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回到美国，流亡的二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他不再那么冲动，他开始反思电影，他开始寻找拍摄电影的机会，但骨子里，那种对好莱坞背叛的愤怒，从未消失。在《风的另一边》中，很多的地方都体现了这个意识，汉纳福德委托助手接待潜在投资方，仿佛在讲述自己在好莱坞投资电影的窘境；毒舌评论家苏珊·斯塔丝伯格 Susan Strasberg对消失演员的过度挖掘也在讽刺那些对影片或个人指手画脚的记者。
而影片最后直接将这个比喻具象化，近端的奥雅•柯达戳破了假阳具，远端的汉纳福德培养的男演员玩偶摆脱了束缚，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你拍摄了各种胜景和美好的人，所有的女孩和男孩，把他们‘摄’死了！”（You shoot the great places and the pretty people .All those girls and boys .Shoot'em dead.)
近日，由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投资制作的两部作品悄然上线，它们都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之一”的《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有关：一部是他的遗作《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另一部则是讲述威尔斯创作这部作品背后故事的纪录片《死后被爱》，后者由摩根·内维尔执导，此人也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离巨星二十英尺》的导演。
在《上海小姐》最著名的场景中，威尔斯的角色迷离地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镜子，形成了无限的复制，分不清了方向；而在《风》中，年轻的影迷追问道：“是电影眼反映了现实，还是现实反映了电影眼，或者摄影机只是一根阳具？” 汉纳福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片中片的最后，也是这部遗作的最后，在狂风呼啸毁灭一切之中，一根超现实的阳具立在奥雅·柯达面前，女演员拿着剪刀刺了过去，它倒下了。随后在一个魔术般的镜头中，我们从片中片推出到空荡荡的汽车影院，银幕化为乌有。此时传来了汉纳福德，也是威尔斯迟到了40年的电影遗言：“也许真的会太过紧盯着某个东西？榨干其美德，吸出其生命力，你拍摄那些美景，和美好的人，所有的女孩男孩，用镜头射死他们（shot them dead）。” 他就是他自己最悲情的预言者，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他的一面镜子，汉纳福德被淹没在自己未完成的杰作和混乱的纪录群像中，内心和环境都不是他的，这也注定了他的结局——又一次《公民凯恩》式的死亡叙事，留下一块空白的银幕，不复存在的“玫瑰花蕾”。
承接第一篇三天前的影评，笔者将接着逐步分析每一段落的视听语言与结构，今天着重分析正片开始（即拍摄浴场蒸汽裸女场景）到汉纳福德生日趴体场景之前的大约20分钟左右的内容。
正片开场的第一个镜头，由场记板打板之后即立刻开始进入的浴场裸女片中片场景，通过奥佳柯达手上的一根电话线通感连接到了之后诸多的场景，如坐满假女人模特的所谓“裸女”车厢、奥佳柯达驾驶敞篷车时接受到汉纳福德另一个敞篷车时空里的话筒语音等。本片中假人模型的设置颇具匠心（此后很多分析中笔者还会提到），实则上也正是体现了本片反复体现强调、无时不在的影像晶体概念即两极之间的相互对比和相互映射——如此看来，自然而言所谓车厢中的一言不发的“假人”对应的是所谓浴场片中片场景中那些镜头中反复鬼畜式地抖动大奶头和屁股说笑嬉戏的“真人”裸女，配合着扇拍肉体发出的啪啪声了；同时，与“真人”裸女一系列特写镜头对应的是大量的奥佳柯达正面镜头或反身面对镜头时面部尤其是眼睛特写镜头，两系列镜头交叉剪辑的运动-影像突出了奥佳柯达镜头组相对于裸女镜头组的置身事外式的“观察”性感知，使得这些镜头在时间上相互隔离、对立又有机统一起来；而最后一个快速推镜奥佳柯达眼睛的特写亦可代表拍摄者/摄像机与被拍摄客体之间的直接交互，同样可起到类似上篇影评中所提到的所谓摄像机“客体拟人化”的作用，甚至使得拍摄者/摄像机与奥佳柯达双方的功能与角色发生潜在的互相转化（有关所谓进一步的一系列“时间-影像”语言分析，由于本系列影评的篇幅所限，笔者已无意再具体重复性地探讨或验证德勒兹或其他人的相应理论；但是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部素材与分镜头剪辑设计完成于德勒兹电影两卷本前十几年的未竟作，威尔斯作为影史第一巨人的地位在野心与成就上于《风的另一边》这样的作品中完全地体现出来，天才和直觉与未来的哲学理性并驾齐驱，如此驾驭影像与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在电影艺术史属实罕见，以至于《风》的艺术高度甚至可令过去所有的传统六大艺术中的佼佼代表作们为之汗颜）。
拍摄片中片的场景结束，一组推拉镜头拍摄片场众人离开片场的蒙太奇颇具古典学院风范，从这里开始属于本片的所谓“现实”层正式浮出水面（具体层次结构容后具体分析），之后绝大多数影像素材都是此类使人误解其功能的所谓“伪记录”风格或者手法，但事实上本片诸多设置如前文所述，仅仅是完全出于凸显"另一边"与“这一边”共存、对比与交互的晶体概念(而且是多类型的各种复杂晶体），这几乎在过去近百年影史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笔者曾在过去撰写的未完成论文《 电影创作作为视觉艺术的未来探讨（4）》里试图探讨所谓“电影的潜力”究竟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会存在在哪里的问题，而在如今尘封出土的《风在另一边》中，威尔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某种与后来德勒兹理论共鸣的启示与答案，那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法打破、连接不同时空/物质/对象的限制，通过各种类型的联系连接起电影的“这一边”与“另一边”，正所谓戈达尔《电影史》中所说的诸如“真正的电影是那些看不见的电影”以及“电影既不是技术也不是艺术，而是一个谜”之类的理论，即要挖掘今天电影的潜力，就要将电影从所谓“扁平化”的表面系统结构和偏见理念里解放出来，使得电影向纵向深度发展起来，摆脱牛顿式的“绝对时间”和浮于感官的唯心认知（而电影的扁平化是从哪里来的？无非就是那些一百多年来轻视或歪曲电影艺术、将电影艺术始终置于低等下行艺术范畴，命令电影只能追随甚至拙劣模仿其他艺术的人群人云亦云而来）。
具体看看威尔斯是怎么做的：破天荒地联系起了电影创作到完成涉及到的每一方每一个人（或拟人化），从而完成了多面棱镜或晶体——片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演职人员、剪辑师、影片代理商发行商、摄像记者、媒体记者、电影学生、影迷/仰慕者、传记作者/影评人、化妆师、导演助手，乃至单独后期进一步从“现实”层分支出的制片人与投资方的交流……等等，在后面片中人物还会更多更复杂，而这种复杂更体现在各色人物作为多面棱镜/晶体有了极其复杂交叉的互相交互（全片在“现实”层几乎贯彻始终），这种交叉交互可以说要远比过去任何艺术体裁中体现出的交互都要复杂，原因就在于摄影机与诸多方面/人物的高度结合化与摄影机彻底拟人化的相互作用导致的（这是在过去其他任何艺术中不可能做得到的，因为它们没有摄影机，更不用提摄影机的独立成角与自主拟人化）。至于在如此复杂的各个人物/棱镜互相交互时，随着各色似是而非的文本逻辑下的言语交流，潜在在影像表面之下（或者之上）的神秘内容慢慢地开始多方面显现出来——直至到了汉纳福德的敞篷车上，一组1970年拍摄的“伪记录”采访素材，第一时空的录音师打开了录音设备并把麦克风伸向了摄影机，伴随着紧接着切出来的镜头影像“汉纳福德先生，是镜头视角在反映现实吗？还是现实在反映镜头视角？” 来直接点明本片想要探讨和表现的核心，即棱镜晶体与时间晶体影像。镜头首先切给了1970年时空的采访演员，然后立刻切向了几年后补拍重拍的另一时空的这组场景，汉纳福德在另一个时空里背对摄影机、手夹雪茄开车的镜头……
最后，时间晶体影像随着约翰戴尔在黑夜高速公路上骑着摩托车追到了奥佳柯达的身边形成了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视听逻辑循环，此时制片人不出意外地受到了投资方的质问：没有剧本？代表了多少年来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当中那种牛顿式的、要求所谓“绝对精确”的伪科学时间理论又一次占据了上风，从而总结了前23分钟内片中的所有内容；随即奥佳柯达无视了约翰戴尔献上的娃娃继续向黑夜深处走去，约翰戴尔进入了新一轮追逐的轮回，而制片人只收获了投资方一句“浪费时间”的背影。
（未完待续）
2018.11.15 自決
一个来自过去的天才符号，一个现代流媒体巨头，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网飞Netflix因为一部电影《风的另一边》被联系在一起，这是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
几乎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网飞正在与传统院线进行着关于电影产业未来的争论，在美国本土，网飞对于传统好莱坞，更是以传统破坏者的身份被学院派排斥。而奥逊·威尔斯，一个拍出几乎各大影史榜单头名影片的天才导演，在制片厂推翻《历劫佳人》的原剪辑后，开始淡出好莱坞，被放逐、被遗忘。从某种程度上，网飞与奥逊威尔斯践行着同样的使命，坚守着信念，与传统抗争。只是，奥逊威尔斯身单影只，只有选择流亡。
当他回到美国，流亡的二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他不再那么冲动，他开始反思电影，他开始寻找拍摄电影的机会，但骨子里，那种对好莱坞背叛的愤怒，从未消失。在《风的另一边》中，很多的地方都体现了这个意识，汉纳福德委托助手接待潜在投资方，仿佛在讲述自己在好莱坞投资电影的窘境；毒舌评论家苏珊·斯塔丝伯格 Susan Strasberg对消失演员的过度挖掘也在讽刺那些对影片或个人指手画脚的记者。
奥逊·威尔斯在拍摄之前说过，之前我的电影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这次换个思路，让这部电影在我的控制之外，让它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所以那雷厉风行的剪辑，走马观花似的情节叙述像是后人对奥逊·威尔斯本意的还原，影片几乎是以旁观者视角进行的，旁观者是拿着摄影机的学生、记者、纪录片拍摄人员，他们的影像拼接，配合电影里着汉纳福德那部断断续续播放的《风的另一边》，融合成了奥逊·威尔斯的《风的另一边》。
汉纳福德电影中的女主奥雅·柯达 Oja Kodar也是奥逊威尔斯时任女友、主演和联合编剧，她形容奥逊本人就像风，能够爱抚你、托举你、让你舞蹈的风，而风的另一边是什么，也许是为了拍摄电影筹资的窘迫，也许是被媒体记者穷追猛打的无奈，也许是汉纳服的面对电影制作的一声叹息。
汉纳福德是否就是奥逊·威尔斯本人的意识缩影，这点已经不重要了，尽管奥逊·威尔斯本人一再强调，汉纳福德不是自己，但电影中，汉纳福德的每个举动、每个举动背后深层的故事，都被深深打上了奥逊·威尔斯的烙印。汉纳福德的人物、奥逊·威尔斯的灵魂，观众的思考在虚构与现实的两个人之间产生碰撞。碰撞产生思维的火花，火花触动人们的对电影的进一步探讨。
运动影像的逻辑需要一个具体的事物去容纳这样的探讨，而承载这样探讨的具象似乎是一开始就提出的被比方成“假阳具”的摄影机。汉纳福德发现之前命途不济的男演员，将他们打造成自己电影里的明星，然而，演员们在拍过电影后都选择了失踪，这成了汉纳福德的谜题，也是媒体大众们关注的焦点。经过媒体的推论与发酵，事情被贴上了同性的标签，汉纳福德的潜在同性倾向似乎冥冥中呼应了那个关于摄影机的比喻。
而影片最后直接将这个比喻具象化，近端的奥雅•柯达戳破了假阳具，远端的汉纳福德培养的男演员玩偶摆脱了束缚，消失在观众的视线中。“你拍摄了各种胜景和美好的人，所有的女孩和男孩，把他们‘摄’死了！”（You shoot the great places and the pretty people .All those girls and boys .Shoot'em dead.)
如果说影片在希望不可控的轨道下呈现出到哪里就到哪里的状态，那么关于摄影机的讨论似乎是暗藏在意识流表象下经过深思熟虑的暗流涌动，并最终流到了影片表面。影片的前半部分是极度零碎的，汉纳福德与助手的关系、记者们对汉纳福德的暗中调查、还有不断停滞的影片放映，原本就零散的叙述线索被不同视角晃动的摄影机注视着，并以快速剪辑掠过，视觉上不停的晕眩考验着观众的耐心与思维，导致没有统一的思维或想法占据优势。但后半部分，关于摄影机探讨的线索开始逐渐明晰了，汉纳福德和奥雅射击男演员假人的片段，将摄影机对演员的“伤害”直观地展现出来，是“Shoot'em dead”生动的提示与呼应。
当奥逊威尔斯声称新片将会是纪录片形式的时候，也许大家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类型的革新，但三十多年后，《风的另一边》出现在我们面前，其表露的对摄影机本质运作的担忧协同对镜头下演员的同情再次让纪录片以一种对传统电影真实性怀疑修正的形式出现。风是感知，这种感知与生俱来、不假思索，它是一种自然态势的延续，自由、无虑，就像雪橇上的“Rosebud”。
所以，当我们剥下汉纳福德和他的男演员的外壳，透过摄影机的比喻，一个存在于奥逊威尔斯电影里最初的真相被挖局出来，他想表达的依然是“公民凯恩”似的最原始的自由与返璞归真，这一次，给予提炼中心果实的不再是资本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后工业革命世界，而是回归电影对电影本质探讨的意识流再现。这种意识流经过被好莱坞的追逐与放逐，充满不啻于对电影本身拍摄的讽刺与批判。
在被问及汉纳福德是否是就是他本人的时候，奥逊·威尔斯极力否认，他的助手曾经说过，他不喜欢别人分析他的电影，但这并不代表奥逊·威尔斯在逃避这个问题，经历过宠儿与弃儿的颠置岁月，经历过追逐与放逐的流亡生涯，他已无需在自己的电影里赢得尊重，而能够评判那些作品的也许唯有时间。
作者：Owen Gleiberman (Variety)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现在，那些碎片终于被拼成了一个整体。那么，它看起来怎么样？
《风的另一边》讲述了一个传奇好莱坞导演的故事，他的名字是杰克·汉纳福德（约翰·休斯顿饰），他正努力要完成自己最新的作品。既然我们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把奥逊·威尔斯遗作的碎片，拼成一部可以说是完整的「电影」，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观众眼中，它看起来像是一部连贯的影片吗？
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勤勉的档案员与技术人员费尽辛劳，才让《风的另一边》重归完整。修复团队由曾获奥斯卡奖的剪辑师鲍勃·穆拉夫斯基（《拆弹部队》）带领，处理了威尔斯留下的一百个小时的影片（包括他现存的笔记）。
这一切如同一场神圣的电影考古发掘计划。他们完成的作品，是一部怪异的、相当跌宕起伏的、赏心悦目的影片，我们很容易就能察觉到奥逊·威尔斯的风格。从那浮华而晦暗的氛围中，你可以感受到高浓度的「威尔斯基因」。所以它是一部好电影，还是一部烂片？一场迷人的混乱，还是一则严肃的故事？一部艺术作品，还是一件古董？可以说，它跟上述的每一项都沾点边。
《风的另一边》有着许多角色（即使许多人只是突然呆滞地出现在摄影机前，脱口说出一两句台词）。它有着松散的结构，但却按部就班，逐步滑入黑暗。它也营造了一种圆熟的、慵懒的气氛，描摹出好莱坞那朽烂的核心。
它也呈现出一系列混乱的、令人困惑的碎片，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胶片（包括35毫米和16毫米的胶片、黑白与彩色胶片）。这部影片是威尔斯在1970到1976年间零零碎碎地拍成的，而且他并没有能够在去世之前将它完成。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部电影概括性、私密性、梦幻性的特征。某些迹象表明，就算威尔斯把这部影片完成，它仍是高度概括、极其私密、如梦似幻的。
当威尔斯从欧洲归来，开始这项拍摄计划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最开始把这部影片设想成一部「回归之作」，他的意思显然是要拍摄一部杰作——威尔斯的一番伟大宣言，涉及好莱坞、媒体、新的青少年文化和扭曲的电影政治学。
不过，这项计划仍然是在威尔斯职业生涯晚期的那种拍摄风格中进行的。那是一种梦想家式的、低预算的拍摄方式，口号是「我在家拍电影，和在马路上拍电影一样快」（代表作有《赝品》和《堂吉诃德》）。这种「自给自足」的美学建立在一种愿景，或者说一种偏执的幻象之上：威尔斯，一个被好莱坞制片厂体系残害的导演，自己在系统之外拍摄最终的影片。
但是，在观看那些最后的影片时，我们心中骚动的念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充足的预算与工作人员，如果他的身后没有一个制片公司，他是否能够在拍电影的时候发挥自己那种纯熟的技艺——镜头角度、尖锐的台词、视点镜头？换句话说，他能让我们目睹一部魔术般的、奥逊·威尔斯式的电影吗？
那样一部电影，确实是一场迷人的梦境。但是，我们很难不去怀疑，奥逊·威尔斯不完成《风的另一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想那么做。对他来说，制作电影的那种「点金术」般的过程，比电影成品本身更为神圣。「永不完成影片」，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自毁的、威尔斯式的举动。
他告诉我们，好莱坞制作电影产品，而他制作电影的热情远胜于此。纯粹的过程就是一切。《风的另一边》是一部高度独立、为艺术而生、「我即摄影机」式的影片。把它那破碎的影像组合到一起，就是一个荒谬的故事，用喜剧的手法描摹好莱坞的奢靡，成为诊断好莱坞重症的迷人案例。对威尔斯来说，好莱坞是一个不让你说真话的梦工厂。《风的另一边》是在不为人知处，一场反转的噩梦，将现实化成一座飘摇的海市蜃楼。
影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在看电影的草图，而不是真正的「电影」。最初的二十分钟焦躁不安、令人困惑；影片持续不断地抛出新的角色和新的台词，我们看不到可以被称作是「事件」的东西。就好像威尔斯从来没学过怎么拍镜头——这可能是一种风格化的选择，也可能只是匆忙拍就的结果。不过，即便如此，《风的另一边》可不仅仅只是记录下它那迷人而古怪的拍摄过程。
影片之初，几个演员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彼得·博格丹诺维奇尤为突出，他扮演布鲁克斯·奥特莱克，一名世故的电影「高手」，因为他的油腔滑调，深受汉纳福德的宠爱。在这部影片中，一部关于汉纳福德的纪录片正在拍摄，而你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拿着摄影机。这正是威尔斯提及的「七十年代的传媒时代」的萌芽——不过现在看起来，他就像是在预示苹果手机的时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风的另一边》都不像是在讲故事，直到那个荒漠中的农庄场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庆祝杰克的七十岁生日。他的密友、仰慕者与奉迎者在场，甚至连他的一些敌人也不例外，比如一个总是和他过不去的影评人（苏珊·斯塔丝伯格饰）。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威尔斯年轻时的导演伙伴，像是保罗·马祖斯基和亨利·雅格洛，他们闲坐着，争论着阶级斗争的话题。过了一会，约翰·休斯顿狡猾地斜视四周（让我们想起他在《唐人街》中令人难忘的表演），踏进戏剧式的聚光灯中。
休斯顿是在扮演威尔斯自己的肖像吗？是，也不是。汉纳福德与电影本身一样年迈，来自好莱坞的默片时代，知晓所有它肮脏的秘密——有些是他自己的秘密。作为导演，他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一个海明威/霍克斯式的顶天立地的人物，他能够吼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拍部好电影很容易。我不是说要拍一部伟大的电影——那是另一种东西」或是「互相借鉴没什么问题，只要我们不借鉴自己就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纳福德是好莱坞的权力精英。威尔斯从《公民凯恩》之后就从未体验过这种特权。但是，汉纳福德同样是一具已逝年代的残骸。让汉纳福德创造他的传说的制片厂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而新的好莱坞——或许是最后的好莱坞——仍悬而未决。
威尔斯也是如此，他刚结束在欧洲的流放而归来，但他试图完成的影片，仍旧必须是威尔斯式的。这是一瓶矫揉造作的迷幻剂，这是一部逃避现实的「装嫩」电影，这是《风的另一边》。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场景——最开始是在放映厅内，汉纳福德那脸型瘦削的伙伴，比利·博伊尔（诺曼·福斯特饰）试图把电影卖给潜在的投资人（杰弗里·兰姆饰），但那位投资人在放映中途就离场了。
我们很难去责怪他。威尔斯是要用这部「电影中的电影」，来讽刺安东尼奥尼式的青年电影。它的开头就像是《扎布里斯基角》的续集：约翰·戴尔（鲍勃·兰登），吉姆·莫里森式的主角，慵懒地站在一片贫瘠之地，正对着女主角（由威尔斯的情妇扮演），那是一位撩人的、奥雅·柯达般的女人，正处于一种半裸的状态。
到了后来，当杰克在派对上放映这部影片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片段，那时它成了一部放荡不羁、无比邪恶的惊悚片。不过，我们很难揣测威尔斯在这里的用意。我们可以因一部分场景而发笑，但是大多数场景都是忧郁、迟缓的。
如果这是威尔斯对新好莱坞影片的预言，那么它看起来既时髦又（在我们的后见之明看来）落伍。更吸引人的是杰克的派对本身，它看起来是一场酗酒的狂欢与含沙射影的讽喻。《风的另一边》中的对话像是一阵阵恶毒的寒潮。
「杰克前行的过程，不过是一次次的和解。」「这个家伙被他的信徒们寄生了。」「汉纳福德先生喜欢装作无知的样子。」「他可以把一个仅仅是糟糕的主意，变成真正穷凶极恶的东西。」「如果你想跟他打一架的话，请邀请我。」如果说言语中伤是在文字上做文章的话，那么这部影片的视听风格也另有蹊跷。它发扬了威尔斯曾在《赝品》中运用的高速拍摄技巧，抢在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人狂》之前营造出一种催眠般的多媒体镜头效果。
我们不禁想象，如果斯通看一下这部威尔斯「装配」的四十二分钟的段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从黑白到彩色的跃迁，不仅仅是给我们一种不平衡感。它邀请我们观察片中的角色，就像是在观察笼中的爬虫。观看《风的另一边》带来的至高的喜悦，主要是因为这部影片实在是太「威尔斯」了。这部影片感觉上最像是《历劫佳人》（对我来说，这是威尔斯除《公民凯恩》之外最伟大的影片）。
它甚至还有一点「玫瑰花蕾」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他与约翰·戴尔那捉摸不清的关系中察觉到，汉纳福德有着隐蔽的同性恋情结（「当杰克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卖吸尘器」）。在这部影片中，这一同性恋情结不仅仅是作为「流言蜚语」呈现的，它是威尔斯对好莱坞之虚伪的隐喻——这个极具男子气概的导演，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的影片，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自我欺骗之上。从精神分析学的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他没有完成这部影片的根本原因。
不过，平心而论：《历劫佳人》与《公民凯恩》与这部影片绝不是同一种艺术。《风的另一边》是如此连贯、如此令人叹服。而修复团队的成果，还原了这部拼贴式的影片，让我们再也不必推测它的模样。你可能会好奇，如果威尔斯从职业生涯之初就开始筹备这部影片，并给予它应得的大规模制作，《风的另一边》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再也不必担心这部电影会永远锁在他的大脑中了。
近日，由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投资制作的两部作品悄然上线，它们都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电影之一”的《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有关：一部是他的遗作《风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Wind），另一部则是讲述威尔斯创作这部作品背后故事的纪录片《死后被爱》，后者由摩根·内维尔执导，此人也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离巨星二十英尺》的导演。
两部作品早在今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就已放映，但在国内似乎并未收获太多关注。这也正常，奥逊·威尔斯经常性地被遗忘，或者说，他一直被无数人提及，与此同时一直被所有人忽略。《死后被爱》讲述的就是这个问题，而用威尔斯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公民凯恩》的诅咒”。
由于威尔斯生前并未完成《风的另一边》最终的剪辑工作，所以这回网飞放出的，其实是该片当时的制片人连同一系列专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根据威尔斯留下的备忘录和一段粗剪完成的片段制作而成的完整长片。应该说，最终的成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奥逊·威尔斯的意图，但它依旧给观众留下了太多幻想的余地——即使40年后的今天，《风的另一边》还是没有过时，正如奥逊·威尔斯的所有作品一样，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越了现在这个时代，以后的时代，犹未可知。
结局
奥逊·威尔斯为什么没有完成《风的另一边》？这或许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毕竟历史上有太多导演都没完成他们的遗作。但对威尔斯说，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关乎他的一生，关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那么简单——因为没钱——而这背后牵扯出来的“好莱坞恩怨”，却又极为琐碎复杂。
如果说奥逊·威尔斯的一生有什么悲剧，那一定是他从导演生涯开始就几乎没有拿到过足够的钱进行拍摄。哪怕是在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之后的晚宴上，威尔斯也并没有为《风的另一边》筹到哪怕一分钱：事实上，他在晚宴上为筹钱播放的影片片段很有可能惹毛了一些业内人士，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讽刺他的好莱坞同行：片中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有现实对应，而整场晚宴又像极了片中的一个场景。这部影片，连带他一生中对资本的控诉、他“票房毒药”的坏名声……种种问题结合在一起，让他永远无法获得财力上的支持，而且时常遭遇“剪刀手”，以至于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几乎都无法以其本意呈现。
讽刺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奥逊·威尔斯被他遗作的制作经费搞得焦头烂额之时，被称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电影天皇”、一度因筹集不到资金而试图自杀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却变成美国一众新好莱坞电影导演的“香饽饽”（真正凭借莎士比亚作品获得金棕榈的其实是奥逊·威尔斯）。从弗朗西斯·科波拉到乔治·卢卡斯，几乎当时最有名气的几位导演都对黑泽明推崇备至；他们参与制片的《影子武士》（1980）甫一面世，就在全世界获得了追捧，一举拿下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而此时，距离奥逊·威尔斯因为投资方，即伊朗某皇室成员被革命推翻而失去对《风的另一边》全部素材的控制权已经过去一年，离他去世也只剩下五年时间。
当然，新好莱坞电影的中坚和旗手也不是完全忽视奥逊·威尔斯，但相比黑泽明，威尔斯获得的那点支持几乎可以说是施舍：比如他本来有机会参与到科波拉的《教父》、《现代启示录》中——请注意，科波拉不是想要为他寻找财力支持，让他拍摄自己的影片，而是让他出演主角，且最终还被马龙·白兰度两度取代。
时也运也。奥逊·威尔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创作者之一，最终只能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中度过他的余生。直到2014年，被雪藏许久的《风的另一边》的素材才得以重见天日。
起因
终其一生，奥逊·威尔斯都无法被好莱坞完全接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积累了不太好的名声。
最早与奥逊·威尔斯签订合同的电影制片厂雷电华对奥逊·威尔斯的才能明显估计不足。1941年，与威尔斯同在雷电华旗下的希区柯克拍出了质量平平的《史密斯夫妇》和《深闺疑云》，两部电影足以让公司稳赚不亏。然而他们死活也没有想到，威尔斯在同一年交出的作品就是那部放在22世纪仍然不会过时的《公民凯恩》，一年之后他又拍出了《伟大的安巴逊》。尽管后者当时已经被制片厂出于票房考虑重剪得面目全非，观众仍然不买账，雷电华也因此损失了一笔巨款。
相比起来，同样被称为电影大师的英格玛·伯格曼中前期创作一直采用传统且大众化的线性叙事结构，从《夏夜的微笑》到《婚姻生活》，虽然影片的调性不同，但叙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对观众来说可谓友好至极。伯格曼真正的转型之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出现，而那时不管是观众还是评论人，都已经有了充足的美学准备。奥逊·威尔斯则不然。他从处女作开始就完全不使用线性叙事结构，景深镜头赋予观众的自主性，眼花缭乱的机位、极不稳定的构图让人目不暇接，这样的作品显然超出了观众的审美承受范围。又况且，威尔斯的电影中，形式和内容的匹配是内在的、紧密相关的，如果说未经剪辑的版本至少是为未来某个世代的观众准备的，那重新剪辑的版本则是畸形而无法调和的，根本无法符合任何时代的审美标准。
不仅如此，威尔斯还在1950年被列入了反共的“好莱坞黑名单”，众多莫须有的指控迫使他很难被雇佣，因此不得不前往欧洲谋求生计。巧合的是，二战中一度声援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威尔斯还曾经考虑过参选1946年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而该次选举最终的胜出者恰好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约瑟夫·麦卡锡。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奥逊·威尔斯赢得了这次选举，整个美国现代史可能就会发生逆转，世界上也可能就此少了一个电影大师。
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无端排挤，奥逊·威尔斯还是一再回到美国，希望在好莱坞的框架中完成他的作品。这绝非因为某种乡愁和爱国情结；我们与其说这时的威尔斯仍然对好莱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说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感知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国这片土地，而对美国诸种问题的展现，客观上也只能通过好莱坞这架巨大的商业机器来实现，哪怕最终的结果会引发财阀震怒（公民凯恩的原型、报业大亨赫斯特就是其中一例）。
这些情况清楚无误地标示在他的创作履历当中：像《公民凯恩》、《伟大的安巴逊》和《历劫佳人》这样在制片厂中完成的作品都是针对资本阐发，甚至触及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命题；而到了欧洲，威尔斯拍摄的电影就变成了《奥赛罗》、《审判》这种源自欧洲文学的题材。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艺术流亡者”，威尔斯可以说始终与欧洲的政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而对美国现实过深的介入和超越时代的艺术追求，又让他变成了好莱坞的弃儿。
欧洲期间，奥逊·威尔斯对他的作品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很可惜，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自由；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只有资金问题始终让他无比困扰。为了拍摄自己的电影，“流亡者”威尔斯必须不断拍摄别人的电影来获取资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风的另一边》开拍都没有任何改善，直至威尔斯去世。
2015年，即奥逊·威尔斯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几位制片人发起200万美元的众筹，用于数位扫描和剪辑工作，但结果差强人意：众筹发起一个月后，平台宣布延期，并将目标减少至100万；两个月后，众筹金额定格在40万美元。计划再度失败。
直到网飞出现。
今日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吊诡：最终能让《风的另一边》重见天日的，竟然是以巨大资本进军电影界、被好莱坞强烈抵制的流媒体大亨网飞——几十年过去，好莱坞似乎依旧对此袖手旁观。这就像一个注定没有结局的三角恋：威尔斯终其一生希望回归好莱坞，网飞为威尔斯的遗作挥金如土，而好莱坞甚至各国电影院线都和这个后进的竞争者网飞打得不可开交，电影节则处在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上，进退两难。
诚然，如果仅仅从保护创作者的角度对好莱坞口诛笔伐是很不公允的，因为长久以来，好莱坞及其背后一整套商业运作模式一直处于守势，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的产品既不像绘画、雕塑那样，是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玩味的高雅艺术，也绝不是纯粹供大众消费、随用随弃的工业产品。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全靠资本运行逻辑维持的地方，奥逊·威尔斯确实不是一座商业富矿。更进一步说，就算放眼全世界，威尔斯又能去哪里呢？欧洲、苏联还是日本？哪个地方能真正让他施展拳脚？恐怕都很难，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事实上，近几十年以来，好莱坞几乎一直处在衰落之中，好莱坞电影作为最接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似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其既有格局形成冲击，而每次冲击都会有一批极具才华的从业者像闪闪发亮的鳞片一样从产业的躯体上剥落，成为对抗的牺牲品。网飞和好莱坞的对峙就是最新一次冲撞，前者握有观众、握有资本、握有技术、握有时下最时兴的媒介，而通过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口碑大爆的《罗马》这样的高质量艺术电影，网飞更开始逐渐攫取艺术电影的发行权甚至是“经典”二字的阐释权。这将是一次泰坦尼克撞冰山式的“灾难”，就算好莱坞是一艘无比庞大的巨轮，恐怕也很难不被撞出一个口子。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好莱坞的资本困境又和创作困境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路径依赖决定了好莱坞电影根本上缺乏创造力，无论是手法还是议题，都日趋僵化，其对天才的容忍度只会越来越低；对于经典电影，好莱坞制片厂已经失去了保护和传播的能力，FilmStruck（隶属于好莱坞六大之一的华纳兄弟）即将于今年11月底关闭便是最新的例子。相反，上升期的网飞则是一个新奇的、甚至有些诡异的结合体：它一手靠大众化的商业影像和大数据技术加持来吸引关注、获得利润，另一手又为艺术片提供舞台，为艺术家提供创作自由。这种两全的方法目前看来简直让网飞同时扮演了破坏者和救世者的角色，成为了上帝般的存在。
网飞到底是上帝还是撒旦，到底会演变成科幻电影中的资本赛博格，还是会成为保护电影艺术瑰宝的正义使者，其实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这种超越商业行为的举动，的确值得敬佩。毕竟，网飞只用500万美元，就赎回了电影之神的最后一片魂器。
彼时
在纪录片《死后被爱》的结尾，奥逊·威尔斯放声大笑。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们，虽然威尔斯的一生历尽磨难（创作层面），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为了拍摄《风的另一边》，他可以去找伊朗国王的亲戚要钱；他首先需要解决吃饭问题，所以无论是广播剧、演戏，还是转战电视界，他都毫不含糊。而且凭借他的天才，威尔斯完全有能力把所有事情做到业界最好——事实上，他不仅把这些都做到了最好，而且还能反哺电影，将他在电视节目拍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运用到电影中，为他的作品赋予全新的结构和拍摄方式。
《风的另一边》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有《伟大的安巴逊》中那种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尖锐批评和深度挖掘，也有《公民凯恩》中那种对现实的指涉以及“玫瑰花蕾”式的悬念和谜团，还有《赝品》对艺术本身和纪录片真实和虚构性的探讨，更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影中影结构和碎片化剪辑手段。一言以蔽之，《风的另一边》不仅是一部遗作，更是一部伟大的作者电影，是奥逊·威尔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作。
在这部成片中，威尔斯将各种各样的拍摄手段和介质混搭起来，形成了一种初看起来极为业余，但又完全不可能由业余爱好者拍摄出来的效果；其中有35毫米、16毫米、8毫米几种胶片，又有彩色和黑白两种色彩格式，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有手机这种设备，威尔斯也一定会让摄影师抄起来进行拍摄。众多的拍摄格式和人物本来已经足够让人抓狂了，威尔斯还在这个基础上以极为细碎的剪接集合了空间中各种各样的视角，用开头旁白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用当时在场的“电视和纪录片制作人，还有学生、评论家和年轻导演”拍摄的影像拼贴起来的“纪录片”——而实际上，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虚构作品，是一部“伪纪录片”。
无处不在、从不间断的偷窥视角镜头昭示了彼时狗仔队（paparazzi）的疯狂。每一种格式和色彩都被威尔斯用来讽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无处不在的摄像机是对当今监控录像的预言，每一个机位里都自带着伦理意义上的肮脏。观众对摄影机的意识让电影拍摄（filmshooting）的主体意义被高度凸显，使得整部片子具有强烈的自反性。
以上这些都还只是这部电影最不显著的一个层面。影片当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其实都在现实当中有其对应；比如片中的主角，导演杰克·汉纳福德就跟奥逊·威尔斯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事本身就涉及到汉纳福德难以为电影拍摄筹款的情节，这又与威尔斯在现实中的境遇重合；最有趣的是，本来应该作为男主角原型的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因为该片男主角档期出现问题，最终在影片中出演了男主角，也就是说在片中饰演了一个自己，这使得影片进一步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
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另一条故事线索，即威尔斯虚构的导演汉纳福德所拍摄的虚构电影《风的另一边》（没错，与威尔斯拍摄的影片同名）也参与到叙事当中，这部虚构电影的放映不断被停电打断，甚至还被威尔斯故意设置的放映顺序紊乱所搅扰，使得我们完全无法通盘理解其内涵。我们所能见到的，无非就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间看似毫无意义的追寻。
最终，好莱坞片场式的景片和男性偶人在狂风中坍塌，奥逊·威尔斯晚年的妻子、在虚构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的奥雅·柯达以利刃刺向布景，一个硕大的阳具随之倒塌。至此我们才隐约明白，影中影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游走和追寻，未尝不是奥逊·威尔斯本人和好莱坞之间关系的隐喻式写照，但悲哀的是，威尔斯对好莱坞的“刺杀”，却只能在电影里，甚至在电影的电影里完成——甚至并未在他生前完成。
或许笔者误解了威尔斯的意图。不过归根结底，没有人可以断言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风的另一边》成片就是奥逊·威尔斯的全部意图。毕竟，迄今为止，整个世界电影史上，能够具有奥逊·威尔斯那样神级调度和叙事水平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也是为何威尔斯的摄影师加里·格莱弗（Gary Graver）在威尔斯过世后曾试图以一己之力剪辑出《风的另一边》却只能以失败告终。“没有奥逊·威尔斯，思路无处可觅”。
奥逊·威尔斯对电影的高度掌控以及他和摄影师的关系让人想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和他的摄影师厚田雄春：在维姆·文德斯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小津》中，厚田雄春表示自己在小津去世之后无法再与任何人合作，随后便潸然泪下。天才、友谊、默契……当电影大师离世时，他们似乎总会留下相似的痕迹。
故事结束，时代也结束了。《公民凯恩》成为了美国电影的标杆，而奥逊·威尔斯所经历的一切，也成为了美国电影历史本身。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奇遇电影”
t不知是有幸或是不幸，巧合或是预谋，奥逊·威尔斯的遗作《风的另一边》注定都会是这位巨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这部四十多年来一直不见天日的电影，已于上周奇迹般地在Netflix上广泛发行，并以数字和35mm的格式在少数北美影院上映。拍摄于40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新好莱坞运动的鼎盛时期，影片讲述了一位在欧洲流亡多年的老导演重回好莱坞拍摄回归之作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参加其“众星云集“的70周岁生日派对的故事。不论是电影离奇夸张的创作历程，和它自省式的情节与影像，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已经见证了电影史。作为这部电影的首批观众，导演瑞恩·约翰逊（《星球大战8》）前几日在推特上称：“首次观看这部电影完全是致幻的体验；第二遍观看则如眼睛在适应黑暗；而直到第三遍后，这部电影便彻底占据了我大脑记忆的一部分，而这只有少数的杰作才能做到。”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着实拥有着一种奇特的力量，正如威尔斯此前几乎所有的影片一样：《公民凯恩》、《上海小姐》、《历劫佳人》、《审判》、《午夜钟声》、《赝品》等等…… 所有的模糊与不解，终将在不断的反复观看后才柳暗花明。
但凡谈到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永远是那个绕不过去的坎，连威尔斯本人都将其视为诅咒似的存在，而《风的另一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这部处女作的回应。《凯恩》可以说是威尔斯自己下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他将会因他的天才而功成名就，但很快陷入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困境中，经受了各种背叛和逃亡，最终在对“玫瑰花蕾”的怀旧中郁郁而终。很遗憾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了威尔斯本人身上：《公民凯恩》成为了所谓影史最佳，而威尔斯却在之后的创作中遭到好莱坞的背叛而前往欧洲，在晚年为了给电影集资，只好带着暴脾气出演商业广告…… 而在这部他自己未能完成的遗作中，他用摄影机重新审视了这些预言。开场，年老的约翰·博格丹诺维奇，威尔斯当年的好友兼电影的主演之一，念着奥逊当年没能录制的开场白（他也在原本的开场后加入了一段颇为尴尬的脚注）：“就是这辆车…… ” 我们意识到，《风的另一边》也开始于死亡，正如《凯恩》是从凯恩的最后一句遗言开始讲起的一样。一个圆环在此开始形成，而约翰·休斯顿饰演的老年导演杰克·汉纳福德，也是威尔斯自己。
庆幸的是，不论威尔斯的职业生涯，还是本片的制作如何充满波折，他作为电影导演的绝顶天才从未被丢弃，《风的另一边》也继续证明了这点。这是两部电影的集合：电影的主体是伪纪录片式的派对场景，大多由16mm或者8mm摄影机拍摄，有的素材是彩色，有的则是黑白（据威尔斯的原本粗剪版推测黑白部分是由如今的后期团队转制），以1.37:1的比例呈现；嵌套在其中的则是片中的导演汉纳福德拍摄的同名电影《风的另一边》，由35mm胶片拍摄，以1.85:1的比例呈现。这两者都和威尔斯此前的一切创作都很不一样，即便同时期也采用了高速剪辑的《赝品》，也和本作的核心完全不同。前者对于真与假的探讨，体现于剪辑的魔术中，威尔斯也把剪辑台展示在镜头前，作为影片中的“上帝”；而到了《风》，则轮到了摄影机成为影片的重要角色。而当我们将威尔斯最具代表的《凯恩》和本片对比后，我们发现即便面对的是一个类似的第三人称包围式的叙述体系，前者严谨的深焦摄影和叙事逻辑，与后者粗粝混乱的手持影像和自由爵士似的叙述完全是这位巨人的一体两面。《凯恩》作为“预言”，小心翼翼地由多方的视角分析着一位天才的陨落；《风》某种意义上则作为预言成真后的“现实”，以一种不再顾及一切的态度肆意地对令人绝望的环境做着批判与谩骂：从四处抛洒电影术语、影射高度男权和恐同的圈子、到讽刺影评人无理的八卦、种族和宗教与“作者论”、邀请新老作者导演做客、恶搞新浪潮和新好莱坞运动（博格丹诺维奇作为代表）...... 威尔斯借着电影眼凝视着抛弃了他的电影界，打造了一场炫目的影坛浮世绘。
不过，汉纳福德并非凯恩式的巨星角色。在《凯恩》中，不论凯恩的地位在片中如何受到破坏，一直到他最后的宿命，从其出场的方式（威尔斯总喜欢给自己的角色设计酷炫的出场仪式）、第一幕的新闻片、“仙都“的设计、以及片中角色围绕他的身世展开的环形调查中，威尔斯确保了凯恩始终是电影无可替代的绝对核心。而在《风》中，汉纳福德似乎很难被定义为一个霸主级别的人物，甚至在正片中（片头字幕过后开始）的大约前20分钟，我们甚少看到他的正面特写，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众混乱的群像；甚至他的疑似自杀（“老套的结局”）也被开场白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凯恩》开场的新闻片则郑重展示了凯恩“盛大而奇怪的葬礼现场”。
与此同时，在两部电影中，我们几乎都是透过其他的角色才得以了解主人公，《风》更是以“伪纪录片”这个形式直接展示了这点，但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包括所有的传记作家、导演、学生等等，都无法成功地定义任何东西，最终他们都陷入了对“摄影车与变焦镜头的区别”这样的自说自话之中。在如此多的杂音中，即便在他自己的派对中，汉纳福德（和他未完成的电影）都只能沦为了可悲的边缘角色，而是年轻导演博格丹诺维奇、苏珊·斯塔丝伯格饰演的毒舌影评人、繁多混杂的各路人马和摄影机、以及那个神秘失踪的男一号不断的在观众的视线内发出干扰信号。甚至那部真正的《风的另一边》，汉纳福德的片中片，也几乎无法被顺利播放。
电影中的《风的另一边》是一部炫目神迷的“意识流”电影，作为对当时流行的安东尼奥尼式欧洲电影的戏仿，整部片的内容基本都是男主角在各种奇异的场景中追逐奥雅·柯达（威尔斯中晚年的伴侣和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之一）饰演的印第安女子。离奇的是，就像威尔斯的《风的另一边》最终成为了一部遗作一样，汉纳福德的影片也成了一部遗作，好似天注定一样（除了本作，威尔斯还有如《深海》《堂吉柯德》《威尼斯商人》等至少六七部未完成的影片），而片中片的观看体验也并不完全愉快。全片一共分六次展示了这部未完成作品的片段，但每一次都无一例外的被各种理由打断，“两部”电影互相存在，也互相破坏。
第一次在电影公司给影业高管的放映几乎是灾难性的，我们无法体验它华丽的景观，而是不断穿插在“银幕和观众“的正反打，以及几路人士前往派对的混乱行程中。这一段由威尔斯亲自剪辑的场景在1975年AFI颁给他终身成就奖的典礼上放给了所有在场的好莱坞人士——一场对《伟大的安巴逊》和《历劫佳人》惨遭制片厂重剪的报复。第二次播放是在派对的开始，我们见证了一段如意大利铅黄片似的情色场景，这一段约10分钟的内容几乎没有被打断，但最终一场莫名的断电粗暴地终止。第三次放映则很快就因为片中片男主约翰·戴尔的那位寄宿学校老师闯进了放映室而转移了视线。而片中片本身似乎也跟着观众的态度一起而发生了“变异”，打破了第四面墙：未拍摄的镜头和场景被大大的几行字粗暴的代替，随后我们听到汉纳福德自己对着片中的演员喊话，直到男主角被羞辱气急败坏地逃离片场，电影的幻觉被打破，我们看到道具、拍摄灯和人造布景洒落在镜头上...... 在汽车影院的最后一次放映，编剧“男爵”发现带子放错，换来放映员冷冷的一句：“有区别么？” 在早前的放映中，在大大的一行“场景缺失“出现后，汉纳福德离开了放映室，离开了他自己的作品。
片中片播放的时候，时常会自然地切入汉纳福德自己观影的特写镜头，而博格丹诺维奇则会出现在偏后的位置。片中片中有一场极为惊人的厕所场景，我们看到柯达的角色气场十足地进入厕所，看着四周的淫乱场面，眼睛的大特写左顾右盼着，而在摄影机的运动中，其他的角色也死死地盯着她（威尔斯还颇有恶趣味地把镜头给到了一个眼睛形状的戒指）。而就在这一众角色互相观看着对方的同时，我们切入了汉纳福德自己的镜头。有趣的是，处于后方的博格丹诺维奇的眼神也颇有韵律地像片中一样，往这位老导演的方向看去，好似这两人也是这场派对的角色一样。虽然这只是全片的几秒钟，但这跨时空的影像互动可谓惊人。是的，这是一部直接关于摄影机、电影和观众本身的影片，如果说一般的正反打调度是关于对立的角色之间的交流，《风》则是一场摄影机和电影之间，以及电影与观众之间的“正反打”。在影片进行到最后半小时的时候，怨气不散的汉纳福德持猎枪对准了约翰·戴尔的假人，也切断了导演和作品间的脐带。没有完整的电影，只有残碎的影像。
虽然威尔斯宣称片中片并非他自己想拍的电影，而是他为了汉纳福德这个角色设计了这个风格，但他无法回避汉纳福德正是他自己这个事实。片中片中赤裸的男女主角无意义的追逐，一间厕所中凝视的诱惑，在斑斓的色彩中被吞没的欲望，对于威尔斯而言，难道只是恶搞一下安东尼奥尼这么简单？在《凯恩》之后，他的余生都在追逐着电影，自由的好电影，他是真正的独立电影天才。《风的另一边》即便是充满愤怒的电影，却也是真正自由的电影，它如爵士乐一样（法国新浪潮标志之一米歇尔·勒格朗为本片写的音乐也异常精彩，电影也使用了如Buddy Rich和Jaki Byard等大师爵士演奏家的曲目）充满迷人的激情，但这背后的代价却是尘封于世四十年，最终不知是有意与否，电影自身也由一个讽刺影片转变为《午夜钟声》中弗斯塔夫（Falstaff）式的悲剧。
在《上海小姐》最著名的场景中，威尔斯的角色迷离地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镜子，形成了无限的复制，分不清了方向；而在《风》中，年轻的影迷追问道：“是电影眼反映了现实，还是现实反映了电影眼，或者摄影机只是一根阳具？” 汉纳福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片中片的最后，也是这部遗作的最后，在狂风呼啸毁灭一切之中，一根超现实的阳具立在奥雅·柯达面前，女演员拿着剪刀刺了过去，它倒下了。随后在一个魔术般的镜头中，我们从片中片推出到空荡荡的汽车影院，银幕化为乌有。此时传来了汉纳福德，也是威尔斯迟到了40年的电影遗言：“也许真的会太过紧盯着某个东西？榨干其美德，吸出其生命力，你拍摄那些美景，和美好的人，所有的女孩男孩，用镜头射死他们（shot them dead）。” 他就是他自己最悲情的预言者，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他的一面镜子，汉纳福德被淹没在自己未完成的杰作和混乱的纪录群像中，内心和环境都不是他的，这也注定了他的结局——又一次《公民凯恩》式的死亡叙事，留下一块空白的银幕，不复存在的“玫瑰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