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戊戌政变(港),谭嗣同

       看了中央六流金岁月放《谭嗣同》， 其中人物虽不无脸谱化的刻画，但语言、行动都不乏历史真实感，几可作为下真迹一等的历史资料片。这也难怪，此片顾问为朱家溍，翻看《故宫退食录》中有其就此片的答客问，朱先生虽指出无数错误，但对其总体质量还是十分肯定的。八十年代，有很多通晓前朝典章的故老健在，又有走向世界的千舟竞渡，真是承上启下、中西交融的文艺复兴黄金时期。可这仅维持短短十年，一忽悠之间，中国文化就好像风筝断线，无根乱飘，漫无边际，不知何处是岸了，真令人莫名无奈。
　　
　　在中国，真正的变革必源于文化的革命。可由于文盲比例太高，中国的文化革命总是发动于上层，而易于夭折。戊戌变法的失败，追其根本，也是在于妄图以几个人空谈之螳臂去撼动几千年旧文化之大树。在具体行动上，维新派从皇帝到众骨干，应也是熟读史书、通晓兴废，可不知为何毫无政治斗争基本常识，不懂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道理，到处点火，四面树敌，其结果自然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自不必待慈禧动手矣。更令人悲哀的是，还去请袁世凯政变逼宫，真是自速其死，即使成功，最终也只能是何进引董卓入长安，汉献帝靠曹操救命之结果，亦是可想而知的。
　　
　　历来变法罕有成功者，就在于当事人总以为一套道理能改变中国，即使掌控国家于股掌的毛泽东亦不能免俗，而有文化大革命。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先做后说、先试再推的机会主义路线，才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可惜后人只学会其机会主义之手段而抛弃了其坚定变革的大目标。
　　
　　有缺点的战士仍旧是战士。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谭嗣同从容选择成为为变法而流血者，在中国古今好像难找到第二个了。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华夏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娇子。

遍查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即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的诗词，充满刚烈之气。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华夏，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清政府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专制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原载杂文报）

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

镜头打开，是1898年的中国.望尽银幕，海面炮火连天，大地满目萧索。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外辱内乱，构成一幅国之将倾，民族即亡的可悲图景。

乱世必有仁人志士。此时的谭嗣同尚在湖南。虽家父为京城高官，本人则不流于俗。满腹诗书，剑不离身。心怀国家社稷、百姓苍生。一袭月白长衫，浓目俊眉。自有一股侠士的浩然正气。奉皇上召见，话别爱妻李闰，决意扶病上京。此次赴京，凶多吉少。妻眼中含泪，欲乞同往。谭嗣同只答：“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恐，所其自然。”
赴京途中，行至黄河边，下轿骑马，忽见新冢延绵，饿殍遍野，老幼皆泣。谭嗣同下马伫立，望向那浊浪滚滚的黄河水，眼中饱含着忧思和愤恨。




以天下为任，以救国为事

百日变法，几个镜头让人触目难忘：

镜头一：光绪帝誓言不愿为亡国之君，遂拜见太后，意欲商讨变法大计。太后怒目厉声，称康有为等是”借变法维新之名，行犯上作乱之实。光绪帝不再言语，诚惶诚恐之态毕现。由此已可窥见变法之悲剧结局。


镜头二：慈禧独断专行，命人宣读圣旨。将光绪帝的恩师皆爱臣、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开缺回籍，以示保全”，以便以其心腹荣禄取而代之。翁同龢跪听毕圣旨，悲痛欲绝，当即缓缓取下官帽。褪下官服的他，肩负行囊走出皇城。迎面而来竟遇到光绪帝一行乘轿而来。君臣相见，臣泪光闪烁，万千嘱咐无以言说。君再三回头，懦弱愧疚无力挽留。悲哉！痛哉！


镜头三：变法之士聚于一堂，得皇上密诏。之间康有为读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谭嗣同，林旭诸卿，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一声颤抖的“特谕”结尾，众男儿皆泣下。失去君主，群龙无首，如鸟之折翼，厦之将倾。众人决定，别无出路，只能背水一战：求助袁世凯。此举，注定了戊戌变法惨遭夭折。



举杯为君送行，举杯伊洗尘


慈禧发动政变。清军身扛洋枪，向谭嗣同府上气势汹汹而来。

谭嗣同端坐案前，泰然自若，心静如水。
“嫂夫人来了！”——抬眼只见李闰风尘仆仆，单薄又固执的身影立在门前。略显苍白的面颊如秋夜的月，皎洁娴静。

她将行囊于桌上摊开，一一拿出为谭嗣同带来的东西：雨花石砚、他最爱喝的金山茶、湖笔、还有一坛湖南辣椒。
直到旁人痛哭道：“有人要来转走老爷去行刑了”。她才恍然大悟。原来今日今时是夫妻的生死诀别，这辣椒，夫君再无机会吃上了。

从今往后，阴阳相隔，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杯酒，为你送行。这杯酒，为你洗尘。


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


行刑前，谭嗣同将一生携带左右的“凤矩剑”赠于挚友侠士大刀王五。日本志士和康有为曾力劝其东逃。谭嗣同答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如其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如此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在今天亦不会过时或褪色。

国恨侠情，长醒吾民。青年如你我，必当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