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让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再次把“东亚病夫”的名号回赠给中国，而这次，依然是因为医疗卫生体系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甚至还不如毛时代。
几天前看了朝鲜70年代的反抗外敌入侵题材的影片《卖花姑娘》。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下的导演，我想比较一下，看看谁的故事说起来会更有亲和力一些。
比较的结果，我个人认为，与《卖花姑娘》比起来，《春苗》中的人物显然要更脸谱化，说教的内容明显比前者要多，因而其故事性和政治功用性上，后者表现的更突出。呵呵，可能导演的意图便在于此吧。
电影情节可谓是曲折紧张，每一个小段落都有悬念和高潮，而各个小段落最后又完美地组合成影片整体的高潮和最后的冲突。不过与优秀的情节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其他各个方面让人无法忍受的装腔作势。仿佛一下子又倒退回电影刚刚发明的时期，每一个演员都成了京剧演员；而镜头不厌其烦地履行着三突出的原则，恨不得每次演员说出毛主席的新指示的时候，都用尽可能地大特写表现。
影片另外一个亮点在于画面构图的优美，导演尽可能地向我们展示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无论是波光闪烁的湖面还是春意盎然的稻田，都是中国彩色片中难得的精品。
春苗的各个方面都显得那么极端，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明显，很好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可以妥协到什么地步。谢晋几乎可以说是抓住了一切可能的自由来实践一些艺术主张，但这却让他的妥协和缺乏艺术操守显得更加露骨。
最后想说一下电影的主题思想，我个人认为，电影的问题是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讽刺上的问题（里面的杜院长和梁书记到底暗指谁，电影里只差点名道姓了，传说邓小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一半就拂袖而去，恐怕不全是空穴来风），但电影的主题思想并不能一概认为是错误的。
医院这种公共服务机构，有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私利，而完全不顾贫苦民众的疾苦？春苗那个时代我没经历过，不敢妄下断言，但至少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不仅自己不肯放下架子为穷苦老百姓看病，导致农民看病难，还故意刁难村子里为村民看病的赤脚医生，以他们没有资格为名，强行取消赤脚医生的村卫生所，这更是近年来的现实状况。
从这方面来说，春苗的主题思想，在那个时代也许是错误甚至反动的，但在这个时代，倒是正确甚至超前的了。医院应不应该为普通民众服务？赤脚医生可以更方便地为村民服务，我们是不是应该引导规范他们，帮助他们向更正规更科学的方向上发展，而不是一味打压他们，剥夺他们的资格？这也许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春苗，作为一部电影的形象是鲜明的，被狠狠地贴上了“文革电影”的标签，1975年出品，导演谢晋，文革垮台的前夜，根正苗红，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这个阴影了。
but，从内容上来说，影片的前半段，尤其对以杜院长，钱医生为首的所谓“老爷卫生部”的描绘，揭露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医疗保障，到底怎么搞？
问题：抽去政治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表述，能引起同理心思考的，是现代医学or传统医学的旷世争执
从影片的揭露来看，简直是狂轰滥炸，卫生所的两个反派几乎完全丧失人性，这也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当时的医疗是如何地残忍和冷酷，对高官显贵是“养生疗法”、优先供给、损公肥私，对“贫下中农”是爱答不理、死了拉倒，煽动性极强，抛弃明显的政治动机，再怎么样描绘的也是60年代的新中国啊，不是水深火热的美帝、台湾，这么黑自己真是可以给“境外反动势力”制造“子弹”了。
当然，放到现在，抽去“贫下中农”这种带有明显时代政治色彩的群体表述，你会发现如今的医疗状况固然有了大幅提升，但服务待遇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改变。如果没有熟人介绍，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态度恶劣的护士医生比比皆是，农村不了解，但从医药的把控收紧来看，基层的医疗状况很难解决什么大病，头疼脑热地对付一下而已。
不管春苗中的老爷卫生部、喝洋墨水的钱医生也好，还是现在的种种医疗乱象，抽去影片想表达的阶级斗争这个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而言，有价值值得思考的，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旷世争端，通俗地也被称为中医和西医的对抗。
现代医学讲究数理化，用数据用临床用科学精神说话，上来先做一堆ABCDEFG的检查，拿着报告单再去找医生，报告单上的有人话也有专业术语，很多时候看着报告单自个都能判断病情。这一方面解放了医生的心理压力，也让更多人有了精确判断自身病情的可能，无疑是个利好，但另一方面，迷信数据也有可能忽略了一些隐藏的病状，而在服务态度上，既然重点是检查而不是问诊，对日理万机的医生来说，还是让冷冰冰的机器去服务患者更好，自个的态度自然不会好到哪去。除非有关系。
但是传统医学就能克服现代医学的弊病了吗，扯淡！不说别的，春苗里也有对封建医疗的揭露，里面的郎中态度一样恶劣，那会不带口罩不测心跳，也没见好到哪去，当然，影片的重点因为是放在阶级斗争上，所以这个片段的指向是地主老爷的压迫。理性地说，传统医学的弊病更大，毕竟比起服务态度，能不能准确判断、治好病情才是求医问药的根本诉求，不是么，而这方面，传统医学除了一些玄而又玄的理论，散落的奇案个案，几乎没有能与现代医学所匹敌的武器，唯一都撑起门面的，就是中医养生那一套，而那些，也没有科学的临床验证，好坏都不会极端化，没有效果也不会说什么，有了效果那就是奇迹再生，实在也不可取。
那，怎么办呢？
答案：开出一剂阶级斗争的毒奶药方，没法服，经不起任何推敲
影片后半段，在女主角春苗以及“贫下中农”被苦苦压迫不得志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大救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拜托，解放都17年了，这个救星来的有点晚。不管晚不晚吧，至少来了。
革命小将开始翻身做主人，打倒老爷卫生部的阎王殿，一个个开始用贫下中农的“医学”来解决问题，水昌伯成为了矛盾的核心，最后，贫下中农的土办法治好了水昌伯的腰，宣布了文革路线的正确，杜院长和钱医生之流的破产。
这个，有点常识的人随便看看都能发现，漏洞百出：
贫下中农医疗不佳的问题是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打倒他们就能解决——医疗是专业问题，赤脚精神和精神原子弹一样，除了爆炸自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1979边境的残酷就能说明问题。
春苗代表的群体上了台，碰巧也治好了几个病，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医疗战线的杰出代表——万一接下来治不好呢，靠草药靠翻医术瞎蒙，水昌伯的腰是蒙好了，就算所有人的腰都能蒙好，那如果是肺结核呢，如果是肝硬化呢，如果是早期胃癌呢，你跟我说春苗能解决，这个，可能只有伟大领袖自个信了。
春苗根正苗红翻身做了主人，宣布了文革的胜利——万一变质了呢，解放17年中，翻身做主最后变质的不少，要不为啥文革呢，文革中，同样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四人帮不就是很好的反例吗，那个年轻的副主席，也是根正苗红的工人出身，最后怎么样了呢？
好了，不用多说，影片给出的药方不可取。那换到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思维上，不要现代医学的数理化，我们就要传统医学的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好不好，上面已经说了，那跟自杀也没什么区别，靠阶级斗争解决不了肺结核，靠金木水火土一样解决不了。
可是现代医学的冷冰冰又着实存在，不仅过去，而且现在，冷的灼心，怎么办？
这又是宏大的命题，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课题。但不管怎么改，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
往前走，优化现代医疗体系，而不是去望闻问切、阴阳五行，更不是砸烂旧世界、搞什么阶级斗争。
在旧中国，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１９５１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信后流泪了，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秘书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秘书林克回忆，１９５８年毛主席在得知江西血吸虫病得到解决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晚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谢晋的老电影《春苗》就是讲述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在１９７５年在中国上映。影片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建国初期弱势群体仍遭遇到的医疗上的极其不平等的对待。影片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大队妇女队长春苗把生病的小妹送往医院，她低身下四地求告医院医生，但医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不进行抢救，将其推往县医院，致使小妹死亡。卫生院院长十分令人可恨，他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问不闻的地方，却把精力放在讨好上级关系上，一心一意为县里的干部们研究养生疗法，杜院长为县卫生局局长接风洗尘，请客送礼。看到违背医务道德的医生的见死不救的残忍，春苗终于发出了一个女人的抗争。春苗被推荐在卫生院学医后，院长百般给予小鞋穿，不让她学习医术，只是让她每天打杂。春苗不得不偷偷学艺，水昌伯老腰病，医院里敷衍了事，一推而出，春苗愤而离开医院，自己回乡当赤脚医生。因为医院的冷漠，小妹死了，后来小妹的哥哥再次病发肺炎，医院拒不派人上门救治，连药物都拒绝提供，万般无奈的春苗不得不上山寻找草药，并用针灸治好了孩子的病。杜院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决不会到乡下来提供救治，而在春苗治病救人的时候，却强行地限令她关闭医院。没收了她的药箱。春苗愤怒地控诉：“杜文杰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发布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１５%工作，而且这１５%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以上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核心就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在指示的号召下春苗她办起了卫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影片的高潮是借诊治水昌伯的腰病，春苗与杜文杰展开了生死搏斗。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春苗识破诡计，揭开阴谋，并从自己身体上进行药物试验，成功地治好了水昌伯的病，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春苗》是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在我看来，春苗这个形象尽管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高大全”的特点，但叙事逻辑基本是真实的，也有着谢晋电影中女性特有的温暖和善良，因此不失为一部经典。而在鄢烈山之流看来，《春苗》是民粹主义的反面教材：电影利用民众对现实不满，煽动他们打倒权势者来取而代之，就算春苗夺权之前、夺权之时有为农民谋利益之心，但谁能保证她不被权力腐蚀而永葆道德纯洁？
鄢烈山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可惜他读书不多，不知道主席早就说过了，这只是一次演习，主席自己早就准备被打得粉身碎骨了。主席的美国朋友斯诺这期间同中国许多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进行了谈话，他在书中写道：“仅仅北京地区就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到１９７０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斯诺的一个老朋友、燕京大学毕业的张医生说。但斯诺接着补充说：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
晚清以来，西风渐强，科学主义（被错误的被等同于西化）也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在医学界也表现为西医对中医的排斥。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并没有彻底打倒中医，反倒让原本松散的中医团体组织了起来，并自称国医，主动拥抱国家体制和科学话语，于是，中医科学化也成为中医从业者的策略和共识。虽然西医也确立另外一种话语秩序，自称为新医，从而与作为与旧医的中医相对立，但在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医也慢慢进入卫生防疫体系。然而，“中医”被更深地卷入现代防疫体系之内，最终在其中扮演一种过渡和边缘的角色，是与1949年以后‘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国家总体卫生政策规划密切相关的。”
因为西医的治疗与防疫体系主要停留在大城市，而鼓吹西医的也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于是甚至在解放后，中医在农村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农民的头脑内，阴阳五行等迷信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医患关系也并未改变。而在50年代以后提出的医疗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和团结中西医——则为中国建立全面的卫生防疫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这与“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还相差甚远。1965年，当毛泽东看到，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居然有80%的高级医务人员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发雷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后为《人民日报》转载，这也让赤脚医生成为全国的新英雄。赤医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培训的时间也不长，采取半农半读的学习方式，其目的就是“在最短的周期内调动各种医疗资源，使之在农村的最底层发挥 最大的效益。” 赤医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实践，在农村基层的卫生系统中起到基础作用。
《春苗》这部电影所宣扬的就是赤医精神。当然更为重要的，赤医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政治问题：医生到底为谁服务？除了两条路线问题，还有个更为重要的微观政治学问题。
赤医与单纯的西（洋）医的差别在于：西医却通过科学设备与数学方法，确立了关于生命与疾病的真理。这真理是一般病人所无从知晓的，换言之，病人只能是受动的、等待医生拯救的客体。诚如雷祥麟所言，即便对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而言，他∕她的专业训练也将迫使他∕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 候）、数据与检验报告上。病人自感的症状不再是医疗的重要依据，而医师日益专门化的术语更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 换言之，医生不再是对症状进行主观的诊断，而是对征候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计算。口罩和白大褂只是医生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是医生权威的体现。
而赤脚医生却因为学历低、政治觉悟高、中西医结合等特点，可以很好的与基层的农村病人相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自治体系。赤医并不会高高在 上，他们不只看病，还要种地，与当地农民形成了一个融洽的伦理共同体，这种基于乡土伦理的关系可以形成比较平等的医患关系，医生不只是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诊断，从而得出科学的征候，相反，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熟人间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杨念群从“空间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相比之下，传统中医并没有特别的着装要求，且病人拥有自由选择和替换医生的权力，病人甚至可以试探医生的医技并与医生进行商讨。所谓久病自成医。这在西医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传统宇宙观的背景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就中医和生命的真理进行言说。而在现代西方医学的世界中，医生垄断了关于生命的真理，于是病人只能听命于医生的科学诊断，臣服于医生背后的科学权威。任何试图挑战医生权威的举动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反中医斗士”范守渊在1937年所说的话：中国病人之多，称雄世界，到处都是病夫；但真正够得上资格做病人的，却又实在太少了。 范依然秉持着“病夫”的话语，但为什么病夫却无资格做病人呢？所谓病夫就是持守传统医患观，并敢于挑战医生权威的患者，这是尚未被科学驯服的身体，而合格的病人则是接受了现代医学体制并尊重科学规律，臣服于新的医患关系的患者。主张新生活的胡适也强调：“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虽然西方国家通过西医也实现了全国性的卫生体系，但是毛时代的卫生体系因为采取了团结中西医的赤医制度，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农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国家动员。而在这两种制度背后，则是两种生命真理政权的不同。概言之，现代西方的生命真理主要是规训—调节性的生物权力，而 新中国虽然也不可能摆脱规训权力，但这种生命真理政权的背后也赋予了一般人以生命力量，开启了生命政治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赤医也慢慢离开农村，从农民的生活中消失，原本的合作医疗体系也土崩瓦解。西医又成为主导力量。
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尽管共和国医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保健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 Bank 1997）。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资源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举动更激化了这个矛盾。结果，在医疗的可获性和健康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也让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再次把“东亚病夫”的名号回赠给中国，而这次，依然是因为医疗卫生体系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甚至还不如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