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王景春咏梅齐溪王源杜江艾丽娅徐程李菁菁赵燕国彰
类型：剧情家庭导演：王小帅 状态：HD 年份：2019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8.0分热度：2 ℃ 时间：2024-06-11 1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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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谈不上任何思想性和高超的立意。
n电影中角色三十年的人生沉浮，都化成了导演或编剧要求的，直白的且不够太真实的表达。
n它是生活的模仿，完全反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一群人，我不相信。
n举例说吧，在更伟大和厉害的电影里，我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人把泪水咽在肚里，把笑容留在脸上，那样刻意地隐藏悲伤。
n我见到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苦难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不想令人看到他的苦难的，维持着不自觉的一点点体面。那样的人和生活的表达，才是真的世界。那样的反差才是更令我动容的。
n王景春和咏梅塑造的这两个角色，一辈子无时无刻脸上都挂着：我曾有个儿子死了。可能吗？
n好吧，即使他存在。可是世界上存在着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也不是像电影中这样，大家都宛若道德上会反复用一点小错鞭笞自己的圣徒。
n计划生育干部全家，甚至男主人的妹妹茉莉，竟都是这样的人，堪称一家标兵。
n更离谱的是，计划生育干部的问题，导演一再告诉我们她也只是因为职业行为而已。导演和编剧给了她太多的镜头，让她忏悔得最厉害，甚至还夺走了她的生命。演员演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导演在这里如此着力，到底是何用意。
n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铁面无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任，从未因此异化过她的内心吗？（这一点上应该看一下莫言的《蛙》。）
n一个好友的孩子死了，就能让她的性格瞬间从王善保家的变成了林妹妹？在她手下可是死过几十上百的孩子吧？
n电影一开始淹死了小孩，这算得上是一个悲剧，然而观众也并未来得及和这个孩子建立什么感情，属于他的东西太少，他只是“孩子”的符号。另一家，坐牢的男人和他的胖妻子，在剧中毫无作用，只为表现一个时代特征，是完全纸片化的，可以全部删掉。王源扮演的领养的、叛逆的儿子，导演和编剧也没给他什么戏份，演员演得也不错，可剧本实在太苍白，根本无从使人共情。
n男女主角王景春和咏梅因为演技获得了柏林影帝影后，我看后觉得两位演员表演的很自然，也算得上真切，可这两个人物却还做不到震撼人心。也许你会为他们的遭遇唏嘘，可是你不会被他们在精神上俘虏。因为剧本没有给他们更深的力量。他们都是单面的。
n从影像来看，导演王小帅在镜头的张力上，开头颇见功力，后面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n但作为一个成熟导演，思想和人性的认识是如此之浅，真令人意外。它离世界最好的那些文艺片大概还差十万光年。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导演要塑造男女主角是如此放不下已逝去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他们再回自己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时间去给儿子上坟。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等到房子打扫干净了，住下了，病人（计划生育干部）探望好了，甚至给她送了终了，干儿子揭开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了…他们才想起来去祭奠。
n男女主角步调太一致了，都不能自拔。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差异，因而带来两人人性的撕扯，互相的指责，人性的偏执，他们过于地相敬如宾，和善悦目，即使出轨，也出得好像远离两个人真正的中心。
n多年的新生活，也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掩埋掉悲伤继续活下去的大多数普通人，反而让他们从形象到精神都刻意与他人表现出距离，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毫无新鲜感和重量。
n与故旧一见面，大家就抱在一起哭。我想说的是，抱在一起哭也不是不对，可是这故事里就没有一个人是故作欢颜吗？没有一个人不去揭和提醒别人的伤疤吗？
n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集体哀伤的行为主义的世界。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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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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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谈不上任何思想性和高超的立意。
n电影中角色三十年的人生沉浮，都化成了导演或编剧要求的，直白的且不够太真实的表达。
n它是生活的模仿，完全反生活的真相。这样的一群人，我不相信。
n举例说吧，在更伟大和厉害的电影里，我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人把泪水咽在肚里，把笑容留在脸上，那样刻意地隐藏悲伤。
n我见到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苦难的人，大部分也都是不想令人看到他的苦难的，维持着不自觉的一点点体面。那样的人和生活的表达，才是真的世界。那样的反差才是更令我动容的。
n王景春和咏梅塑造的这两个角色，一辈子无时无刻脸上都挂着：我曾有个儿子死了。可能吗？
n好吧，即使他存在。可是世界上存在着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也不是像电影中这样，大家都宛若道德上会反复用一点小错鞭笞自己的圣徒。
n计划生育干部全家，甚至男主人的妹妹茉莉，竟都是这样的人，堪称一家标兵。
n更离谱的是，计划生育干部的问题，导演一再告诉我们她也只是因为职业行为而已。导演和编剧给了她太多的镜头，让她忏悔得最厉害，甚至还夺走了她的生命。演员演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导演在这里如此着力，到底是何用意。
n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地铁面无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任，从未因此异化过她的内心吗？（这一点上应该看一下莫言的《蛙》。）
n一个好友的孩子死了，就能让她的性格瞬间从王善保家的变成了林妹妹？在她手下可是死过几十上百的孩子吧？
n电影一开始淹死了小孩，这算得上是一个悲剧，然而观众也并未来得及和这个孩子建立什么感情，属于他的东西太少，他只是“孩子”的符号。另一家，坐牢的男人和他的胖妻子，在剧中毫无作用，只为表现一个时代特征，是完全纸片化的，可以全部删掉。王源扮演的领养的、叛逆的儿子，导演和编剧也没给他什么戏份，演员演得也不错，可剧本实在太苍白，根本无从使人共情。
n男女主角王景春和咏梅因为演技获得了柏林影帝影后，我看后觉得两位演员表演的很自然，也算得上真切，可这两个人物却还做不到震撼人心。也许你会为他们的遭遇唏嘘，可是你不会被他们在精神上俘虏。因为剧本没有给他们更深的力量。他们都是单面的。
n从影像来看，导演王小帅在镜头的张力上，开头颇见功力，后面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n但作为一个成熟导演，思想和人性的认识是如此之浅，真令人意外。它离世界最好的那些文艺片大概还差十万光年。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导演要塑造男女主角是如此放不下已逝去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他们再回自己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时间去给儿子上坟。而不是像电影中那样，等到房子打扫干净了，住下了，病人（计划生育干部）探望好了，甚至给她送了终了，干儿子揭开了当年事情的真相了…他们才想起来去祭奠。
n男女主角步调太一致了，都不能自拔。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稍有差异，因而带来两人人性的撕扯，互相的指责，人性的偏执，他们过于地相敬如宾，和善悦目，即使出轨，也出得好像远离两个人真正的中心。
n多年的新生活，也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掩埋掉悲伤继续活下去的大多数普通人，反而让他们从形象到精神都刻意与他人表现出距离，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毫无新鲜感和重量。
n与故旧一见面，大家就抱在一起哭。我想说的是，抱在一起哭也不是不对，可是这故事里就没有一个人是故作欢颜吗？没有一个人不去揭和提醒别人的伤疤吗？
n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集体哀伤的行为主义的世界。
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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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是一个晴好的下午，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听着违禁歌曲，看美玉和新建跳着时髦舞步。后来换了首歌，刘耀军忽然回忆起来——“那是77还是78年，全国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没走成的在分离的时候，都像是生离死别，我们要走的时候，不知谁偷偷唱起这首歌，我们一听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彼时录音机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女声，唱着“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那时候年轻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知青返乡这种分别还算不上生离死别，待真到日后面对命运的残酷折磨，当时或许就会俭省一下眼泪。而《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词也如同一段谶语，从此开始折磨这两家人。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里，女主角赵巧巧在三峡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和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移民一样，即将被水位淹没，成为了失去身份的流浪者。《地久天长》里的人也在失去身份。返城失去知青身份，下岗失去工人身份，而孩子的意外溺水、强制打胎、交还证件，也在宣告着刘耀军和王丽云连续失去了三次，为人父母的身份。
就像美玉在看守所里，也要新建给她一个身份。意外之后，英明拿着菜刀去敲门，也在宣告着他们两家失去了朋友的身份。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每次毕业我们总痛哭流涕，因为我们即将失却学生的身份。全体大会上，面对底下无数双期盼忐忑的眼，那写了名字的纸就仿佛一张生死簿，念到名字的人也宣告着失去工人的身份。从此人们以为的“铁饭碗”没了，寻找国企制度的保护没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无数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剧变。它残忍地告诉每个蒙昧和安稳的人——制度不会保护你。
同样不会保护你的，还有发小。沈浩对刘星说，下去玩吧，我会保护你的。却在众人的嘲笑中，推了刘星一把。这一推，不止是把刘星推进了水里，还把两个家庭推进了水里，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水”里。
多年以后，沈浩才终于有勇气向干爹干妈讲述——我的心里长了一棵大树，我在长大，大树也在长大。这么多年，没人去触碰这个话题，大树却植根在心底，深扎泥土，唯有这次告解，才有希望将其砍断。
同样在心里长了棵大树的，还有沈浩的妈妈海燕。那时是她执意拉住丽云去打胎，间接成了这个失独家庭的帮凶。在一个写满“积极响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口号标语的时代下，她不过是一个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当时她信奉的工作主旨，竟成了伤害朋友的利器。这一生，她都难辞其咎，或许也因此悔恨积怨生了脑瘤。临终前，终于天真的说出了遗言——我们现在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电影里，耀军抱了两次人，一次是独子溺水，一次是爱妻服毒。抱着独子的时候，迎面驶来轰隆作响的列车，就像时代的车轮碾过每个家庭的悲喜，登上这列车的人，便一去不回。而独子溺水抢救和被抓去打胎也在同一家医院，都要经过一条漫长陡峭的斜坡，被送进手术室之后，也有人一去不回。
影片里还有两次“第六感”，一次是丽云的轮渡和茉莉的擦身而过，时隔多年，相隔老远，他们彼此却都能感知到对方，女人的第六感也让丽云想放弃这段婚姻。另一次第六感是耀军半夜下楼喝水，发现了妻子的遗书。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偏偏让那夜的他心神不宁，愈发口渴。两次都是有一人试图终结这段婚姻，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苦了，连累到两个人本应幸福的结合都仿佛是一场错误。
其实，很多失独家庭的结局也总是分崩离析，因为每次夫妻二人彼此相见，都会想起失去爱子的痛苦往事，每次都是在心口用力的撕扯。而这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为对方而活。从孩子溺水那天开始，时间就不走了，两个人彼此相望虽然都是痛苦，但也只能这般没有出口地慢慢变老。
这场意外，让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成了活死人，活在过去走不出来。就算那茴香再美味，他们小年夜送来的饺子，也得端到外面去。就算那合影再珍贵，他们也得把另一户人家对折，折起这些不能提及的伤痛。
在电影里导演还藏了一丝狡黠，一丝深情。狡黠是耀军和丽云看到视频里茉莉的孩子是混血儿，辜负了观众惯常的狗血期待，每个人都随之吁一口气。此刻他们一定不止是失落或者开心，而是复杂的百感交集。整个房间没人察觉出异样，只有观众和角色隔着银幕产生了一种“理解”的默契。而深情则是顶着刘星身份的周永福那深重的一跪，或许他的叛逆只是想逃避这个身份，养育之恩在一个叩首里，抵过千言。
把办好的身份证交给他，他就有了独立的身份，不用顶着一个逝去之人的身份。也宣告着这对抱有幻想的夫妻，正式放弃了“父母”这个身份。
很多人说影片应该结束在去坟头祭扫，目前结局是个刻意为之的“中国式团圆结局”，这点我不能同意。首先将结局解读为幻想或是真实都可以，同时当电话中的刘星喊出“爸”的时候，整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复活式”的回环。
影片里有过几次“重生”， 丽云大出血后大难不死，服药自尽后及时得救，和耀军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一场虚惊，都可以算得上是重生。沈浩和海燕的告解也是重生，卸下积压半生的愧怍，才能重新面对新生。
而结局里王源饰演的角色回归，还带上了女朋友，则意味着耀军和丽云这对夫妻，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获得了父母的身份，甚至有成为祖父母身份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一声“爸”犹如溺水独子的回魂，和片头真正的刘星叫的“爸”相互呼应，形成回环。
就像丽云感叹，闽江有一种“前世来过这里”的熟悉，这过程中的一切苦难都仿佛是前尘。这一刻，刘星还“活”着，或许一直以这种方式活着。三家人此刻又欢聚在一起，三十年的时光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仿佛彼此毫发无伤，仿佛友谊地久天长。
隔着轮渡踏过了奈何桥，留下遗书饮尽了孟婆汤。在时代的列车上早已不能复生，在命运的航班里竟然还会怕死。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长成，一场场热潮，一次次狂欢，我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看尽了历史的荒唐，却依然走不出时代的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