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The Scapegoat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

杨晓林-原载《中外军事影视》2019年第8期。

历史本来是静止的，是冰冷的，对其探究、解剖、诊断、解读，无不加入了解读者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解读者因经历、学养、立场、感情不同，所处时代、环境有异，从而使得解读不可能完全客观。因此，无论是历史学家推崇的秉笔直书，还是文学家钟爱的放飞想象，主观偏向性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历史获得了无数种被讲的可能，从而充满着诱惑和迷魅，历久弥新。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讲史”方式创新的一次大胆实践。nn 影片将自《公民凯恩》（1940）《罗生门》（1950）直至《罗拉快跑》（1998）《英雄》（2002）《源代码》（2011）等悬疑电影表现手法，与纪录片的形式结合了起来，特别是以当事人——被误杀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刺杀对象、杀手、相关人员，以及刺杀过程及结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这种极具创意的表现手法，综合电影和记录片之长而蹊径独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讲史”方法。既兼顾了教材和史书中的既定观点和材料，又设身处地地揣测小人物在大时代所思所感，对历史偶然性所衍生的传奇性和荒诞性，做了独特地影像化评述。nn 偶然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的戏眼，也是本片的重点和看点。nn 所有偶然的集结，促成了制造历史事件的惊天图谋竹篮打水一场空。日本公使重光葵被睡眼惺忪的列车员失误叫醒，大光其火地提早下车躲过一劫，导致“魔法军人”田中隆吉枉费心机。而穿同款服装的助理唐腴庐被误杀，导致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逃出生天。斧头帮小喽啰“小泥鳅”与军师郑抱真想救人却误打误撞地引发了枪杀，而无名小卒唐腴庐莫名其妙地李代桃僵成了替死鬼。此前，“暗杀大王”王亚樵派手下庐山行刺蒋介石，却被包裹手枪的火腿纸包泄露天机，功败垂成。其后，郑保真于次年在淞沪抗战策划轰炸日军旗舰，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炸死，而重光葵则被炸断了一条腿。大难不死的重光葵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被称“跛子外长”，还在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签署投降书。命大者还有宋子文，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民国历史的掌舵人之一……nn 历史本来不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无数的偶然却使其成为那样，历史显得那么吊诡和不可捉摸，冥冥中似乎一切早已安排，因为人算不如天算。nn 在“刺宋事件”中，仁人志士以弄潮儿自潮头立的姿势力图为国家命运掌舵，政客军人如巨礁和险滩一样的筹划惊天阴谋意欲改变历史航向，而小人物则如浮萍一样漂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挟裹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百年弹指间转瞬即逝，曾经纵横捭阖的枭雄，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小民一样，都已变成尘埃。读史可以使人明志，看史亦常使人茫然。个人之于历史，都被“偶然”这种一如天命的东西掌管者，“偶然”充满着戏剧性，顽皮而不听调教和指挥，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亦如空穴来风，来无影去无踪，玄之又玄，好似众妙之门，让以求真为天职的史学家劳心伤神，惶惑不已，给以想象为使命的故事家平增无限的欢喜和乐趣，也给后人的街谈巷议留下了无穷的谈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得其三味，拎出“偶然”作为戏眼，结构故事，致敬了《罗拉快跑》，使纪录片与后现代叙事相粘连，使非虚构叙事变得亦真亦幻，在影院电影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nn 唐腴庐的爱妻望夫不归，佳人肠断，侠肝义胆的刺客王亚樵给她送去慰问金壹仟元致以歉意。而唐腴庐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与宋子文姻缘亦就此止步，小人物的小幸福和小快乐被大时代的狂飙突进强势碾压，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未能如唐传奇和明清戏曲那般好事多磨，结局美满。家国一体，处乱世，个人的幸与不幸也是偶然，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就如此以“偶然”的方式连结。nn 僵冷的历史一经个人叙述便就有了生命和温度，变得鲜活。特别是以被偶然卷入，遭受无妄之灾，成为历史祭品的唐腴庐亡灵的视觉来讲述——这种来自《罗生门》创意的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使画面如《源代码》一样一次次后退，一次次重新来过。这种叙事的推演，使尘封于档案馆里的历史谜案，变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烧脑而又奇趣盎然。艺术贵在创新，《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叙事手段不落窠臼，画外音对芜杂历史背景的条分细缕，充满象征隐喻的画面和景象，导演的入画，学者和史学家的访谈，诸多教科书照片的搬移和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的搬演和还原，使得本片叙事枝繁叶茂而个性张扬。nn 总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探骊得珠，充满了温度和机趣，充满了感性和哲思，为纪录片讲史拓出了一条新路，谨祝导演后续的“刺杀系列”创作花生满路，佳构连连。

杨晓林，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编剧，教授，博士生导师。nn（原文链接：http://sh.people.com.cn/n2/2019/0530/c134768-32995668.html）n

导演本人出境，弯腰曲背，把耳朵贴在铁道上“聆听”，这样的镜头，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喜欢，表达方式上有刻意生硬之嫌，与内容也不统一。将其置于全片之中，不明所以，拖沓冗长。

振聋发聩，意思是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日本军部策划刺杀日本驻华大使，而后栽赃嫁祸于中国人，试图以此来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这里怎么能用“振聋发聩”这个词呢？基本功太差，啼笑皆非。

不说宋子文了，说说变态的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并非通过法西斯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其变态的发育方式逐步渗透、改造国家，最终制造了军国日本。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明治维新后，近代天皇制度初步创立，军权从政，即军权归属于政府（内阁）。但战争发生时往往由“讨伐总督”负责指挥，可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机关，可视为日本军政权分离的端倪。而后，直属于天皇的陆军参谋总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海军军令部（日本海军最高指挥中心）先后从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中独立出来。这一阶段，日本军部取得军令权（独立统帅权），而政府只拥有军政权。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令权指直接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军政权指军事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军队行政管理、部队建设、教育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等事务。君主立宪政体下，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廷政分离”，天皇并不亲政，故而由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军令部等组成的日本军部，名义上直属天皇统辖，实际上自成中心，成为政府（内阁）、帝国议会之外的权力核心（根据性质和实际地位，枢密院不算在内）。

由于独立掌握了实际军权，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军部很快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为了军国日本，所谓“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军部控制下“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化过程中存在不少有趣的现象，例如军部内各派系、形式不同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倾轧，以及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深刻矛盾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为标志，广田内阁几乎完全服从军部的意志，并以此确立施政方针，改组国家机构。

所谓日本法西斯的变态发育，以天皇神圣意志和武士道精神，代替集权领袖的个人权威；以军队的严密纪律、等级制度和其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代替法西斯政党的组织作用。

拒绝泛化的概念，这是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纪录片中，所谓日本军部刺杀“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的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一来除掉军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路上的绊脚石，二来借此激起日本民间反华情绪、煽动舆论云云，我认为有失审慎。如果没记错的话，利用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策略，就是这位“推行积极友好对华政策”的日本外交官得意之作吧？重光葵作为法西斯甲级战犯，其所作所为均是为日本法西斯谋取在华利益，他的外交政策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美化侵略的事实。以其“鸽派”政策为由便要刺杀他，这应是个别狂热激进分子的行为，而不能将之表述为日本军部的意志。

按照豆瓣评分标准，我只能给出这部影片两颗星。一颗基于故事的角度，让历史染上人的温度，将事件穿插人的悲喜，这才是人文历史的角度。另一颗是给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论一部片子最终能获得多少人的认可，背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灭遗忘的，这也是人文的温度。nn但是不得不说剩下的三颗星实在不想满上。nn虽然能够体谅主创人员，选择故事中的一个小人物来讲述历史事件的苦心，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选择这其中身亡的唐腴庐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说其实我们应该去关注唐腴庐的人生，因为他个人的牺牲使得历史有了另一种走向。但我认为创作者的表达有种偏差。大家都认可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想法。这个未来对于在历史中逝去的人物来说，已经没有色彩了。活着的人才更能体会他们牺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除了他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更适合比他去诉说他牺牲的意义。而他，主要负责悲剧。nn创作者想用一个逝去的亲历者以小见大诉说历史的风云际会，但借一个逝者的眼睛回望过去叙述未来是不恰当的。这迫使这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牺牲者的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难道人死后就知晓一切了？这想法恐怕不发恰当吧。nn最后对于全片想要传达的意图，我不认同。问答中有人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次刺杀进行创作时，韩导回答说因为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极高。存在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正好一起穿了白西装？为什么火车的门锁突然打不开？为什么重光葵会提前下车？为什么？为什么？事实有太多细节，我们追溯再多的文献，采访再多的相关人物也无法还原了。所以，这就是命运？n不好意思，我不认同。我们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关注历史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破命运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去调查历史，研究历史，才会发现历史客观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从影片中也能看出来，有无数的细节促成了这个事件最后的走向。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结果，也是唐腴庐的个人最终的结果，是多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所谓的命运。历史文献也好，亲历者采访也好，考古也好，所有的历史考据方式只能尽可能接近历史，而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因为仅仅通过文字、物件我们是记录不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的。n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感叹：啊，原来这就是是命运！但是以前人感叹命运，正是因为清楚有背后的许多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的认识下，再一次用“命运”二字来感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适宜的。即使我们再同情唐腴庐的遭遇，也不能否认历史就是这样冰冷而又无情。nn所以大家都会感到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在问答的时候应老先生说纪录片也不能完全的说明真实说明客观，而韩导演的这种方式，是她选择的一种带有人性化的纪录片的方式。韩导演选择的这次刺杀，是因为这次刺杀带有的浓重的戏剧化。虽然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巧合场面，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命运，背后一定有促成这个事件的客观因素，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历史从来不会记下那些影响到事件的蝴蝶的名字，我们哪怕搜集到的资料再多，也无法确定疑问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来讲述，想要讲述出这个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认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叙述是不合适的。然而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又想借纪录片的方式减少艺术创作的色彩，我认为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事件。n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n——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nn汤惟杰nn“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n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n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n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n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n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n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n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n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n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