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Fall of Ming

     明末历史纷繁复杂，一直以来是历史界研究的重心之一，近几年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的大火也带热了民间的明史热，而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其终衰的那几十年风云变幻，浩荡复杂，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中华文明的继承和遗失，众多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反观这些年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满大街都是辫子戏，却鲜见清之前朝代的影视作品，电视剧少，电影则更是大面积的空白，故王竟这次以中等成本携来的严肃以明史为基准的电影，刚开始便获得了不少历史爱好者和影迷群体的关注，王竟之前现实主义题材的《万箭穿心》算是国产电影中较为难得的优秀作品，所以这次会更多的负上众人的期待，此次《大明劫》虽然投资达3000万元，属于国产片中的中等成本，但是骨子里却仍是独立电影的血统，独立电影的创作态度（较自由？）加上中等成本（在独立电影中算是不菲），再加上吸引人的明末战争史，《大明劫》是一部被特定人群寄予了众多期望的电影。

     毕竟是独立电影，内容题材演员都不够大众化和娱乐化，影院的排片毫不留情以商业姿态的冷酷对待了这部国产佳作，影院内观众寥寥无几，导演王竟等以此姿态杀入院线与孙传庭弱军出潼关送死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纵观此片，王竟长期停留在“电视剧水准”的电影技法（例如：转场调度、镜头运作等）似乎没有多大进步，但电影技法上的技穷无法掩盖此片的精神光芒与人文历史光芒，此片严肃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良心。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吴又可与孙传庭都是真实的明末历史人物，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两者并不相干，影片把两者以戏剧的方式放在的同一历史时空，虽是戏说，但是在影片中的安排与处理并没有超出界限，反而为这部剧的剧本贡献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剧情及冲突，实乃在历史剧严肃范围的中画龙点睛之笔：一位是志在医人的郎中，一位是志在医国的将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两者的身份和终极使命的矛盾给这部剧贡献了最重要的精神内核。明末天下大乱，病人膏肓的末代汉人王朝需要一剂猛药，而电影中瘟疫大起的军营也需要一剂猛药来安定军心，两人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在电影之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碰撞与对比，在历史面前不堪一击的两个“医者”在变革的大潮之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相撞又交叉的人物宿命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明末国体已入膏肓，制度的积弊，吏治的腐败、天灾、人祸在影片之中均有一定的展现，大明之劫已在劫难逃，劫难在电影主要展开在这孙传庭部的遭遇，各种弊端和灾祸在个小小的军事集体之中就得到多方面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细胞都已经崩坏如斯，更何况是整个国体。影片中所展现病入膏肓不仅仅在制度上，也在人心之中，地主士绅、官兵将军、社会的各个阶层，恐怕那时的明人也会对天叹几句人心不古吧。社会的细胞已经崩坏，再好的医生也将回天无力。吴又可可以医好人，但是百个千个孙传庭也医不好国了，作为一个末代王朝的忠臣良将，最好的结果恐怕就是玉石俱焚吧，（看看洪承畴的骂名）这是封建军人使命带来的宿命。吴又可与孙传庭均算是懂史之人，在始盛终衰的历史规律面前，两者在荒野之中的那段对白已算是讲透，个体在历史之中的宿命与选择也多有展现，两者的冲突与矛盾，选择与逃避，出士与入士，宿命与使命，端端正正的融入了这段大历史。另外影片选取大众较为不熟悉的一个历史截面作为剧点需要一定的勇气，影片以明末李自成闯军第二到第三次开封之围为起点，描绘崇祯帝催孙入豫前后发生的故事，由于资金所限，对战争一笔带过，预告片打着古装战争片的幌子欲意掩盖其古装剧情片的本质，即使到了最后的潼关之围，孙传庭壮烈战死，影片也只是以战场上孙传庭的一具尸身的画面带过，难掩其成本上的捉襟见肘。其实《大明劫》故事背后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对于一些不熟悉历史，纯粹为娱乐而来的观众而言，《大明劫》恐怕不一定适合他们。

        《大明劫》的叙事和技法上并无亮点，但是整体所营造的压抑氛围很到位，拧巴严肃的展现残酷的历史，灰暗色的基底之，让人心生压抑。其实《大明劫》也说不上是借古喻今，但是以此姿态面对历史，挖掘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也权算是影视界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文人怀古之嗟叹吧。《大明劫》以戏剧影像的方式挖掘出了一段历史的深层次内容，以呈现而不是下结论的姿态展现出了一段复杂富有深意而缺乏足够影像塑造的历史横截面，既有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也有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中的一种狡黠和诚意，影片各方面均较为完整，虽无大的突破，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使命。更值得称赞的是《大明劫》从精神到电影细节对历史 严肃与认真的认知态度，这让《大明劫》在众多国产古装剧中鹤立鸡群，甚至能说得上是出类拔萃，虽然中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大明劫》肯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在特定观影者的心中，它在今年的国产电影之中，是占有足够的分量的。

       《大明劫》既是官军之劫，也是大明之劫，更是百姓之劫，纵观历史上兵家输赢，不论是谁输，最大的输家莫过于普通百姓，影片中吴又可与孙传庭之间的对白并不多，两者仅有的几段双雄戏很直白的点明了部分影片的部分内在，故事在医人与医国之间的相似与相悖之间，影片以作者的姿态完成了一次表达。《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古人认为最好的医生是医国的，次等的医生才是医人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时代这个纵深历史层面之上去看，两者之间并无上下之分，这让我想起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卷末的一句话：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剥夺个人的权利，极端的集体主义下，恐怕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明已无药可医，孙传庭最终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青史留名，这是将军的方式，于孙来说这是死得其所；而朝代更迭，行医济世不会断，吴又可悬壶世间，放舟江上，也便是他一生之宿命。两个医者之间价值矛盾与人性挣扎渲染出了一个现实残酷的大世代。孙与吴，这便是大明之大厦将倾之时，历史上两个渺小瞬间的交叉与平行。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剧透慎入不过这样一部悄悄出现的电影应该没有人会去看吧】

现在回想起来，明史热，大约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燃起来的。历史不全是人事，但却不能没有人事——而当年明月大约是真的把历史当作人事来写的一位。不如教科书那么冰冷，不如政治宣传那么脸谱化，而且更展现了一种对这段人和事的沧桑情怀，而这种沧桑仿佛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当《明朝那些事儿》终于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相当一部分读者会由衷地为这个曾经昂扬如今病入膏肓的巨人而惋惜。虽然我对当年明月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有点过于维护明朝而敌视周边民族、政权的历史观不甚认同（技术上讲，老子家里虽然几代都在辽东，但好歹是北满南汉混血，民族融合的结晶好嘛），但当年明月让我发现，有一些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理想主义以及对某样东西的执着——你不但无法把它除去，还会被他感染。

当年明月的明史，《大明劫》的导演王竞的明史，都是这样。

说电影，先说导演。王竞对电影门外汉来说，不甚有名。但他执导的几部豆瓣高分电影让人不能直视。他去年的电影《万箭穿心》豆瓣评分高达8.4——仅就分数而言，这是许多中国导演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分数，也是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近来许多年未能企及的高度了。如此评价虽有失公允，但至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再纵览他的几部电影，都是现实题材的，而且都不是商业片。《大明劫》是一部古装历史片，历史片通常都和大制作挂钩。王竞这一次突然操起了大制作（其实也不是很大，还远不及一线导演的那些商业片），让人有点疑惑，担心他是不是也要靠大场面撑剧情了。

事实证明，我其实被预告片骗了。所有的战争场面（通常只有这些才是大场面）都在预告片里了，加起来大约只有10分钟。剩下的107分钟都是文戏（忽然有一种坑爹感）。

《大明劫》的背景是这样：明崇祯15年（1642），崇祯自缢前两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皇帝（余少群 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忍 饰）释放出来，督师陕西军政，南下攻打李自成。可是潼关一带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冯远征 饰）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

要说明的是，两大主角孙传庭、吴又可历史上真有其人，且同处崇祯年间；《伤寒论》、《瘟疫论》也确有其事。不过这俩人有没有见过？那就不知道了。这就给艺术加工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大明劫》一直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绝不篡改；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可以加工。这就比那些“秘史”高明多了。

影片第一幕，数面大大小小的破损明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箭矢横飞，炮声隆隆。起义军正在围攻开封。炮兵在后摇动投石机，弓弩手在炮兵前，步兵则扛着云梯冒着枪弹箭矢如蝼蚁一般登墙。城墙上，明军军官紧张但有条不紊地下着口令：“开火！”“装弹！”“开火！”间歇着带有一些其他命令，比如“后面的人快点！”或者是“炮口向下！”

战斗的细节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比如明军的三眼铳和子母铳（子铳套在母铳中发射，发射后子铳可以快速更换，节约装弹时间）都在银幕前惊鸿一瞥。即使是一眼，也足以见电影做功课之深。

仅仅几分钟，时光仿佛已经陡然转至数百年前。

紫禁城里，崇祯皇帝坐立不安：“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

有这样一种有趣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世袭比选举更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因为在家天下时，一个明君会明白，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要想一直这样下去，就必须让人民一直生活得好，所谓权力与义务对等。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所说：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内在或外来的控制了。相反如果皇帝是有任期的，他就没有必要为后世负责。所以崇祯的心情就不难理解了：什么反贼官军，都是老子的财产啊！

接下来，就轮到兵者孙传庭，和医者吴又可这一武一文出场了。他们将从各自的擅长的领域入手，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重视“联系”的，兵者与医者，虽然水火不容，但用兵与用药，实为殊途同归。孙面对内忧外患，吴面对瘟疫横行，皆是在毁灭的边缘，靠毕生所学与所信，舍命一搏。

来到潼关，孙传庭面对的是一系列军政积弊：兵源不足、补给不足、军屯被占、政治腐败。这一切对孙来说，其实并不是问题。他有理想，也很现实。军阀拥兵自重？设计杀掉，连他的兵一块儿杀。粮官保管不力？直接杀掉。缺粮缺饷？找土豪要。军屯被占？抢回来。土豪们竟然勾结军官烧掉了土地册？反了你们了！军官被他先玩儿后杀，土豪们则被招待了一顿鸿门宴。士兵们冲进来的时候，土豪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留条性命，但他理也不理。那一瞬间我有点同情土豪了。也许那里也有好人，只不过贪财了些，就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

这就是电影里塑造的孙传庭。在我个人看来，这个塑造还是相当合理的。身处乱世，对付流氓，也只能用流氓的方法。他就好像是又一位蝙蝠侠，于浊世而独醒。

孙传庭激将吴又可，是二人第一段对手戏。吴又可提出军中疾病不是伤寒（不传染），而是瘟疫（可传染）。孙令其治病，吴推脱不去。孙激道：“先生学医为何？学不能致用，要它何用？”吴这才出山。可见相对于孙，吴是个更加理想主义的人。

吴又可曾反复被官军和民军捕获，但医治都是不遗余力。官军和民军曾为争抢他爆发一次搏斗，最后一名民军试图杀死他以防为官军所用，最后还是放弃了。作为一名医者，在这样的乱世，恐怕也是一场煎熬。

吴又可是一名游医，于是他得以成为各方势力的传话筒。起义军士兵告诉他，造反的理由很简单：活不下去。孙传庭告诉他，杀人的理由很简单：面对艰难，总有人要做出理智的选择。他见到的官军与民军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没有正邪之分，唯一重要的是生存。

吴又可这边与瘟疫搏斗虽然凶险万分，但相对于孙传庭那边的血雨腥风，竟然显得平静许多。人心恐怕还真是这世上最险恶的东西。吴又可首先控制了传染，保住剩下的军队，接着开始尝试治愈病患。这时，全片的高潮以一种非常冷峻的姿态到来了。

崇祯连连催促孙传庭南下解开封之围，但军营中依旧有百十病号。大军不能把他们带走，也不能留人照看，当地无力供养。于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就到来了。杀。

吴又可眼看自己的医治即将成功，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欲哭无泪。孙传庭说：要知轻重。吴又可说：我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也许对医者来说，人命确实是无法以轻重衡量的。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可以。

于是吴又可离开了，他回到了江苏老家，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孙传庭没有去追他。电影中的这一幕，他坐在昏暗的营帐里，读着吴又可留给他的信。阳光突然射入，一扫阴霾，原来营帐被军士收起，这是要拔营启程了。

新的一天开始，二人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大明的终结，也由此拉开序幕。

导演王竞擅长现实类题材，这会是一次借古讽今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特意在自序中强调他并非借古讽今，我觉得确实如此，因为历史的规律是如此的一以贯之，当你在说一段历史时，总能在今天找到对应。人心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人事也不会变。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又有谁能真正逃脱历史的束缚呢？吴又可对孙传庭说：“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治愈。”《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番话“反腐，亡党；不反，亡国”，道出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多少心酸无奈：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

所以就只有无奈吗？吴又可还说：“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世道更替，医道长存。”总有一些东西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而保留到今天。这就是历史除了冷冰冰的借鉴，留给我们的东西。那些故事，那些轨迹，那些情怀，那些信仰。我们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一个人在那个节点的体会，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的善良与邪恶，然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的历史中走出我们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