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件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可能其他人不这么认为。电影它除了作为一个文化产品仅具的娱乐功能以外，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电影，了解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线上的不同纬度的别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这个世界。

10月26日，东京电影节竞赛单元中唯一一部中国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进行了首映，制片人方励、导演李睿珺在映后与观众进行了交流。该片是曾以《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青年导演李睿珺的新作，讲述两个裕固族游牧家庭的孩子穿越荒漠、寻找回家的路的故事。日本观众看后纷纷表示，为故事情节和两个小男孩出色的表演而感动。

　　故事：游牧两兄弟的漫漫寻乡路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关注的是仍在坚守草原的裕固族人，80后导演李睿珺就生活在裕固族村落附近，因此了解裕固族的生活状态。在前不久上映的公益电影《有一天》里，李睿珺执导的部分同样讲述了两个裕固族小男孩的故事，折射出来的主题也是对草原沙化、民族迁徙的惋惜与伤感之情。

李睿珺前作《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曾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新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这位31岁导演的第四部长片作品，与《白鹤》同样聚焦孩子、老人、地域文化，关注生命与环境的起始和终结。《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从侧面反映了裕固族作为曾经的“马背上的民族”的无奈变迁史。

在故事中，哥哥巴吐尔和弟弟索嘎勒是生活在祁连山脚下的裕固族牧民孩子。巴吐尔是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与父母关系疏离。父母与爷爷送兄弟二人去同一所学校上学，可他们却从不说话。 爷爷去世了，暑假来了，其他孩子都被接回家，父亲却没有出现。索嘎勒决定和巴吐尔一起寻找草原上的家。索嘎勒说父亲曾教过，放牧时如果迷路，一定要顺着河流走，只有在有水的地方水草才会茂盛，才是牧民的家。一路上二人很少说话，只是顺着一条干枯的河流走着，看到满目疮痍、枯黄、破败的草原和被人工翻过凹凸起伏的干枯的河床。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河流后，他们却看到了意料外的一幕。

　　风格：荒芜大漠的一首朴素小诗

早在首映前的两三天，《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媒体场和观众场的票便双双告罄。在观众场偌大的影厅里，李睿珺用一副严肃的表情对观众开玩笑说：“首先我想问一下，刚才放电影有没有睡着的？我想说的是，就算睡着了我也不会给你退票的。”随后一位观众起身表示，确实有一点点困，但实在是一部好电影，令他非常感动。制片人方励则回忆了四年前曾带《观音山》来东京电影节并获得两项大奖的经历。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台词很少，镜头迟缓而悠长，情节类似公路片，但又没有大的转折和起伏。充斥在画面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黄沙漫漫的荒漠景象，看久了似乎会跟片中两个小男孩一样疲惫而焦灼。不过，这些缄默的镜头却充满诗意，伴随着声声驼铃，两个弱小的背影一前一后，时而互相疏离，时而共同面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摄影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色彩远没上次艳丽，却别有另一番风味。片名和海报也有浓浓诗意，就像出品公司天画画天的其他作品一样。

在“艰苦”、“乏味”成为这次回乡之旅关键词的同时，两个小男孩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成了点缀其中的亮色，观众数次发出笑声。从疏远到亲近，从嫉妒仇恨到手足情深，这是旅行对于两兄弟的另一层意义。

从交流环节的观众反馈可以看出，表演成为这部影片最显要和最值得称道的优点，两个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小演员表演浑然天成，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职业演员都难以达到的水准，摄影机似乎消失了。李睿珺透露，他在开机前花了两个月时间训练孩子和骆驼，教会小演员骑骆驼和说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两个小演员都不是第一次出演李睿珺的作品了，弟弟的扮演者汤龙曾主演过上一部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观众与主创交流部分实录：

　　观众：片中两个小男孩是怎么选出来的？他们是职业演员吗？

　　导演李睿珺：他们就是生活在拍摄地农村的两个普通孩子，两个人之前都参演过我的电影，一个演过长片，一个演过短片。只不过这次又隔了很长时间，所以需要重新训练。

　　执行制片人张敏：在拍摄之前我们跟两个孩子共同相处了两个月，我们觉得拍儿童演员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信任，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镜头，觉得就是在生活一样。

　　观众：为什么选择了裕固族这个少数民族？

　　导演李睿珺：裕固族和维吾尔族都是突厥的后裔，后来信仰藏传佛教的成为裕固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成为了维吾尔族。裕固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国家，但现在就剩了一万四千人，他们就生活在我隔壁的村庄，所以我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片中饰演父亲和哥哥的演员就是裕固族，但是百分之九十的裕固族已经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话了，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教会孩子们语言。

　　观众：导演很年轻，却能驾驭这样一个题材，创作初衷是什么？

　　导演李睿珺：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这个民族曾经有自己的国家，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过安史之乱，现在却只剩很少的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在消失，还得我来教他们的孩子自己民族的语言，我来教他们骑骆驼，这是我一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思考。片名的中文意思是“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现在草原都荒漠化了。

　　观众：电影以沙漠为背景，摄影上有什么表现技巧吗？

　　摄影师刘勇宏：电影里有很多沙地，很荒蛮，但在孩子的眼里可能却是像童话里的地方。所以这部电影是从童话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过程，童话世界尽管也有欺骗，但画面色彩是鲜明的，而到了现实世界，色彩就黯淡下来了，两个兄弟也互相和解了。

　　观众：当我看到最后一个工厂的镜头，我觉得很为污染痛心。结尾是怎么考虑的？

　　制片人方励：其实这个结尾是我给导演建议的。工业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前面积攒的情绪需要一个爆发和反思。另外，导演是学美术出身的，而我是学地球物理的，所以我可能对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更有感触。

　　导演李睿珺：非常感谢我的制片人，我们有了更好的方式来表现结尾部分。至于两个孩子最后为什么没有哭，我觉得他们必须要面对未来，就像电影里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再逆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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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举行的东京电影节上，当日本电影同行听说来自中国的31岁的小伙子已经拍摄过四部长片，并且先后入围过釜山、威尼斯、东京等电影节后，不禁赞叹连连。这位青年导演叫李睿珺，是个国内普通观众还不大熟悉的名字。这次他带到东京参加竞赛的是新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讲两个裕固族小兄弟放暑假后寻找草原上的家的故事。

“商业电影的票房越来越高，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可以捞一把的机会，就会有更多懂得、不懂得的人愿意拿出资本试一把，那势必给寻找资金的导演带来机会。我活了31年，我认为这个时代至少在市场上是最好的黄金年代，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导演遵从自己的内心是很难的。” 李睿珺说。令人无奈的是，独立导演与商业片导演一样，也回避不了钱的问题。但李睿珺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有希望。他打了个比方：“有钱有有钱的做法，没钱有没钱的做法。好多诗写在宣纸上和写在擦屁股纸上是一样的，绝对不会影响那首诗的光芒。”

　　这个时代热钱很多自由很难 挣婚礼钱还拍电影欠下的账

　　新浪娱乐：像你这样已经去过几次国际电影节、还有天画画天公司签约的青年导演，生存状况会比以前好一些了吗？

　　李睿珺：其实走电影节完全是一个双向的东西，一层对于制片方来说他觉得这样的片子，国内普通观众、院线不太容纳的，走电影节对制片方是一个销售的可能性。恰巧你这个东西做完了，人家又愿意要。但我不单纯是为了电影节，不然我1月份就赶柏林了，柏林影响力难道不比东京大？我一定要做到我认为满意，电影节今年没有明年还有。

　　对于公司来说，正好天画画天合作的一群导演差不多都是这个风格，都是做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说白了，这个公司没有太大的生存的，我们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很多收益。比如那一年，有《白鹤》、《有人赞美聪慧》、《美姐》等片子，可能最后收回成本的就是《聪慧》，我收回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正在做，也还没有完完全全收回成本。你也知道现在中国观众、院线经理的口味，这样不是能够赚钱的电影。但是，如果我们努力让电影有一些更大的收益，那不是更好么，能够让制片公司存活下去，支持更多的导演去做他们想要做的这样类型题材，其实对产业也是有好处的。

　　新浪娱乐：比如拍下一部电影，找投资会有困难吗？

　　李睿珺：看情况，看你要想做什么，当然如果你还是要想坚持按照自己原来的方式，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困难。当然现在的投资环境来说比以前好了一些，热钱越来越多了，商业电影的票房越来越高，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可以捞一把的机会，就会有更多懂得、不懂得的人愿意拿出资本试一把，那势必给寻找资金的导演带来机会。我活了31年，我认为这个时代至少在市场上是最好的黄金年代，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票房很好、钱容易找，这时候你如何能够坚持自我、遵从你自己内心、做回你自己是很难的。很多人因为会被资本限制，走上那条轨迹，你想回来都回不来了，有很多外界的外力因素影响。胶片时代彻底已经结束了，我买一个5D2都可以拍电影，2K，弄个调音台，我十个人可以拍、七个人也可以拍。我没钱就慢慢拍，拍两个月，能解决吃住就可以了。我以前的电影都是这么干的，大不了我拍纪录片。有钱有有钱的做法，没钱有没钱的做法。但是，不会说有钱就做，没钱就不做。好多诗写在宣纸上和写在擦屁股纸上是一样的，绝对不会影响那首诗的光芒。

　　新浪娱乐：你拍片挺快的，31岁已经拍4部长片了。

　　李睿珺：我拍第一部电影是2006年，自己借了很多钱，挣了很多钱，拍完那个电影就打水漂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又去挣钱，去电视台做摄像、剪接、编导，什么都干，还拍婚礼，为了挣钱还账。我是到2009年的时候才拍《老驴头》，中间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消耗在钱里面了，因为你为了自己的爱好付出了很多，现在就要去弥补那个东西。2011年拍《白鹤》，2013年上半年拍华谊《有一天》中的《礼物》一段，9月份拍的《水草》，差不多两三年一部。我觉得写剧本是从身体里面生长的过程，他不是类型电影有规章可以复制的，他独特就独特在这里。你把种子丢在你脑子里长长，你认为长成了，掰下来的时候是有时间的，你要精心的锄草、灌溉、喷农药。不熟的时候你不能生掰，再加上制作又漏掉很多，就没有了。所以剧本很重要，我个人非常重视剧本，剧本不扎实我就不拍，我宁可晚一两年都不着急。

　　记录家乡普通人的故事 小成本电影只有剧本可以谈创作

　　新浪娱乐：你上一部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以下简称<白鹤>)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为什么这次没有更进一步，还是拍摄关于自己家乡的文艺片？通常拍家乡是很多新导演处女作的题材选择。

　　李睿珺：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如果只是单为了电影节的话，其实《老驴头》就已经入围柏林电影节，然后《白鹤》去了威尼斯，新片子最初是12月28号我们收到柏林的入围邀请，他要求我们1月中全部做完，但是时间赶不上，我们9月十几号才全部做完。如果单纯为了那个的话，其实早就可以完成心愿了。我觉得很多的电影现在都在讲传奇、讲英雄。但是，真正普通人的生活有多少人能了解？比如我家乡西北，农村的现状，那些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甚至有人认为《白鹤》是个年代戏，我说没有，《白鹤》是2011年秋天拍的，2011年那个村落状态、那些人穿着打扮、吃饭、衣食住行就是那个样子的，你就想这个差距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人来一趟世界，因为一些原因有了交集，彼此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更别说换作很大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些普通人也有很多故事值得告诉大家，你把这个记录下来。

　　新浪娱乐：天画画天的几位导演都喜欢拍自己家乡的故事，有的导演可能一辈子都在拍自己的家乡，有的导演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你下一部电影会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李睿珺：我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我遵从自己的内心走，有些项目合适有明星来，就没有必要拒绝。有一些戏不合适，他愿意免费来，我也没有办法要。比如《水草》就有明星愿意来，但是我不能让他演父亲贴个胡子坐在骆驼上，他也不会说语言，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体验生活，对他、对我来说都是不负责任。可能我接下来有别的剧本，恰巧觉得普通演员演不了他内心的层次，需要有一个职业的演员，那我也不会说排斥。而且可能有些剧本觉得200万能够，那你给我400万我也花不了。如果这个戏正好剧本写出来是800万，你给我100万我也做不了。我觉得一切都是服务于剧本，这个剧本来自于导演的内心，而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恰恰是你要首先遵从与自己、遵从与自己的内心，这是对所有的观众最大的尊重。

　　新浪娱乐：接下来有新的计划和想法了吗？

　　李睿珺：前天晚上还在和方总聊新的剧本，一直讨论了很久了，还在筹备。现在我还不满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满意的时候才能拍，因为我写剧本，写出来很快，但是过一段时间觉得不好，不停地推翻。我觉得剧本很重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小成本的电影，其实他跟创作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小成本的电影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实你在创作的过程、在剧本的阶段全部已经做完了，你到真的开机的时候就是去还原。还原会受很多东西的限制，天气、资金等各方面。你不可能像王家卫一样，今天为了一个镜头坐在这里等，这句台词写的不好，我宁可让我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呆两天等我想一句台词，那是创作，我们这个不是。剧本就像是一把沙子，捏在手里，等关机的时候伸开你的手看剩下了多少，剩下的就是你的电影。

　　新浪娱乐：还是会关于家乡、民族、地域文化的？

　　李睿珺：会有家乡的。我觉得主要还是人，所有电影说来说去最后关注的还是人本身。这次有可能做一个年轻人的，之前一直在做“两头”，小孩和老人。这次小孩长大了，农民工的小孩已经长大了，跟我们差不多了。说白了我自己就是农民工二代，在这里漂着。我住的院子里的小孩，他是北京出生的，一口北京腔非常标准，但是他是外地人，在这里没有户口，学都上不了。但是，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这里不能接纳他，他回到农村，农村也不能接纳他，他也不适应。所以现在还没有想的特别清楚，看是今年拍还是明年拍，取决于剧本。

       前几天看完是枝裕和的电视剧《回家的路》，显然这名字用来概括李睿珺的新片毫不失精准。然而后者有一个更为诗性的名字：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话是从爷爷口中说出的，“你们的阿爸阿妈在远离镇子的地方放牧，那里有你们水草丰茂的家。”当时爷爷骑着马带着弟弟阿迪克尔，哥哥巴特尔在前面骑着自行车，大卡车飞驰而过，留他们在一地高扬的尘土中缓慢前行。

       片中的另一辆大卡车出现在此后不久，爷爷骑着白马，立于坡头，眺望着它满载群羊远去。大卡车把属于草原的一切都带走了，水、草、爷爷因井水干涸而卖掉的最后一只小羊，也带走了爷爷生前的最后一个背影。留下一个枯黄的世界。

       爷爷的过世在小孩眼中过于突然——老师让阿迪克尔去喊爷爷来办公室一趟，下一幕便是他看到喇嘛念经，亲人盛装，爷爷躺在床上，巴特尔在为他烧纸祭奠。然而伏笔是有的，阿爸到镇上给阿妈抓药时，医生对阿爸说，也带爷爷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实际上爷爷和阿妈一样，都已积重难返。这幅场景拍的有些生硬，确切的说，在两个孩子开启归家之路以前，几个大人（阿爸、老师、医生）的出镜都不太自然，阿爸在炕上和爷爷说家常时神色不定，避着镜头，老师过于紧张而口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只有在李睿珺电影里演过三回的爷爷丝毫不露怯意。尽管如此，这些情节足够交代了三代裕固族人捉襟见肘的生活现状：爷爷住在镇子附近，因缺水而卖完了羊；阿爸阿妈去越来越远的草原放牧；同在一个小学的兄弟俩由于从小被爷爷和父母分开抚养而互生怨恨。爷爷和阿妈都生病了，爷爷希望哥哥暑假能回家看望阿妈。

       考完试，家长们接孩子回家（不懂他们为何要盛装出席，略显刻意），如同《白鹤》一样，无人管教的暑假开始了。弟弟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宿舍里，还是决定收拾行李牵回骆驼，带哥哥一起回家看阿妈，寻找爷爷口中他们那水草丰茂的家。认定遭父母抛弃的哥哥起初并不同意，直到弟弟在门前坐了一晚，本着带爷爷的灵魂回家/草原的心愿，他们一人牵着一匹骆驼，开始了最古典的公路之旅，一次沙漠中的奥德赛。

       从镇子到草原，实际上是一条逆时间的寻根冒险。兄弟俩走过郊外，露宿废弃的房屋，弟弟从被遗弃的相片里发现，这是他们的伙伴小胖旧时居住过的村庄；他们走过荒野，在风蚀严重的山洞里看到祖先的壁画，镜头随着哥哥手里的电筒细细探照着留在墙上的古老的故事：野望侯张骞出使西夏国图景；他们在濒死的骆驼的指引下来到昔日的黄金牧场，如今的沙漠；直到路过遗世独立的寺庙，这里的喇嘛也纷纷逃向城镇，留下一座空庙。他们路过干涸的井，地下的河，每一处都在求生存的同时，不忘以儿童的天性历险和把玩。每走一步，都意味着离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先，他们最初的生活模样更近一点（尽管最终可能面临着不能承受的虚无）。每走一步，都意识到家的范围如何越来越小，文明源头如何越来越远。蜡烛红光中，不愿离开的老阿卡（喇嘛）道出了真理：父亲是草，母亲是水。而今母亲生病了，我们要虔诚祈祷。尽管不免有些生硬的说教意味，但是顾不得这些，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家庭关系的宏观比对，每一个成员都匹配着一种工整的隐喻。阿迪克尔和巴特尔的阿妈生病，正是他们的家园的干枯，暗示着与之息息相关的阿爸无法维持游牧业。水干草退，文明消亡，人们不再记得祖先的语言和生计，不再游牧，拥挤在狭小的镇子里，直到有一天狭小的镇子也被沙漠化吞噬，人们离开乡土，前往新地。祖先的后代成了永恒的流民，而他们不会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

       与此同时，兄弟间感情的微妙变化，和他们身处的环境是一致的。儿童的天真和任性让他们的互动构成一路上生动的笑点，稀释了荒野求生的紧张感和亟待归家的迫切心情。起初弟弟百般热情，哥哥冷面相对，如同缺水的环境一样，两人有一种随时可能爆发分离的潜在危机。迷路后发生争执，两人寻求共存又相互警惕，关系始终不平稳。直到巴特尔偷换了水壶，阿迪克尔骆驼的奄奄一息，这种僵局终于到了冲突时刻。沙漠中的打斗宣泄了彼此心中长久的嫉妒和怨恨，哥哥的弃之而去又让两人关系互换——弟弟冷漠，哥哥愧疚。而寺庙的重逢，让哥哥从喇嘛那里懂得了归家的意义。一匹新的骆驼，充足的水，让他们的感情得到新的润泽，起了生色，重新上路。当哥哥假装系鞋带让弟弟去捡气球盒子，当两人玩溜溜球的影子投射在夜晚的白气球上，情感弥合，我们似乎感到这趟归家之路不再遥远。

       看到树木，经过河谷，人们在水里淘金。弟弟为哥哥描述着那个即将到来的美好的家，“我们能在天黑赶到的话，阿爸从草原上放羊回来，就能吃上阿妈做的香饭”。最残暴的一幕发生了，我们和弟弟同时惊呆了，转过身来的淘金工人之一是阿爸，他仍然戴着牧民的头巾，但是身边没有牛羊，没有草，只有被凿穿的河谷，手里的石子。我们往往因为在路上走了太久，把目的地当成确信的稻草，久之就忘了它可能不会存在的几率。兄弟俩的小理想打碎了，爷爷口中还在游牧的爸爸，喇嘛口中值得尊敬的最后的牧羊人，原来早就不在了。他和镇子里的人一样，谋着为更远的城市里的人服务的生计。即便走到文明的最核心，文明仍然不知所踪。这一击是异常沉重的。

       据说倒数第二个镜头是制片人方励给加的，为了让大家更明确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剥夺，让弟弟望着远处的工厂和烟囱。我倒感觉不必。直接跟着最后一幕兄弟俩跟着疾步的阿爸走向消失就足够了。自然环境的削损背后，呼唤着一种更大的古老文明的全然溃败，没有草原，没有马背上的民族，没了历史，没了未来。乡愁式的虚无追溯，是不需要作出抵抗姿态的，极大程度是因为做不出。

       片子一开场就给出了裕固族的信息。作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突厥的后裔，裕固族曾经有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仅存一万四千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已经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爷爷的去世，喇嘛的搬迁，阿爸的改行，兄弟俩的乡镇成长经历，都诉说着这个民族的日渐消亡。 哥哥巴特尔和弟弟阿迪克尔身上，各承载着不同的角色责任。阿迪克尔是了解草原文化的，种种超现实元素的运用，映照出他心里种着的一片大草原。课堂上望着窗外的阿爸，他望出了一家人的游牧场景。骆驼回归故地，让他想象着曾经的夏日黄金牧场。给哥哥讲述阿爸阿妈的家时，幸福生活的场景早已浮现。他骑马，他不允许骆驼倌给骆驼膝盖前装木条，他看/梦到了爷爷的灵魂变成白马跑回来，他为死去的骆驼痛哭，以及那些反复出现的他站在高处眺望远方的身影。阿迪克尔是草原的后人，所以看到阿爸在淘金时，镜头给了他全然呆滞的表情，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回归者，家的崩塌对他而言太惨重了，他回不去了，他成了草原之外的流浪者。而哥哥巴特尔本身并无草原经验，他更具有现代人的特质，执拗，重视自己的想法，掩饰感情，偶尔自私。他更像被设置成一个游历者、冒险者，所以镜头借他之眼去浏览那些古老的壁画，去穿过寺庙的一个个门洞，去领悟喇嘛的教导。他的失落来自外部，来自亲眼见证的归家意义的丢失。而弟弟面临的是信仰的灭亡。奥德赛的兄弟并行是非常好的设计，内部的张力得到展现，又不断得到相互补充。寻根不止于寻的姿态，还囊括了主体的学习过程。

       关于这个家园失落的乡愁故事，尽管有叫人微词之处，李睿珺仍然精心编织了一个惊艳的故事，给了极棒的结局。相较上一部《白鹤》，整体上精进很多。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影像的饱和度并不像之前那么高（在我看来鲜黄鲜绿绝不是《白鹤》的影像优点，而这次黄沙弥漫还原了灰头土脸的本色）。伊朗人Peyman Yazda的配乐哀怨绵长又不失神秘恐怖，也很好地配合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趣味（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换一个更哀怨的伊朗电影式题目《何处是我阿爸阿妈的家》）。

       李睿珺关注老人和小孩，总是以他们为出口探寻正在丢失的东西。在大量乡愁叙事中，做一个朴素、扎实、忠诚的还原是很重要、也很难的。我们最不需要阐释，其次不需要滥情，相比之下说教反而更容易被原谅。比如和《我故乡死亡的四种方式》那种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式表达相比，他充满了诚意、反思和责任，又绝不放大个人情怀。据说李睿珺的下一部作品要离开甘肃，讲两个战地记者在海外报导的故事。那么看起来他的故乡三部曲《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正式完结了。我总觉得等以后他颇有名气了（放映厅能坐满了），人们一定会拿他和早期的贾樟柯相比，事实上他们的电影探索确实相似：内陆乡愁，好剧本，群众演员，方言；甚至连出道路径也一致：海外电影节、稳定投资方。然而李睿珺似乎看得更深远，不仅仅看这个世纪以内的事。他的关注颇为原始，这不是一种转型期的振荡，倒像是一种颠覆和灭亡，也许跟他更为内陆有关（？）。

       从山西到甘肃，是否还有更值得关注的内陆乡愁，关于宗教或民族或日常生活的样态，我不知道能不能看马润生的了。

                                                                                                      《电影世界》2015年10月刊

几点补充：

       《水草》放映的第二天晚上，浦东芳草路一家小小的青年空间放映了《老驴头》。李睿珺也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这地方很远，这天下着大雨，来的人不到十个。没想到李睿珺也是单枪匹马坐地铁来的，在末班车上我把想问的都问全了。文中提到的几个疑惑也得到了解答。

       关于阿爸表情的不自然，这是我观影不够细致的误解。导演解释说这是他特意要求阿爸这么演的，仓皇失措，心里没底。因为那时候阿爸已经是淘金工人了，他每次回镇子上，其实都在编造他还在坚持游牧的假象，因此他说到自己去更高更远的地方时，言语迟钝，神情紧张。一个细节是，阿爸送兄弟俩回学校时，给他们脖子里一人套了一个小金锁，这其实也在暗示阿爸的淘金工作。关于之后的震惊，回头想想，伏笔是很扎实细致的。

       关于放暑假前，教室外面接孩子的家长都穿着隆重的民族服饰，我以为略刻意。导演解释说这是个巧合。找群众演员那天正好是当地一个民俗节日，所以大家都穿得很正式…而不是有意展现裕固族文化之类的用意…

       导演是个直接艺术家，朴素、扎实，没架子，有野心，单枪匹马，能写好剧本。他说故乡并不是只有三部曲，脑子里有七八个甘肃故事。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看到。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着一个完美的切入点：裕固族是几乎被历史遗忘、现实面目也逐渐模糊的民族，草原也是消亡中的草原，在这个充满历史忧虑感的背景之下，又是两个孩子踏上了寻源之路，用儿童这“祖国的未来”（导演语）的双眼和感受来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水草丰茂的地方”，影片的叙事环境设计得可谓是精巧玲珑。
影片的主题是寻源，在这里我尽量避免用“寻父”来概括，原因在于，虽然母亲的形象一直未出现，但这个藏匿的、生病的母亲形象才是寻找的重心所在，如果说父亲象征着历史与政治感强烈的父权，那么在本片中两个孩子寻找的显然是母亲所象征的自然主义。
李睿珺导演显然非常善于利用隐喻性意象：爷爷讲述草原退化工业入侵时，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超越了他们的马和骆驼；而爷爷死亡之后，那匹被放逐又在一个月夜悄然出现的白马，充满了苍凉而又神秘的气息。类似的影像在电影中堪称俯拾即是：白气球、指南针、地下流淌的河流、废弃的村庄，要搬走的喇嘛庙，乃至最后点题的庞大的工厂。这些意味深长的意象，以及整部影片的影像把控，包括对于两个小演员的调教，都可以看出李睿珺电影美学造诣和出色的导演能力。
但在剧本上显然有提高的空间，两兄弟之间的冲突，尽管利用爷爷不厌其烦的讲述来介绍故事前史，但总觉得并不是非常合理，仅仅因为在爷爷家寄养似乎到不了这样的疏远。一种解释是兄弟二人不同的经历已经在幼小的人生观上打上了不同烙印：比如哥哥上学骑自行车而弟弟骑骆驼，哥哥拥有冲锋枪这种“现代化”的玩具，而弟弟言谈中则总是流露出对游牧生活的向往。二人恰恰代表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冲突。而二人最终在水中的和解，也就证明了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需要一个栖息生命的源泉。
但如果是这样的设计，那么影片中段在二人关系的处理上，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毫无起伏。在寻找水草丰茂地方的路上，虽然有着震撼人心的景色，但导演的调度却变得呆板，最糟糕的是喇嘛庙的那场戏，居然让老喇嘛直接说出了“父亲般的草原正在枯萎，母亲般的河流正在干涸”这样画蛇添足的台词。

更加值得导演警惕的是，意象和可延伸性的丰富也是双刃剑，当你在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设定中，最终只能做到一个维度的重复时，就不免令人失望，且显得展现卖弄多过真情表达。比如对于裕固族这个民族背景的设定，似乎也仅仅成了背景而已，在充满政治正确意味的自然主义之外，影片中看不到对这个民族的关怀，民族情怀只能用开头和中间严重脱离叙事的壁画来点缀。而壁画本身也恰恰成为了这种展示性利用的分形：看似丰富实则平面。
但作为一个83年出生的导演，毕竟限于自己的经历，能拍出这样成熟度的电影已经让人欣喜了。影片结束后导演发言，说要感谢香港的冷气，让大家看他的片子时没有睡着。事实上，导演应该相信自己的电影，也应该相信观众的鉴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