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雨  东风·雨 / East Wind Rain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论》里说：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照这个说法，电影艺术当然也包括在内，所以，艺术家在电影作品里追求形式感天经地义，即使是卧底间谍这样月黑风高的角色，同样也得拿拿腔调，拗拗造型什么的。譬如说詹姆斯•邦德，甭管外头炸得怎么天昏地暗，身边的香车美女和头顶的发型是断不能乱的；又譬如说陈永仁和刘建明，光天化日之下爬上鳞次栉比的香港某大楼天台，穿着修身小西装拿把枪比比画画，不仅警察不来制止，物业也不来罚款；还譬如说安明，说话充满了比喻的修辞格，而且动辄就送送花弹弹琴什么的，还有范冰冰不离不弃的傍着，造型拗得的确错落有致。

不过拗过了就难免贻笑大方，看到片尾，影院里已是笑声一片。这是个抒情困难的年代，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抒，即便是血雨腥风暗藏杀机的间谍片，一缕真情抒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影史上的许多黑色电影都是个中翘楚，就不一一举例了。不过话说回来，柳云龙导演的黑色范还是有几分意思的，真要往“Film Noir”（黑色电影）上靠，《东风雨》是近年来的内地影片中最够格的。
《东风雨》的场景也很漂亮，看来SMG的确财大气粗，开头一场跑狗场的戏把1940年代的孤岛“魔都”塑造得原汁原味，片中大量对旧上海的CG还原镜头也很耐看，日军当街杀人的镜头更让我有了点《辛德勒名单》的感觉；至于犹太人隔离区，里头的环境设计不输好莱坞大片，而且通过一个小提琴手作运动线索来牵引镜头，可见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且，片中的犹太人据说都是由货真价实的犹太演员来出演，核心场景仙乐门俱乐部里的众宾客也都是上海的成功人士来客串，水上芭蕾表演更是专门从莫斯科请来的芭蕾舞团队——内地电影向来在细节打磨上缺乏耐心，起码《东风雨》在这一点上勿庸置疑（这方面还有杂货店电话机旁的警示语为证）。

从叙事线索上来看，《东风雨》远胜《风声》。后者虽有一副密室推理的行头，但骨子里还只是地下党情报员和日寇汪伪阵营的简单二元对立；《东风雨》则不然，地下党、日军特高课、军统情报站、苏共谍报员、日本内部的反战人士——甚至还有日籍的中共党员、以及汪伪和国民党的双面间谍，个中线索纷繁复杂，当然比《风声》更符合斯时的社会风貌。再者，《东风雨》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子，核心悬念设置就在于《孙子兵法》里《用间》篇的“五间”说法：在范冰冰的“死间”虚晃一枪后，柳云龙的“死间”还是很有几分翻包袱的快感的。而且，我也是看了《东风雨》才知道，原来战国时的一代名相苏秦也用了“死间”的谍报手法。片尾最后一个“赵氏孤儿”的典故，让所有志士仁人的抛头颅洒热血变得荒谬不堪，比起《风声》里最后周迅的大段告白，显然要有力得多。
值得一提的还有片中饰演军统老特务的曾江，绝对气壮山河，老戏骨的浴室裸戏也不嫌累赘。问题就在于，全片都在努力的拗一个似是而非的造型，拗到最后，就成了恶搞了。曾江死前，贴着小胡子的蒲巴甲躺在血泊里还得奋力敬个礼，我一下子就出戏了。好男儿要转型，可不像片头客串的王宝强和刘璇那么容易。还有矢野浩二，演过天皇的这位日本演员其实举手投足都不差，可是看多了《天天向上》，我总习惯性的满银幕找汪涵欧弟。至于那些谈情说爱的台词，什么炉子和雪，蝙蝠鸟兽什么的，总与气氛不搭，也许间谍真的可以提溜着脑袋玩小清新，但是放在时下的观影环境里，还是少些喻体会让观众比较受用。

仙乐门俱乐部曾让我有《卡萨布兰卡》的期待，看到后来，发现连《伯爵夫人》的酒吧也不如，场景没有充分利用，那还是算了吧——只可惜了一个好棚。更要命的是，总是故弄玄虚的镜头严重滞缓了影片的节奏，好不容易打几枪，接下来就要娇柔缱绻一番，不少观众有看电视电影的感觉，关键就在于此。拍电视剧，注点水拖点节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电影就那两小时不到的时间，一个劲的骚首弄姿，只会让观众感觉隔靴搔痒越骚越痒。柳导演在死后还要加一场黑白色调的弹钢琴戏，当然有点狗尾续貂，会让观众们觉得过于自恋。看来，电视剧成就了柳导演，也让他在通往大银幕的成功路径上踯躅不前。

电影不是不能拗造型，《阿凡达》拗得连个正经人类都没有了，观众还不是趋之若鹜？这还是个形与神的问题，造型拗在形上，《东风雨》已经到位了，但是骨子里的故事之“神”讲得荡气回肠吗？片中的各色人物鲜活立体吗？在我看来，这才是电影的命门。
至于推理线索和悬念包袱的设置，《东风雨》还算及格，但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八字箴言，在时下的国产电影里，竟是遍寻不得了。

（刊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4月23日）

（经过一番争执论战，我的影评被弄上了东风雨的最热评论的第二。其实，看看我的影评，的确写的很粗糙，但是我只是说了我自己的不满。我不是一个专业影评人，我只是一个看完电影之后很愤怒的观众。）

      首先感谢东风雨，是你让我有了写影评的冲动，我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你。
   云姐约我看电影，先是看了《岁月神偷》，出来有点失望。再商议看什么，就在《孤堡惊情》和这部号称谍战大片之间摇摆，孤堡惊情我电脑里面已经有了，而且之前各大名角同时飙戏的风声使我我很不理智的想看这部谍战大片。而且他的时间很长，两个小时，票价却是一样的，（学经济的我只是想到了最基本的经济分析，却忘记了用深入一点的理论分析）。所以在我的怂恿下，我们看了东风雨。
   开场的绞刑让我莫名其妙，恕我不是学历史的，对开头就死了的两个人完全不了解（就算是学历史的，应该也……），但是绞刑让我想到了《迷药》上的一些东西，想想是开头，好吧，我忍。
   但是看了十分钟，我就开始下评论了，垃圾！！！看到一半，我忍无可忍，开始骂骂咧咧，开始分析，这部烂片子占用了我多少时间，使我丧失了多少机会成本！！旁边的云姐从开始便打哈欠，终于撑不住睡着了。我强忍着看完了，出来我们都叹道，还不如看杜拉拉，真是浪费钱浪费时间。
    这是我今年在电影院看的最垃圾的电影！！！真的……
    看看你的定位，"谍战大片"？？好吧，你说你是谍战就是谍战？？！！谍战在哪里？？用钢琴传情报就是谍战？人家风声里面还能用空城计传情报咧，都是人家玩剩下的。就看到那些露脸的人一个个都死翘翘了，开场就是宝哥挂了（说实话，要不是旁边的人在那里叫，我还真认不出来那是宝哥，那么大众的脸，而且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成名）。
    接着，刘璇挂了！！咱们的刘美女啊（给她通消息的那个邮递员貌似长的不错诶），转战荧幕，就是这么露了一下下的脸就跳下去了，还跳的无比的华丽丽，那个特效做的……一看就是假的，你跳就跳，半天掉不下去，你是想渲染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的美好光辉形象还是炫耀你那垃圾的特效呢？？我还看到，她下坠的过程中，旗袍的下摆不是随风飘扬，而是违背常理的向下耷拉着，把她的整个下面包裹的严严实实……（可以理解，防走光）话说，英达一出现，我就惊叫，又是他，他演特务演上瘾了？？！！
    还有李小冉的死，这里我问一下，特务们的那个药丸应该都是氰化钾之类的东西吧，都是可以让人立马挂掉的剧毒，咱们的李小冉同志在吞掉之后，还能像小妹一样，悠悠然的抒情完之后才死掉。
   然后就是自杀，那个锄奸的自杀，寓公自杀，英达被崩了，搞笑的是阿波罗的枪战，那个英勇的战士（应该是蒲巴甲吧），临死，慢悠悠的敬礼，我和云姐顿时笑喷，好和谐的一幕啊。
   片子还有几次男性的裸体……好吧，我承认，里面的几个男演员真的很不错，特别是男主角和那个成海岸，熟男啊。成海岸被抓，关在笼子里面，那些日本的特什么科，把他衣服给剥光了。我第一反应，这些日本人真变态（看到后面才知道，笼子是刑具，上面都是钉子，他在里面不能靠，更别说睡觉什么的，真独特，真厉害），但是同时好想看看成童鞋的裸体，身材应该不错的说，该死的是，一直都是什么都看不到。擦！！！你想脱了，就给人看看嘛，又没让你露点！！！小气！！！再后面，就是寓公和英达了半裸了……靠，瞎了我的狗眼，寓公（真的是演技派，老戏骨，忒厉害了，注意：老戏骨，老）在浴池里面，可以看到整个皮肉松垮的后背和臀部，英达则可以看到媲美那些平胸的硕大胸部。日！！！放着好好的帅哥不给我们看，尽给我们看这些！！！你心理扭曲啊，心理变态啊！！！
    作为一部谍战片，我们想看的是我们光辉的工作人员如何的跟敌人斗智斗勇，可是看看片子的时长和我们美丽妖娆的范冰冰童鞋，你就知道了，这绝不是一出斗智斗勇的片子。是的，这是一出琼瑶式的爱情片！！里面的台词浪漫的不得了啊，什么我是鸟啊，我是兽啊的，我只是说了句那你去做鸟人啊，可惜没人回应我。
    这部片子极度的和谐，大导演明显是电视剧演多了，拼命的往里面塞东西。南京大屠杀要提一下，顺带说明一下范同学对柳同学荡气回肠的爱意；提一下当时的上海对犹太人的帮助；提一下美国对二战的消极；提一下印度什么的（这里谁可以解释下印度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嘛？？）提一下中西正弘的党费问题；学风声在最后提一下情报是怎么传出去；还要大唱国际歌啊，表示一下我们是一家人啊；用中西正弘无比正义的陈词说明一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是多么的大义啊；提一下孙子兵法，说明孙子兵法或者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巴拉巴拉，等等等等……
   片子的逻辑有点问题，编剧是为了使这部片子看的更加复杂更加像谍战片还是怎么了，拼命的用圈套来吓唬我们，吓唬到最后我硬是没看懂两个日本人分析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风声我觉得更像谍战片吧，更加紧张刺激吧，但是我没有看不懂的情节啊），你说你把群众看的太聪明呢还是太傻比呢。全片从头到尾都在下雨，柳同学和范同学在雨中的那个浪漫啊，谁不想想那个时候满大街的日本特务，这两个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一个军统的特务，还天天在大街上耍浪漫，嘴里还都是琼瑶式的语句。门徒说寓公牺牲的时候用了个杀生成仁，我们又笑喷了，好文雅啊，你用一下牺牲会死啊！！！编剧太脑残还是觉得观众都是文雅人。满篇的儿女情长啊……
  柳同学走了，给了范同学一个小桔灯，范同学就开始拿着那个小桔灯四处晃悠，甚至冲到日军的男人堆里面去了，拜托，你是特务，有点特务的素质好不好。
   最最狗血的是，日军到教堂抓人，唱诗班的孩子们都在尖叫，但是都非常淡定的蹲在原地，在神父和修女之间关于上帝一番伟大的讨论之后，神父被带走了，修女居然开始带着小孩子们唱歌，孩子们也很淡定的站起来开始颂歌了。
   我给一星是因为片子的布景还真的有老上海的感觉，特别是听到了仙乐门的时候，仙乐门貌似是那个时候很高档的夜总会啊。整个片子都是黑白色的，有点质感哦……人员也很是庞大，里面的群众演员那个多啊，而且不少都是老外。但是就是因为你投入多，再加上英达、于荣光、曾江这些老戏骨都被你们浪费了，所以我都想一星都不给你！！
    破烂的编剧破烂的台词，范同学一如既往的还是花瓶，而且花瓶的不得了，但是你的演技真的很烂很烂。

违背“范达因准则”的后果
——对比《东风雨》和《风声》的叙事

2005年以来，随着电视剧《暗算》、《潜伏》的热播，电影《风声》、《秋喜》以及《东风雨》也登堂入室，影视联手共同掀起一波谍战片热潮。我认为，谍战片其实就是变种的侦探片，把悬疑的元素放置到谍战的背景下，由来自不同阵营的谍报人员去完成推理破案的工作，能否完成任务？主人公最后的命运如何？谁是潜藏的叛徒或者战友？这些悬疑使观众参与其中，牢牢地维系着观影兴趣，从而形成了惊悚悬疑的情节奇观效应和重要历史场景复原的视觉奇观效应。一方面满足了新一代青少年的好奇感，另一方面又迎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感，这就是悬疑谍战片持续“高温”的原因，它迎合了观众喜欢刺激、探求、窥视的观影心理，观众的观看过程也是和主人公一起体会在绝境中人的坚持与选择。此外，谍战片的主人公都坚持信仰，如《潜伏》中余泽成为了革命目标而抛弃了个人的幸福，《风声》中的顾小梦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情报的安全送出。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得到观众的认同，进一步满足了普通人内心的“英雄主义情节”。
既然是变种侦探片，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侦探小说界那著名的“范•达因准则”。范•达因是美国著名的解密侦探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有《格林家命案》、《主教谋杀案》等，他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智力的竞赛，作者和读者斗智，像玩桥牌一样，得循规蹈矩，不能使用欺诈的伎俩。小说的构思要新颖独到，布局要合情合理，要在信息获得上与读者平等起来，这样才能吸引读者，同时使他们输得心服口服。1928年范•达因发表了《侦探小说二十准则》，准则的订立为后世的侦探小说立下了标杆，直到今日看来，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杨建和麦家打了这么久的嘴官司之后，也开始埋头做起事情来，看来她想用一部比麦家的《风声》更为NB的片子，来证明自己是超越麦家的，同时可以反证麦家是抄袭过她的。然而很可惜，看完《东风雨》，我感觉杨建对于悬念设置的把握能力明显逊于麦家。《风声》里仅仅是日本人、汪伪、中共三家对立，而《东风雨》中日本人、苏联人、共产国际、76号、军统、中共以及情报掮客等多元力量均粉墨登场，可以说，杨建这个大厨手中的材料要远好于麦家的，更多的势力混杂，将会碰撞出更耐人寻味的故事，遗憾得是，从她最终端出的菜品来看，却要比对方的成果乏味了许多。暴殄天物的原因，正是违反了那道神秘的菜谱——“范•达因准则”
【不可加入恋爱故事】
“范•达因准则”第三条：侦探小说不可加入恋爱故事，因为这容易使纯粹的斗智游戏，渗透不纯粹的情绪，以致引起侦探的混乱。侦探小说的主旨在于寻出真凶，而不在谈情说爱。
《东风雨》中安明与欢颜的爱情戏尤为高调，跑狗场中被混乱人群阻隔的痛楚，雨夜街头同玩“跳房子”的纯真，犹太街巷对饮咖啡的诀别，影片不惜笔墨的描述了一个有关乱世的爱情桥段，这恰恰掉入了范•达因先知先觉的魔咒当中。杨建想通过大段的爱情故事来寻找一个抒情的平台，让自恋的安明说出诸如“炉子和雪”、“兽与鸟”等等不知所谓却又自以为很美的台词，从而让影片包裹上文艺的外壳，以突出这部谍战片不同于其他同类型影片的质感，同时又可以用爱情戏作为掩盖，走出一条“凶手就是身边人”的暗线，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惊奇效果。可惜她失败了，按范•达因的话说，在纯粹的智力游戏里加入爱情，必然会引起混乱。于是安明混乱了，作为如此重要的情报小组领袖，久经考验的我党特工，谈恋爱之前居然连对方的底细都摸不清楚，相比于初来乍到方阡陌真是效率低下了很多。藤木芳雄也混乱了，他甚至能从难民营的寻人启事中挖出郝碧柔，却在抓捕欢颜后，居然对她的公开情郎不理不睬，轻易的放过了片子里最大的一条大鱼，同时放出了片中最大的BUG。观众们更是混乱，欢颜为了爱情已经基本放弃作为军统特工的功能，她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情郎，哪怕情郎属于另一阵营，观众们实在无法预知这对男女会因为情感原因做出别的什么不在常识范围内的事情，于是他们选择放弃进一步参与推理，结果导致整个观影过程变得索然无味。
相反，《风声》就聪明了许多，裘庄里的五男两女都是平等而对立的关系，没有暧昧不清的情感在其中扰乱，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对方的敌人或盟友，这大大激发了观众参与推理的热情，因为他们知道，清白的人物关系不会在关键时刻产生不为观众控制的结果。
【不可依靠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范•达因准则”第五条：凶手必须从逻辑的侦探过程中查出。不可依靠偶然或巧合，以及无侦探根据的自供。
安明的小组被破坏，自己也受到了上级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从通讯员被杀开始，是谁杀了通讯员？掐断了安明传递情报的路线？影片的前半部基本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间或穿插重要胶卷的传递过程。作为“侦探”的安明，理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判断，推动情节环环相扣的展开，最终查出“凶手”的真面目。然而，影片中干掉通讯员的“凶手”欢颜却是最终“自投罗网”、“自证其罪”的，其中并没有安明任何的推理和侦查过程。看了前半部以为欢颜是个废棋，结果后半部她突然冒出来操纵一切，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铺陈，回头望去，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暗示点能让一些比较敏锐的观众发现破绽。编剧明显没有把观众放在一个和创作人员平等的推理地位上，故意制造信息的不对称，取消了观众参与情节的可能。欢颜这个角色的功能太多，导致主角安明的作用被弱化得厉害，整部戏里，安明没有起到任何关键作用，情节都是有欢颜的行为进行推动，男主角沦为了一个帮助观众观看的木偶。
《风声》中营造了一个密室，“侦探”是武田，“真凶”是老鬼。观众随着武田的推理过程，一步步排除了白小年、金生火、李宁玉，最后老枪和老鬼浮出水面，其推理路线明晰，节奏紧凑，惊奇程度远比欢颜那冷不丁的无侦探根据的自供强出许多。
【不可将凶手定为小角色】
“范•达因准则”第十条：凶手在故事中，必须是主要人物之一。作者不可将凶手定为与故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或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挖出了欢颜这个“凶手”，影片中的主要矛盾便由“谁掐断了情报传递路线”变成了“如何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于是“侦探”和“凶手”的角色就从安明和欢颜之间，转移到了中国和日本间谍之间，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成了破获胶卷的“侦探”，而谁最终能把胶卷传递出去，谁就是“真凶”。按照“范•达因准则”，最终把胶卷传递出去的，只可能是在安明、欢颜等主要人物中出现。因为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盯死，按照常理分析几乎无法达成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惊奇奇观效应，从而令观众在看后为影片的精巧构思而倾倒。遗憾的是，编剧手中居然无中生有的冒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犹太酒保，从找胶卷到把胶卷送出，如此华彩的乐章都由这样一个在情节里毫无分量的小人物完成。犹太酒保的出现，使得《东风雨》后期营造出的密室格局变得漏洞百出，观众对安明与藤木芳雄进行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任务的期待变成了泡影。整个过程中，我们犹如在一场牌局里被人作弊胜出那般愤怒。也许有人会说，情报最终是因为安明的设计而传递出的，他若不牺牲自己烧掉假胶卷，就不会换来仙乐门的解禁。是这样吗？安明和酒保早在解禁的头天晚上就能大摇大摆的出入仙乐门，找出胶卷并在一张餐桌旁筹划好了一切，他们大可拿着胶卷一走了之，为何还要演出第二天的杀身成仁？
而《风声》中，老鬼就是老鬼，只会在密室中的男男女女中产生，绝对不会演到最后随便从街头拉来一个阿猫阿狗告诉你他就是老鬼。假设《风声》演到最后，告诉你老鬼其实是门口那个站岗的哨兵的话，你是否要破口大骂？遗憾的是，《东风雨》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不需要用很长的文学性粉饰】
“范•达因准则”第十六条：侦探小说不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与故事进展无关的事物。比如文学性的粉饰、完美的写景等。因为读者只想涵泳作品中的智慧。
我只能说，《东风雨》太想拥有文艺范儿了，把一个并不复杂的剧情拉得漫长无边。自从神父被日军抓走，唱诗班的孩子引吭高歌开始，整部影片就不可救药的文艺起来：安明反复唠念着炉边摸到雪的台词，欢颜边唱边被吊起来还不忘白半兽半鸟的文艺腔，郝碧柔服下剧毒的氰化钾还能叨逼叨一番自我表白，曾江也学着老徐露出他那销魂的背部。也许受了他们感染，特务机关长藤木芳雄同志也成了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热爱钢琴事业，在完全应该挖出安明的时候却学着《钢琴师》里的纳粹军官那样保护了他；他欣赏成海岸的身材，押送他去取回胶卷时还特意安排一辆敞篷卡车以便让他自杀报信；他佩服寓公的气场，和他深情对望相视而笑却让老头儿趁机服下了剧毒；他自信自己的智慧，执意让安明掏出兜里的瓶塞以证明自己的推断却最终等来了一把手枪。《东风雨》用了长长的篇幅来施展着文艺，甚至不惜把水上芭蕾、三岔口的冗长镜头照单全收，这些东西和情节有关系吗？
《风声》中白小年寥寥几句台词，却比安明通篇的文艺腔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顾小梦最后点缀的文艺念白，远比欢颜的无数抒情更加打动人心。我媳妇说，一桌宴席，有几道硬菜就够了，满桌大菜搁谁都得腻歪死。
电影也许天生就是个关于形式的东西，但千万不要忘了，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如果小胡子没点真内容，里芬斯塔尔把他拍得再高大无比，他估计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不过公正的讲，《东风雨》的摄影不错，不愧是黄岳泰，尤其是模仿日本行军记者的视角拍摄日军进租界那段，深得我心。


                             刊载于《北京晚报》201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