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11天  冰雪十一天,The Next 11 Days,冰雪11天

首先，必须要有三、四个人物主线，主角必须是个白领小资，职业最好是医生、律师思密达，必须是公知范。第一镜头就是人山人海的站台。第一句台词就是“这个社会肿么了？”还必须安排一个藕断丝连的前妻或者矛盾很深的配偶。然后就被堵住了。还必须要有个农民工，这个人必须要勇敢朴实。插科打诨的任务就交个他。白富美要有一个。萝莉也比不可少。然后就一个小集体为中心展开，各种冒险，各种个人主义。政府组织救灾什么的只能当背景，而且主管必须要犯官僚主义，造点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就必须有个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下属。靠发动人民群众给扭转过来了，后来主管痛心疾首，跟下属相逢一炮泯恩仇。最后十分钟给个警车开道就可以。这个剧本其实非常好弄，流水线的作品。土鳖还是土，弄不来的。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只知道大概是在2012年的5月或6月，初夏。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群众演员兼职。群众演员，用港片里的说法就是“跑龙套”。1天50块，预留一天，每多一个钟加10块钱。

我们在拍摄现场领了棉袄和包包，扮演滞留火车站的北上民工。活倒不难，只是自己找个位置保持不动，装出失神落魄的样子，而专业演员则在旁边不断地一遍遍地重复某个镜头。更多时候就在那里干等着，导演一声令下，即刻进行战斗状态。这相当考验一个的人耐力。羊城初夏的晴天是“高温高湿”的代名词，此时让你穿着棉袄坐上一整天，没有休息也没有水，哪怕你竭力保持安静，不久之后脸和耳朵还是会开始发热，进而头晕眼胀，像坐上了长途的拥挤列车。大家一直期盼着拍摄工作的结束，5点、6点、7点、8点，我们总觉得应该会在某个整点结束，但这小小愿景每次都落空。

吃饭了。两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盒饭。每人拿一份菜，一份饭。米饭像高校食堂的一样，保证没有香味。菜有两种：炒青菜基本没油，像水煮的一般，菜脯炒蛋基本没蛋，咸得要命，倒是好下饭。如果一份不够吃，可多拿一份。几百人个个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这话说得特对，我们吃着一样烂的饭菜，没有嫉妒，没有鄙夷。

导演还没吃，也许这是演艺圈里的优良传统，让群众先吃吧？后来有辆面包车打破了我一厢情愿的猜测。那车来势汹汹，从上面抬下来一块木板，板上盛有酒菜，用薄膜盖着。导演、主演等几个人就坐在我们面前边吃边讨论。丝毫不在意众人贪婪的眼光，似乎早已熟悉这一幕。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预留一天意为从九点半留到这一天结束，而工钱仍旧是五十块。那次我们工作到凌晨一点多，算是加多了一个钟，足有十六个钟头，领了六十块，平均每个钟有三块七毛五。中间没有休息，没有饮水，只有两餐极为简单的饭，还得眼巴巴看着指挥人员在你身边吃香喝辣。有些人自己先撤回了，所以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我倒是拿了钱，然后在公交与地铁皆已停开的广州的深夜里，拿这六十块钱打的回学校。

我完全体谅制片方。毕竟钱是通过中介拿到的，吃饭方面则可理解为群众演员太多，交通上也许是制片方不熟悉这城市，不知道深夜里的变化。这一切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丝半点的阴影。但这次经历的的确确在我心里投下一个阴暗面，制片现场的某些冷酷场面使我打心里发寒。在此之前，我几乎崇敬任何制作电影的人，以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值得人们竖起大拇指。不过打那一天过后，我觉得他们当中的某些只配得上人们的中指。

陈国星扎了个小辫。在他身边有两个人，一个中年大叔，稍胖，圆头虎脸，还攒了一脸大胡子；一个瘦高文艺青年，似乎是操作器械的。陈国星是不折不扣的导演，那大胡子也被工作人员叫做导演，但《冰雪11天》职员表所列的两个导演都不是他，大概是副导演吧。

大胡子很凶悍。大家对其命令反应稍慢或领悟稍错，动辄破口大骂，直至人格侮辱，好像周边人都欠他的债。开工不久即有人气不过而离开现场。制片方工作组人员也对其畏惧有加，小声劝慰受气的群众演员。一整个上午，我们都处于萧杀的气氛当中，完全不是以前在电视看到的轻松有趣。

为了拍摄一个“孩子哭”的镜头，大胡子不惜使用恐吓与暴力，而且对象还不止一个。我记得那最终上了银屏的小女孩（片中72分11秒处），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是多么令人心酸！小女孩并不知道她在演戏，被大胡子一把抢过，又吼又捻，竟似要杀她一般。她全身颤抖，战栗着、不断地、无助地哭喊“妈妈”，我分明可以感到她是那么的心悸与惶恐。大胡子很满意，对其母亲说：“你孩子将来要当明星。”

大家只是静静地看着，没人上前去劝阻，哪怕几个孩子的妈妈，也未对大胡子加以颜色。从她们礼貌式的笑脸中，无法断定其真正想法。也许她们也心疼自己的孩子吧？只是未在现场所发作罢了。大胡子于是频频得手。

《冰雪11天》讲述了雪灾来临时公安民警、志愿者及社会各界用智慧与毅力保障滞留火车站的民工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故事，剧情紧凑，感情丰满，那浓浓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触手可及，像寒天里的阳光一般温暖人心。《冰雪11天》的拍摄现场冷血而无情，它禁锢了人们心中那片光明的天地。冰雪带给这个世界一场残酷，为了演绎这残酷中的温情，我们又人为制造了另一场残酷。

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美利坚某个小镇，一个银行绑匪被击毙在一个小男孩身边，溅了他一身血。小男孩几乎吓破了胆，号啕大哭。谈判专家尼尔森巧妙地化解了小男孩所处的危局：他说这是一场演习。第二天，媒体集体失声，不报道此事，只为了保护小男孩幼小的心灵。所有人都说：这只是一场演习。他们明白，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必定给小男孩带来阴影，血淋淋的噩梦也许会伴随他一生。

而在华夏大地上，为了体现某些人的伟大，不惜伤害另一些人。鬼才相信大胡子的屁话，如果那小女孩记得这事，那么她这一生也许与电影无缘。甚至再也体会不到看电影的乐趣，她会以为电影里的东西都建立在痛苦与恐惧之上。

无论是真是假，西方故事本身已经体现了美国式价值观，它尊重每个个体的意志，不伤害哪怕一个无辜的人；而东方制片现场却明明白白反映了早已印记在我们每个人脑海中的观念：集体就是一切，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人。个人意志在集体面前屁都不如。

小女孩哭了，上了镜，她真乖；在她之前那几个哭不出来的孩子太坏了，错失了上镜的大好机会，要打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