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达式常冯巩傅丽莉刘小蕙张鹭牛振华瞿颖杨亚洲罗京民
类型：喜剧导演：黄建新 状态：HD 年份：1993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8.3分热度：3 ℃ 时间：2024-06-11 1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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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影评，算是个人观后感
电影三个主要角色：无赖、作家、官僚
无赖：起先就是一个人见人烦的泼皮无赖，后来做了生意，自己无赖的本质被压制。但压制不是改变，所以到最后为了换房子暂时不如意，那无赖的本质又爆发了。无赖的变化很有意思，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矛盾，因为其它人物的反应都是根据无赖的变化而变化的。
作家：犬儒的代表，敢怒不敢言，心里有坚持，但是碰见无赖，只能认怂。
官僚：本来和无赖是仇家，但是由于后来可以发生一些利益关系，这个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这部电影是1993年拍的，但是却“预言”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事情。即官商走到一起，知识分子只变成了官商用来提高自己逼格的装饰。他们之间在表面上快快乐乐，但骨子里都不认同彼此。所以电影最后，当拍“全家福”照片时，导演用了一个摔倒，表达了他们关系的不稳定性。
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小细节很有嚼头，比如无赖号召邻居捞鱼，邻居对无赖恨之入骨的情绪都暂时被小收益替代了。这样看，恨也是有价格的，价格合适，恨就库存不足了。
牛振华，好演员！
片名叫做《站直咯别趴下》，寓意一目了然。看完整部片子，我们会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面前，原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受到强烈冲击，在大势所趋的利益刺激面前，金钱至上的观念呼啸而来，能不能站直了是一个问题。
这让人想起《让子弹飞》的经典台词：站着把钱挣了。
片子在1993年上映，但即便是今天翻出来重温，它反映的时代问题依旧非常不过时。至今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投机时代的现场里，时代面前的抉择依然是对每个人内心的拷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好人和坏人也变得难以辨认。
片子我前后看了很多遍，带给我惊喜和反思都不少。
最大的一个惊喜在于，作为80后的我只知道冯巩的相声说得好，却不知原来他的演技也一流，正经起来的冯巩竟然不会让人跳戏。
他主演了黄建新的多部片子，演技不俗，有兴致的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去找找。
其他的演员都非常有角色感，在一个小环境里展开的市井剧情，简直看不出表演的痕迹，让人觉得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并彼此勾心斗角。
光是这些演员的表演，就已经足够反复咂摸了。那是一个人人有演技的年代，是电影艺术的好时光。我越来越喜欢老电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角色都被撑起来了，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是在看戏，而是旁观人生。
据说这部片子是瞿颖的荧屏首秀，青春靓丽。
看过之后深感现在的小鲜肉演技不在一个级别。
两面三刀的老孙头，也把这个角色演绎到位了。
当然最做主要的还是影片内容带给我思想上的颤动。
影片以作家高文为第一视角，这个设置也很重要，因为文学和现实的冲突往往最激烈。文学艺术时常呼吁我们保持心中的准则，而现实总是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人活着都要吃喝拉撒。
片中有几个细节。
张永武和高文第一次接触，得知高文是“写文章”后，张永武的表情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眼神诠释了什么叫做刮目相看，对高文顿时也友好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恍惚可以看见文化带来的优越感。
张永武的媳妇儿四儿，一开始对高文夫妇羡慕而佩服，影片曾借张永武之口直接表达了这层意思。
四儿离家出走之后，张永武决定去接她回家，刻意请高文陪他去一趟，理由就是“她说你们作家有本事”。
四儿自己也亲口说过曾经喜欢音乐。
甚至在张永武发达之后，新公司开业的时候也邀请了众多文艺界的朋友到场。
我相信曾经在张永武的内心对文化艺术也怀有一丝敬意，甚至为自己文化程度感到尴尬。
可在影片的最后，高文答应换房之后的晚上，四儿论起锤子砸起墙来，嘴上骂的却是一句“写他妈的狗屁文章”。这时张永武也凑过来帮忙。
前后戏剧性的态度转变，可见他们对文人或者文化并不是真的尊敬，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表现出敬重。投机的本质，让张永武从一开始就拧得很清，他曾对他的兄弟们说“这跟咱不是一路人”。
甚至于说，发达之后的他认为文艺只是金钱的雇佣工具，他可以操控它们。他可以把文艺界的人请为座上宾，也可以转身摧毁他们的尊严。
所以最后他们砸的不是墙，而是高文的心气儿。
而张永武们本身也是时代的受难者，他们心理的变形也让他们失去为人的温度。
那么高文们能不能守住自己？片中有非常点题的一幕，四儿砸墙的举动彻底激怒了高文夫妇，高文喊了一声“他妈的，我不换了”，冲到门口又转身蹲下，说出了那句“要不我们还是搬吧”。
高文，并没有站直。
那个镜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可悲可怜可恨。
时代的力量是摧枯拉朽的，个体的抵抗往往显得微弱。可能有人会嘲讽文人的骨气都去了哪里，可是如果高文们只是一腔孤勇，说到底也只是唱挽歌而已。
值得借鉴的做法应该是把握时代的脉搏，直面它们，然后为创作服务，这就是站着把钱挣了。
艺术和现实的对立似乎一直被过分夸大了，其实只要是辛勤的劳动，就应该得到彼此的尊重。艺术不必过分清高，不必一味轻蔑那些努力生活的人。现实也不必过度自信，不必一味嘲笑艺术的穷酸。
彼此尊重，才是彼此的出路，才有合作共生的可能。
就拿电影来说，也有把商业和艺术结合得很好的电影，这就是在时代面前的生存能力。
另一对主要矛盾，是刘干部和张永武。
看影片的时候我打开了弹幕，有人说刘干部伪君子，张永武真小人，这样的评价一语中的。所以其实这两人无论是两败俱伤，还是狼狈为奸，最后的吃相都并不好看。
但我发现不对劲的一点是，有人甚至开始为真小人张永武的真辩解，如果要他们在刘干部和张永武之间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张永武。
这样的态度还是验证了那句话，坏人变成好人只要放下屠刀，好人却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有人认可张永武所谓的真实，有人夸奖张永武的会来事，于是他们可以忽略其他的部分。这是我完全无法认可的，这就是我心中的准则。
张永武再怎么真，本质上还是小人，这是洗不白的。他的满口脏话痞子行径姑且不说，但把垃圾堆到人家门口就是道德问题，偷花和私自拦截刘干部的礼物（即便是刘干部收礼是受贿）甚至已经触及到法律。
所以无论他怎么真实，甚至时而表现出可爱仗义的一面，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
张永武这样的人或许可恶，但更要命的正是人们对他这种人的态度，这折射出人们价值观的模糊。
我们可以大度可以包容，但我们不能失去标准。大概导演黄建新想说的也是——纵使时代如洪流，也有不该被裹挟的部分。该站直的时候，必须站直。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拟定几个关键词的话，我会使用如下词汇：隐秘、冰凉、残酷、黑色幽默。我想我这几个关键词跟电影本身的氛围是大相径庭的，可能跟许多朋友观影之后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对此请听我细细道来。
我看了一些朋友的观影后评论，对故事主题的把握没有超出两个范畴：一是时间范畴没有超出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时期，二是空间范畴没有超出老百姓日常邻里纠纷的范畴。针对这两点我有异议，具体理由看完我下面对电影的个人解读之后，相信大家应该能有所想法。
这个电影中核心人物就是三个男人：高作家，刘干部以及张永武。那么我就那这三个人物的“角色性格”作为本电影解读的起点，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身上带有太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种“时代特色”正是本电影主题所关注的。
首先说张永武，这是一个小区恶霸。电影中他欺负邻里、蛮横无理，凡事只以自己利益得失为基准点。其没有文化，崇尚暴力，其身上具有突出的”破坏因子“。但是他对自身利益具有相当的敏锐性，敢想敢做敢冒险（众多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敢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在当时敢”第一个吃螃蟹“，既要有利益敏锐性，同时也要够胆）。大家注意一点，张永武因为小美退还裙子而第二天搬着椅子在小区楼下骂刘干部时，说自己”也是快三十有六的人了“，电影故事发生于93年，咱们往前推20年到73年，那时张永武恰好十六、七岁，这个线索咱们先搁下，一会有重用。
其次说刘干部，这是一个善于且热衷玩政治斗争的人。电影一开始有两处：一是刘干部背地打电话揭发张永武养狗，二是张永武”代收送礼“后对高作家说自己曾经把这事托人告诉过刘干部，而刘干部对人的回应是“笑笑作罢”。由此可见刘干部是一个很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物：善于伪装，爱使阴招。之后刘干部“教导”高作家夫妇如何掌握张永武与公安人员之间往来的线索一幕，乃至最后唆使自己的女儿当“特务”，让一个小孩子牵涉进大人之间的纷争中来，更加凸显出其是一个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借力使力，不择手段。最后在鱼料那件事情上，其一旦嗅到有利可图时，则立刻与张永武形成”国共暂时合作“，甚至之前还拳脚相向的两个人不久之后就可以接受对手的请吃。而这已经把刘干部擅长玩政治斗争的面目暴露无疑：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相争，而为了利益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亲人（女儿），并且还可以随时随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最后说高作家，这是一个被迫害至深的人物。高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比如他对张永武的蛮横言行从始至终是有不满的，甚至于一开始当张、刘二人在发生肢体冲突时，其还会不顾妻子的劝阻而跳窗除去打电话报警，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围观看热闹。但是从始至终，包括最后被张家夫妇砸墙辱骂，其也只是骂一骂，而从未真正站到张家夫妇面前提出抗议，当面的口头抗议都没有。另外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当张家妇女过来送鱼的时候，高作家的爱人为刘干部说了几句话，张家妇女指责高作家爱人”反革命“，当时高作家立刻就急了，警告张家妇女不要乱说话。说明他对”反革命“这个词是十分敏感与恐惧的。高作家从头到尾都很”懦弱“，但是这种懦弱不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懦弱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张永武过来借火的时候问高作家结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孩子，高作家说他跟妻子结婚晚。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一是他年纪并不小了，二是他婚姻果实的得来并不顺利。因此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出，高作家在早些年的政治时期是吃过大苦头的，或者是被迫害过的。这不仅导致他怕事的性子，而且恐怕也是他”结婚晚“的重要原因。
以上在对张、刘、高三个关键人物的”角色性格“做了简单勾勒之后，我自己对这三个人各自确定了一个”身份名称“：首先张永武是”政治斗争低阶分子“，好勇斗狠没文化、逐利蛮横胆子大。上面说到张永武36岁，往前推20年到73年其十五六岁，所以在我看来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HWB群体，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自己利益打砸抄家的一线人员。其次刘干部是”政治斗争高阶分子“，其会耍手段，”人前做人、背后做鬼“，为了跟别人斗争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亲人乃至自己的人格尊严，在他眼中掌控一切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工具，包括自己也是。最后高作家是”政治斗争牺牲品“，他其实一直被裹挟在张、刘二人纠纷之间，既被张所威胁，又被刘所教唆，到头来搬走的却是他这个直接纠纷之外的人，反而纠纷当事方各自获得利益，坐到一桌上吃饭。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就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几个小老百姓之间日常的邻里纠纷而已，怎么就被说成了”政治斗争“？这又不是讲的”文革“的故事，你这是不是脑洞开太大了。我想说这种疑问，正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处：用历史事件之后的小故事去反思历史事件本身。对此理由如下：
第一、张、刘、高三人都是中年以后的男性，从年龄上可以推知他们都是特殊政治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特殊历史时代”洗礼“过的人。在他们的”角色性格“上，必然带有鲜明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痕迹，对此我在上面的已经做了简单勾勒。
第二、政治斗争不止是权谋斗争，往开了讲任何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看作政治斗争。更何况本片中多处突出了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张永武醉酒后说自己与刘干部之间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张、刘二人冲突时张家妇女拿着录音机播放其伪造的刘干部”反动事迹“，刘干部种种类似”敌特斗争“的言行以及高作家对”反革命“一词的敏感，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含义“。换言之，导演是用一个邻里日常纠纷讲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在曾经特殊政治年代，与此种”象征含义“类似的事件太多了。
第三、故事发生于93年，此时距离76年过去快二十年，对于个人而言这个时间段固然不短，但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段真的是弹指之间。彼时改革开放的吹风虽然已经吹起来，但是真的就能够完全和之前的时代完全割离开来？无法完全割离，而此种“无法完全割离”正是本片真正的探讨的主题。
无论是主要人物的“角色性格”还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色彩，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指向了一点：这将的虽然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事，但是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换言之最简单地归纳，本片的主题思考一个问题：动乱时代已经结束了，国家也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了，但是动乱时代对人性的伤害是否也因此而已经弥合了？在本片中，在这个改革开放新时期下的某个不知名小区邻里纠纷故事中，通过上述解读我相信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国家大环境的改革开放而消逝。一言以蔽之，被特殊历史时代所扭曲的人性依然是扭曲的：动乱时期爱用暴力的人依然爱用暴力、动乱时期擅用手段的人依然擅用手段、动乱时期受害不敢言的人依然受害不敢言。是的，历史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是被扭曲的人性依然如故。那么任性为何会扭曲？并非人性天生就是扭曲的，而是因为张、刘、高三个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洗礼，他们是被那个动乱时代弄的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张的暴力、刘的阴谋以及高的怯懦。
因此到此可以知道，本片导演其实是在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但是其并未直接选择那个时期下的故事来展开。相反其选择的是动乱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样一来本片讲的故事就比较具有“迷惑性”，但同时也使得对故事主题的思考更加深刻：时代已经新了，但新时代下的人或者说新时代下的人性是否也随之而新了呢？导演显然认为并没有，曾经深陷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性，此刻还在漩涡中挣扎。伤痕依然存在，只不过十分隐秘而已。
说道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自己，现如今距离那个特殊十年的结束已经四十年了，张、刘、高身上的“角色性格”是否已经在我们这个当下社会完全褪尽了？或者说，他们身上的人性扭曲与伤痕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否已经被矫正与痊愈了？近些年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让我觉得，据此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想这就是那十年为何会被称为“浩劫”的原因所在吧：那场浩劫的影响不只是波及当时时期的人，它还会使得走出那场浩劫的人一生挣扎于人性伤痕（这是本片所探讨的），甚至于没有直接经历那场浩劫的人也会“遗传”上一代的人性伤痕（比如当下时期的人们）。换言之这场浩劫摧毁的不只是当时时期的人们，其也会像魔怔一样困扰幸存的人们，更可怕的是它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使得历史伤痕具有“代际遗传”性，需要我们民族花几十年、几辈人去缓慢自愈。本片导演思考的是他所处的93年时期的浩劫幸存者的人性伤痕“自愈问题”，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片子后，思考的应该就是浩劫带来的民族伤痕的“代际自愈问题”。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归根溯源都起步于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所以我认为这正是本片的真正主题。现在看来，这片仍不过时。
小故事，大视角，深思考：真是一部好片！（个人觉得，本片与导演另一部《背靠背、脸对脸》水准不相上下，而且这一部的人性关怀更加突出，历史感更加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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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影评，算是个人观后感
电影三个主要角色：无赖、作家、官僚
无赖：起先就是一个人见人烦的泼皮无赖，后来做了生意，自己无赖的本质被压制。但压制不是改变，所以到最后为了换房子暂时不如意，那无赖的本质又爆发了。无赖的变化很有意思，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矛盾，因为其它人物的反应都是根据无赖的变化而变化的。
作家：犬儒的代表，敢怒不敢言，心里有坚持，但是碰见无赖，只能认怂。
官僚：本来和无赖是仇家，但是由于后来可以发生一些利益关系，这个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这部电影是1993年拍的，但是却“预言”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事情。即官商走到一起，知识分子只变成了官商用来提高自己逼格的装饰。他们之间在表面上快快乐乐，但骨子里都不认同彼此。所以电影最后，当拍“全家福”照片时，导演用了一个摔倒，表达了他们关系的不稳定性。
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小细节很有嚼头，比如无赖号召邻居捞鱼，邻居对无赖恨之入骨的情绪都暂时被小收益替代了。这样看，恨也是有价格的，价格合适，恨就库存不足了。
牛振华，好演员！
片名叫做《站直咯别趴下》，寓意一目了然。看完整部片子，我们会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面前，原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受到强烈冲击，在大势所趋的利益刺激面前，金钱至上的观念呼啸而来，能不能站直了是一个问题。
这让人想起《让子弹飞》的经典台词：站着把钱挣了。
片子在1993年上映，但即便是今天翻出来重温，它反映的时代问题依旧非常不过时。至今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投机时代的现场里，时代面前的抉择依然是对每个人内心的拷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好人和坏人也变得难以辨认。
片子我前后看了很多遍，带给我惊喜和反思都不少。
演技
最大的一个惊喜在于，作为80后的我只知道冯巩的相声说得好，却不知原来他的演技也一流，正经起来的冯巩竟然不会让人跳戏。
他主演了黄建新的多部片子，演技不俗，有兴致的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去找找。
其他的演员都非常有角色感，在一个小环境里展开的市井剧情，简直看不出表演的痕迹，让人觉得就是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并彼此勾心斗角。
光是这些演员的表演，就已经足够反复咂摸了。那是一个人人有演技的年代，是电影艺术的好时光。我越来越喜欢老电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角色都被撑起来了，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是在看戏，而是旁观人生。
据说这部片子是瞿颖的荧屏首秀，青春靓丽。
看过之后深感现在的小鲜肉演技不在一个级别。
两面三刀的老孙头，也把这个角色演绎到位了。
内容
当然最做主要的还是影片内容带给我思想上的颤动。
影片以作家高文为第一视角，这个设置也很重要，因为文学和现实的冲突往往最激烈。文学艺术时常呼吁我们保持心中的准则，而现实总是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人活着都要吃喝拉撒。
片中有几个细节。
张永武和高文第一次接触，得知高文是“写文章”后，张永武的表情令人印象深刻，一个眼神诠释了什么叫做刮目相看，对高文顿时也友好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恍惚可以看见文化带来的优越感。
张永武的媳妇儿四儿，一开始对高文夫妇羡慕而佩服，影片曾借张永武之口直接表达了这层意思。
四儿离家出走之后，张永武决定去接她回家，刻意请高文陪他去一趟，理由就是“她说你们作家有本事”。
四儿自己也亲口说过曾经喜欢音乐。
甚至在张永武发达之后，新公司开业的时候也邀请了众多文艺界的朋友到场。
我相信曾经在张永武的内心对文化艺术也怀有一丝敬意，甚至为自己文化程度感到尴尬。
可在影片的最后，高文答应换房之后的晚上，四儿论起锤子砸起墙来，嘴上骂的却是一句“写他妈的狗屁文章”。这时张永武也凑过来帮忙。
前后戏剧性的态度转变，可见他们对文人或者文化并不是真的尊敬，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表现出敬重。投机的本质，让张永武从一开始就拧得很清，他曾对他的兄弟们说“这跟咱不是一路人”。
甚至于说，发达之后的他认为文艺只是金钱的雇佣工具，他可以操控它们。他可以把文艺界的人请为座上宾，也可以转身摧毁他们的尊严。
所以最后他们砸的不是墙，而是高文的心气儿。
而张永武们本身也是时代的受难者，他们心理的变形也让他们失去为人的温度。
那么高文们能不能守住自己？片中有非常点题的一幕，四儿砸墙的举动彻底激怒了高文夫妇，高文喊了一声“他妈的，我不换了”，冲到门口又转身蹲下，说出了那句“要不我们还是搬吧”。
高文，并没有站直。
那个镜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可悲可怜可恨。
时代的力量是摧枯拉朽的，个体的抵抗往往显得微弱。可能有人会嘲讽文人的骨气都去了哪里，可是如果高文们只是一腔孤勇，说到底也只是唱挽歌而已。
值得借鉴的做法应该是把握时代的脉搏，直面它们，然后为创作服务，这就是站着把钱挣了。
艺术和现实的对立似乎一直被过分夸大了，其实只要是辛勤的劳动，就应该得到彼此的尊重。艺术不必过分清高，不必一味轻蔑那些努力生活的人。现实也不必过度自信，不必一味嘲笑艺术的穷酸。
彼此尊重，才是彼此的出路，才有合作共生的可能。
就拿电影来说，也有把商业和艺术结合得很好的电影，这就是在时代面前的生存能力。
反思
另一对主要矛盾，是刘干部和张永武。
看影片的时候我打开了弹幕，有人说刘干部伪君子，张永武真小人，这样的评价一语中的。所以其实这两人无论是两败俱伤，还是狼狈为奸，最后的吃相都并不好看。
但我发现不对劲的一点是，有人甚至开始为真小人张永武的真辩解，如果要他们在刘干部和张永武之间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张永武。
这样的态度还是验证了那句话，坏人变成好人只要放下屠刀，好人却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有人认可张永武所谓的真实，有人夸奖张永武的会来事，于是他们可以忽略其他的部分。这是我完全无法认可的，这就是我心中的准则。
张永武再怎么真，本质上还是小人，这是洗不白的。他的满口脏话痞子行径姑且不说，但把垃圾堆到人家门口就是道德问题，偷花和私自拦截刘干部的礼物（即便是刘干部收礼是受贿）甚至已经触及到法律。
所以无论他怎么真实，甚至时而表现出可爱仗义的一面，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
张永武这样的人或许可恶，但更要命的正是人们对他这种人的态度，这折射出人们价值观的模糊。
我们可以大度可以包容，但我们不能失去标准。大概导演黄建新想说的也是——纵使时代如洪流，也有不该被裹挟的部分。该站直的时候，必须站直。
极为生活化地向观众展示了这样一个“有钱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又没有钱”的社会现实，同时形象地再现了人们由新的生活方式取代旧的生活方式、由新的人际关系取代旧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
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他们身上的善恶、美丑。在展示他们性格时，都着重保留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生活经历所赋予他们的个性特色。张永武尽管是一个粗俗得令人生厌的人，可是他有了钱也很大方，也很懂人情世故，有时在他粗俗的语言里却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刘干部的女儿刘美，穿了一身张永武给她买的时装，引起刘干部两口的怀疑和追问。刘美只好把衣服退回给张永武。当张永武得知刘干部两口怀疑他张永武是不是对刘美有什么企图或不轨时，便扯着嗓子骂街了：“老子就没见过这么混蛋的爹娘，老街房邻居了，给孩子买身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小美这孩子多勤快多能干哪，给我们家干了那么多活，买件衣裳还不应该吗？”这时连老孙头也觉得“这小美倒像是他张永武的亲闺女了。”这里不仅令观众对张永武另眼相看了，也无形中批判了刘干部的世俗偏见。
片中所表现的这座居民楼的几户人家，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缩影。
影片的人物设置别具匠心，三个主角有着符合各自身份的典型性格和行为，而且分别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期下的三种社会阶层。三个配角即他们的老婆也塑造得丰满而典型，还有两个配角即秘书、刘干部女儿和大爷也绝非多余，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叙事作用。影片用这些人物共同构建了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大陆社会的微观结构，发人深思的是，就算这个故事放到现在可能过时，其内在影射的社会身份结构依旧成立，这不能说不是这部影片的深刻洞察与生命力。
以刘干部为代表的我党干部恪尽职守、安分守己、严格按照“上面的”指示和领导的交代谨慎行事，滴水不漏，生活上勤俭朴素，作风正派。然而我们随没看到刘干部收礼却看到有人向他送礼，通过张勇武的“截收”习惯知道这还不是偶然。刘干部在高作家刚搬来以一派正气和面对张勇武挑衅时的不卑不亢在高作家眼里建立了正面形象，而随着女儿的高考落榜和张勇武的发迹逐渐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派出女儿去做“地下工作”去搜寻张勇武的把柄，以期“打倒”他，正气表面之下的卑鄙用心浮现。在与女儿的争吵中又发出“张用武好像也没这么坏”的疑惑，到发现张的秘书比自己工资还高的动摇，最终发展到与新兴企业家张勇武进行“国共合作”，自然也是通过暗处活动开启。
张勇武作为一个十足的流氓，却有着打死“搞流氓活动”的苍蝇的“左”的立场，为自己和楼里居民反映问题的意愿，偷公共的植物来养，这正代表了中国民间小市民的特点，自私。他也采用了一系列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如说刘干部“就是那种该被打倒的”，“公家的拿得光明正大”。在面对刘干部女儿的态度上，张勇武表现出和善慷慨的一面，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自然，是因为张勇武认同刘干部父女“划清界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更加丰满了一个受文革话语影响的群众思维。最终，发迹起来却遭到困难的张勇武在感受到“国共合作”带来的轻松惬意之后与刘干部和高作家坐到了一张酒桌上。
高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对张流氓关上门敢骂妻子开了门却不敢出声，在张刘争斗时只敢走得很远去报警。这一方面表现了其迂腐怯懦的特点，更是在张刘的交战前线架起了一道桥梁。从他刚搬来起，他就成了张勇武和刘干部努力团结的政治砝码，即“统一战线”，高作家在夹缝之中一度保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最初他主观上也站在偏向刘干部这一边，然而通过张勇武的热情接触和恩威并使，高作家始终只能唉声叹气，并最终在酒桌上收下了最初不肯收的张的烟。在最后张勇武收起和善的表面显出流氓本质时，高作家也只是在短暂的虚弱“呐喊”之后还是屈服了。
当前的形式正在起变化，所以我们的任务也应该具体分析。官、商、知识分子这样的特点和关系孕育在同一片土壤，相对主义的土壤早就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暧昧的身份，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永远会被利益的转化所化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利可以寻租，知识让位给金钱，甚至文化沦落为给有钱人装点门面的玩意儿。
黄建新指导的这部影片即使在今天来看，依旧趣味盎然，余韵缭绕，因为直到现在，身份和立场依旧在我们这个社会模糊着，最硬的，还是GDP。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拟定几个关键词的话，我会使用如下词汇：隐秘、冰凉、残酷、黑色幽默。我想我这几个关键词跟电影本身的氛围是大相径庭的，可能跟许多朋友观影之后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对此请听我细细道来。
我看了一些朋友的观影后评论，对故事主题的把握没有超出两个范畴：一是时间范畴没有超出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时期，二是空间范畴没有超出老百姓日常邻里纠纷的范畴。针对这两点我有异议，具体理由看完我下面对电影的个人解读之后，相信大家应该能有所想法。
这个电影中核心人物就是三个男人：高作家，刘干部以及张永武。那么我就那这三个人物的“角色性格”作为本电影解读的起点，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身上带有太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种“时代特色”正是本电影主题所关注的。
首先说张永武，这是一个小区恶霸。电影中他欺负邻里、蛮横无理，凡事只以自己利益得失为基准点。其没有文化，崇尚暴力，其身上具有突出的”破坏因子“。但是他对自身利益具有相当的敏锐性，敢想敢做敢冒险（众多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敢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在当时敢”第一个吃螃蟹“，既要有利益敏锐性，同时也要够胆）。大家注意一点，张永武因为小美退还裙子而第二天搬着椅子在小区楼下骂刘干部时，说自己”也是快三十有六的人了“，电影故事发生于93年，咱们往前推20年到73年，那时张永武恰好十六、七岁，这个线索咱们先搁下，一会有重用。
其次说刘干部，这是一个善于且热衷玩政治斗争的人。电影一开始有两处：一是刘干部背地打电话揭发张永武养狗，二是张永武”代收送礼“后对高作家说自己曾经把这事托人告诉过刘干部，而刘干部对人的回应是“笑笑作罢”。由此可见刘干部是一个很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物：善于伪装，爱使阴招。之后刘干部“教导”高作家夫妇如何掌握张永武与公安人员之间往来的线索一幕，乃至最后唆使自己的女儿当“特务”，让一个小孩子牵涉进大人之间的纷争中来，更加凸显出其是一个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借力使力，不择手段。最后在鱼料那件事情上，其一旦嗅到有利可图时，则立刻与张永武形成”国共暂时合作“，甚至之前还拳脚相向的两个人不久之后就可以接受对手的请吃。而这已经把刘干部擅长玩政治斗争的面目暴露无疑：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相争，而为了利益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亲人（女儿），并且还可以随时随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最后说高作家，这是一个被迫害至深的人物。高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比如他对张永武的蛮横言行从始至终是有不满的，甚至于一开始当张、刘二人在发生肢体冲突时，其还会不顾妻子的劝阻而跳窗除去打电话报警，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围观看热闹。但是从始至终，包括最后被张家夫妇砸墙辱骂，其也只是骂一骂，而从未真正站到张家夫妇面前提出抗议，当面的口头抗议都没有。另外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当张家妇女过来送鱼的时候，高作家的爱人为刘干部说了几句话，张家妇女指责高作家爱人”反革命“，当时高作家立刻就急了，警告张家妇女不要乱说话。说明他对”反革命“这个词是十分敏感与恐惧的。高作家从头到尾都很”懦弱“，但是这种懦弱不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懦弱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张永武过来借火的时候问高作家结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孩子，高作家说他跟妻子结婚晚。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一是他年纪并不小了，二是他婚姻果实的得来并不顺利。因此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出，高作家在早些年的政治时期是吃过大苦头的，或者是被迫害过的。这不仅导致他怕事的性子，而且恐怕也是他”结婚晚“的重要原因。
以上在对张、刘、高三个关键人物的”角色性格“做了简单勾勒之后，我自己对这三个人各自确定了一个”身份名称“：首先张永武是”政治斗争低阶分子“，好勇斗狠没文化、逐利蛮横胆子大。上面说到张永武36岁，往前推20年到73年其十五六岁，所以在我看来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HWB群体，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自己利益打砸抄家的一线人员。其次刘干部是”政治斗争高阶分子“，其会耍手段，”人前做人、背后做鬼“，为了跟别人斗争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亲人乃至自己的人格尊严，在他眼中掌控一切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工具，包括自己也是。最后高作家是”政治斗争牺牲品“，他其实一直被裹挟在张、刘二人纠纷之间，既被张所威胁，又被刘所教唆，到头来搬走的却是他这个直接纠纷之外的人，反而纠纷当事方各自获得利益，坐到一桌上吃饭。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就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几个小老百姓之间日常的邻里纠纷而已，怎么就被说成了”政治斗争“？这又不是讲的”文革“的故事，你这是不是脑洞开太大了。我想说这种疑问，正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处：用历史事件之后的小故事去反思历史事件本身。对此理由如下：
第一、张、刘、高三人都是中年以后的男性，从年龄上可以推知他们都是特殊政治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特殊历史时代”洗礼“过的人。在他们的”角色性格“上，必然带有鲜明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痕迹，对此我在上面的已经做了简单勾勒。
第二、政治斗争不止是权谋斗争，往开了讲任何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看作政治斗争。更何况本片中多处突出了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张永武醉酒后说自己与刘干部之间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张、刘二人冲突时张家妇女拿着录音机播放其伪造的刘干部”反动事迹“，刘干部种种类似”敌特斗争“的言行以及高作家对”反革命“一词的敏感，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含义“。换言之，导演是用一个邻里日常纠纷讲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在曾经特殊政治年代，与此种”象征含义“类似的事件太多了。
第三、故事发生于93年，此时距离76年过去快二十年，对于个人而言这个时间段固然不短，但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段真的是弹指之间。彼时改革开放的吹风虽然已经吹起来，但是真的就能够完全和之前的时代完全割离开来？无法完全割离，而此种“无法完全割离”正是本片真正的探讨的主题。
无论是主要人物的“角色性格”还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色彩，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指向了一点：这将的虽然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事，但是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换言之最简单地归纳，本片的主题思考一个问题：动乱时代已经结束了，国家也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了，但是动乱时代对人性的伤害是否也因此而已经弥合了？在本片中，在这个改革开放新时期下的某个不知名小区邻里纠纷故事中，通过上述解读我相信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国家大环境的改革开放而消逝。一言以蔽之，被特殊历史时代所扭曲的人性依然是扭曲的：动乱时期爱用暴力的人依然爱用暴力、动乱时期擅用手段的人依然擅用手段、动乱时期受害不敢言的人依然受害不敢言。是的，历史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是被扭曲的人性依然如故。那么任性为何会扭曲？并非人性天生就是扭曲的，而是因为张、刘、高三个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洗礼，他们是被那个动乱时代弄的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张的暴力、刘的阴谋以及高的怯懦。
因此到此可以知道，本片导演其实是在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但是其并未直接选择那个时期下的故事来展开。相反其选择的是动乱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样一来本片讲的故事就比较具有“迷惑性”，但同时也使得对故事主题的思考更加深刻：时代已经新了，但新时代下的人或者说新时代下的人性是否也随之而新了呢？导演显然认为并没有，曾经深陷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性，此刻还在漩涡中挣扎。伤痕依然存在，只不过十分隐秘而已。
说道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自己，现如今距离那个特殊十年的结束已经四十年了，张、刘、高身上的“角色性格”是否已经在我们这个当下社会完全褪尽了？或者说，他们身上的人性扭曲与伤痕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否已经被矫正与痊愈了？近些年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让我觉得，据此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想这就是那十年为何会被称为“浩劫”的原因所在吧：那场浩劫的影响不只是波及当时时期的人，它还会使得走出那场浩劫的人一生挣扎于人性伤痕（这是本片所探讨的），甚至于没有直接经历那场浩劫的人也会“遗传”上一代的人性伤痕（比如当下时期的人们）。换言之这场浩劫摧毁的不只是当时时期的人们，其也会像魔怔一样困扰幸存的人们，更可怕的是它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使得历史伤痕具有“代际遗传”性，需要我们民族花几十年、几辈人去缓慢自愈。本片导演思考的是他所处的93年时期的浩劫幸存者的人性伤痕“自愈问题”，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片子后，思考的应该就是浩劫带来的民族伤痕的“代际自愈问题”。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归根溯源都起步于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所以我认为这正是本片的真正主题。现在看来，这片仍不过时。
小故事，大视角，深思考：真是一部好片！（个人觉得，本片与导演另一部《背靠背、脸对脸》水准不相上下，而且这一部的人性关怀更加突出，历史感更加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