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剑恩仇录1994  

金庸的武侠小说除了射雕三部曲之外，就是书剑恩仇录让我最欣赏了。书中红花会群雄侠肝义胆，兄弟情深，为国为民，豪气干云的精神在在令我感动。可是书中有一点总是让我不能释怀，那就是陈家洛对感情的摇摆不定，踟蹰不前。一个女扮男装的李沅芷就令他驻足不前，想要向陆菲青询问又几次问不出口，实在缺乏男子气。霍青铜临走前赠剑于他，又暗示了李沅芷身份另有玄机，而李在西湖向陈挑衅动手的时候陈已经觉得李的举动透着女子气，以陈家洛的聪明才智，不应该猜不到个中情由，反而在回部见到李沅芷的时候还对香香公主说那是你姐姐的心上人，真是让人倒足胃口。陈家洛温文儒雅，悟性奇高，武艺高强，也能够急人之难，但不知道为什么金庸大师让陈家洛在感情上显得懦弱狭隘，举棋不定。我个人认为陈家洛辜负了霍青桐真是一败笔。n n　　没想到最近看了94内地版新书剑恩仇录着实让我惊喜了一回，因为剧本改的妙，将这唯一的缺憾补足了。看过我的评论的人大概能够注意到我对乱改武侠名著极端反感，主要也是改编后的大多糟糠至极，差强人意的都很少。可是这次的剧本神来一笔，可谓点睛之笔，我注意到剧本改编是由智慧创作组执笔，看来遇到同道中人了，也有人为翠羽黄衫霍青桐鸣不平，不希望她成为悲剧人物。这里的陈家洛同样是对翠羽黄衫霍青桐一见倾心，看到李沅芷与霍亲密的举动时确实感到惊讶，大概也有些失落。不过在霍赠剑又暗示他后，陈常常手握短剑遥想翠羽黄衫，意境很美。后来李在西湖边挑衅又暗示了陈家洛使其所爱的人(余鱼同)陷于险境，而且比试中陈击中李，虽然剧中没有明言，但是从陈后来的表现能够看出他大概已经猜到了李的女儿身。所以当陈家洛千里走单骑去给翠羽黄衫送信遇到香香公主时，陈家洛虽然震惊于香香的美貌，但并没有动心。他们双双回到回部，正遇到兆惠派人下战书而陈家洛与四虎比武，这时翠羽黄衫才见到陈家洛，两人在人群中只是互望了一眼，似乎千言万语都在这一眼中表达了。随后，两人漫步在草原上时，翠羽黄衫为几天后将要面临的战争苦思无计，陈家洛握着霍的肩头，承诺要与霍生死与共时，两人深情对望，越靠越近，两人并没有把情爱等字挂在嘴上，但是一切似乎都已尽在不言中，只可惜被几个来问偎郎大会是否照常进行的回人打断了。不过当陈家洛知道何谓偎郎大会之后，脸上带着令人玩味的笑容，似乎也很期待它的到来。这里又有一个很不错的改编。回部由三个部落组成，比较强的一部不愿出战，只想投降以保周全，提出的参战条件就是霍青桐下嫁族长的儿子。霍知道后决定牺牲自己，在偎郎大会上缓步走向陈家洛却将锦缎套在了陈旁边的族长儿子颈上。这时陈家洛的表情从兴奋激动到愕然到难过，被黄海冰诠释的非常到位。以至后来香香将锦缎套上他的脖子时他都是木然起立随之舞蹈。两对男女都在舞蹈，可是霍和陈心中都是五味陈杂，心不在焉。大会后，陈一人在月色下把玩短剑黯然神伤。在木卓伦老英雄告诉她青桐选择别人是为了全族人的幸福，陈家洛对霍的感情已经由爱恋提升到又敬又爱的程度了。之后，族长儿子因为与通敌被发现而被处决，回部统一。再之后，因为霍青桐歼灭四万清兵殚精竭虑，吐血倒在陈面前，陈在营帐外心急如焚的样子以及知道霍出走后马上追赶的行动，都表示了陈家洛对霍青桐的一片深情，令人感动。后来三人在玉峰中，香香也发现了姐姐与陈大哥互有情谊，对霍表示希望能够三个人永远在一起。这又是比原著高明的地方。原著中的香香不识人间烟火，单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非常不真实。这里三个人都明白各自的心意显得更可信一些。玉峰之旅后，香香希望陈家洛信奉伊斯兰教留在回部，但是陈拒绝了她，告诉她现在不想谈儿女私情。香香痛哭，看到妹妹难过，霍青桐找到陈家洛，要他好好儿待香香时，陈意味深长地看着霍，说：我不想欺骗她，你应该明白我的。霍当然了解，可是为了妹妹，她毅然慧剑斩情丝，告诉陈他们的感情结束了。及至后来姐妹二人送陈家洛，陈家洛最后回头望向霍青桐，但这一回霍青桐转头回避了陈的视线，表示了她成全妹妹的决心，也是在告诉他不要拒绝妹妹。陈无奈的转过头，这时香香恰巧向他表达了要永远等他的心愿，陈家洛似乎觉得与霍的感情无望，又感动于香香的执著，遂将那块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送给了香香。这样一来，一切都已顺理成章。陈家洛的舍霍选香完全合理化，陈家洛再也不是金庸笔下那似乎是脚踩两只船，对于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反复思量，无法决断的狭隘形象。在改编的剧本中，很明显的陈家洛对霍青桐是深情一片，对香香则是怜惜。之后，当石双英向他禀报回部全军覆没时，他震惊；当得知霍青桐带病指挥，下落不明时，他的表情是难掩伤痛；连后面关于香香的都听不进去了。最后，在雍和宫赴宴，发现霍青桐没死，于是加意护卫，救她于火枪之下，后揽着她面对乾隆的大炮，到冲出宫门，一切都昭示了他对霍的感情，令人感动。虽然没有杀掉乾隆，反清大业也遭受重大挫折，但是结局反倒显得完美起来。陈家洛霍青桐并辔与红花会群雄向西奔去的镜头很是壮观，想象着一对璧人驰骋大漠，行侠仗义也是一桩美事呀。n n　　剧本除了这一点改的妙之外，还有几点也很值得一提。这部戏是黄海冰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看过黄的好多戏，反倒是这一部让我觉得最有味道。这里的陈家洛比原著多了侠气，少了书生气。大概是衣着上显得简陋了一点吧，没有像原著中那样贵气十足，这样反而平添了许多豪气和阳刚气。特别是痛斥乾隆心胸狭窄，莫名怀疑生母，然后那句“从今以后，海宁徐潮生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我陈家洛。你若敢踏近我母亲墓地200步内，我就杀了你”，以及后来在清真寺逼迫乾隆向回族英魂下跪那一段话，再有在雍和宫掌掴乾隆，痛骂其小人行径时，慷慨激昂，有理有据，令人听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这些在原著里都显得弱了很多。陈家洛在原著里优柔寡断，碍于亲情，处处显得受制于乾隆，让人看了泄气。而且黄海冰扮相帅气，虽然迫于义父遗命接任红花会总舵主，但运筹帷幄，对待弟兄情谊深重，心胸开阔，感情专一，一下子完美起来。黄海冰的文戏武戏都很出彩，非常值得一看。n n　　除了陈家洛的感情方面做了合理的改变外，全剧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原貌。一些精彩片断无一遗漏。比如，西湖上乾隆陈家洛斗法，六合塔上惩罚乾隆，天山双鹰奇袭六合塔刺伤乾隆，陈家洛单人闯少林，以及阿凡提等人物等等都囊括在内，非常周到。只是最精彩的霍青桐全歼兆惠四万大军那一战不够味道，不过可以理解。要想演出全貌那得雇多少人哪，现在这样也就差不多了。有意思的是，前几集交待了很多在原著中着墨不多的情节，比如交待了于万亭几次救助陈世倌，红花会的成立，徐天宏家破人亡的情节，以及骆冰与文泰来结识倾心，以及无尘如何断臂出家等等。根据金庸原著的描写，这些情节想象都很合理，虽然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交待，大概是对原著太熟的缘故吧，不过对于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来说很有用处，可以使观众更多了解前因后果。n n　　再说演员，如果从拍此剧的时间来看是1994 年，那时，剧中所有演员都是名不见经传，即使从现在看，也只是演陈家洛的黄海冰和演李沅芷的曹颖出了名，其他演员还是没什么名气。可是整剧就是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荡气回肠。演霍青桐的叫王青华，扮相很不错，不过没有在别的戏里面见过她了。演香香的叫杨雅娜，此后也没见过了。其他演员虽然没怎么见过，但还都很符合角色要求。只是骆冰的扮演者不那么合适，记得在某处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也是针对此剧的，说是把江南女子变成东北大嫂了。这点我同意，不过也无伤大雅。还有就是演乾隆的那位，演技还不错，但是扮相可就不敢恭维了。也是再没见过。这就印证了一句话，只要剧本好，演员不是大腕也一样好看；如果剧本滥，即使全是大腕，也未见得有人看。此外，此剧片头片尾曲都非常好听，特别是红花红颜，词曲都好。n n　　总之，是黄海冰影迷的大概都看过这部戏，不过没怎么看过黄海冰演戏的，我郑重推荐这一部，虽然没有什么大腕，服装上也不华丽，但剧本基本忠实原著，改编有新意，台词有力，歌曲优美，看完不会失望。这也是第一部我所看到的将武侠名家名著改编的颇有新意的一个上佳剧本，不过是十年前，真希望现在这些编剧能够以此为榜样，少出些垃圾剧本，少污染些观众的眼睛，那就令人拍手称庆了。n n　　另，题外话，我有时想，对于陈家洛到底爱霍青桐还是香香估计每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管别人怎么想，在原著里，金庸先生让他选择了香香。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给你一个象霍青桐那样美貌聪明，真心爱你又能在事业生活上帮助你的女子，再给你一个象香香那样天真不解世事单纯到极点但是全心依赖着你的女子，现代男性会选哪一个？我想别说现代社会不可能有象香香那样天真单纯到极点（其实说白了叫白痴或弱智）的女子，即便有，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如果一个女孩儿什么都要靠男的，那么即使男人的大男人心态得到了超级满足，时间长了，也会疲惫的。所以我想大多男人会选择霍青桐类型的女孩，除非超级大款，不介意养一支菟丝花。不知现代男性是否有同感？

1994 年的这部《书剑恩仇录》非常尊重原著，基本是按照小说脉络发展进行，没有乱七八糟的改编，无论是表演、动作还是制作，都平实自然，情节流畅，看得出创作者 很用心。虽然演员算是籍籍无名的新人，但是和原著角色非常贴合，而且是天然的帅哥和美女，可惜的是当年造星机制和媒体传播都不发达，虽然剧很好看，他们并 没有因此而大红。

《书剑恩仇录》有很多版本，但是我还是最喜欢黄海冰版，黄海冰饰演的陈家洛帅气潇洒，玉树临风，当然表演也是一直在线，很难让人不喜欢啊。黄海冰的古装扮相非常俊美，当年确实惊艳到了，他的陈家洛，自带书生气质，兼具侠客的侠义与公子的柔情，但又并非完人，感情上犹疑，政治上幼稚，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香香公主的饰演者，叫杨雅娜，非常漂亮，香香公主喀丝丽冰清玉洁，

善良单纯，喜欢这一版的香香公主

李沅芷这个角色，是个明朗伶俐勇敢追爱的女子，可能是看小说最初看到的就是她，

又被她对余鱼同的苦恋所打动。而且，那会儿觉得曹颖俏丽又甜美，很可爱。

喜欢这一版的李沅芷

作者：佚名，寫於2003年。

　　他头发稀疏，额上的几绺，潇然飘逸，如风中的野草；宽阔,闪亮的额头，饱蕴着智慧，看着它，如读一部高深博大的天书；那对眼睛虽小，却锐利如鹰,任何世界的风云变幻都逃不出他的视线……他的脸呈国字型，饱满；身体健硕，魁梧；平时，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神情威风凛凛，散溢着一股强大的震撼力。站着时，如乱云中的一棵劲松；坐着时，腰直胸挺，威力逼人，像一个一呼百应，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偶尔，他亦会张口大笑，笑得前倾后仰，眼睛眯成一线，笑声挥洒出孩童般的纯真无邪，而脸上也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佛光……

　　金庸传奇的一生，君知多少？……

　　前言

　　“世界之大，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天下武侠作者奇多，繁星满天，独有金庸才是侠之大者，众星拱月。每一个人都需要童话，每一个人也都将长大。长大的大人要看成人童话。除了金庸的武侠，天下没有第二家成人童话。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道尽中国的人生，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千百部“红学”研究丛书。金庸作品集，一十四部，三十六册，读者遍布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一读再读，左看右看，还是金庸。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学研究丛书”每本书封底的话，道出了一般中国人对于金庸小说的感受。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　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名字，但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知道金庸的家族乃江南世家，而他赤手空拳闯荡香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

　　他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小说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了解这一切，对于理解金庸的作品，对于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体认，不无益处。

　　一、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硖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

我打从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郑愁予《错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

“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

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

闰三月朔作

年光何与衰翁事，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

几片红旗报贩鲜，鱼苗百斛楚人船；

怜他性命如针细，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Christmas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

　　二、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由于撰写影评，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侠小说了。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意义。

　　三、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激荡两岸风云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

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

②《碧血剑》

③《雪山飞狐》

④《射雕英雄传》

⑤《神雕侠侣》

⑥《飞狐外传》

⑦《白马啸西风》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

⑾《天龙八部》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

⒁《鹿鼎记》

編者按：還有一個短篇：《越女劍》。

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泉”。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倪匡则更是热情洋溢地赞叹：“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说，每看一遍，都击桌惊叹，叹为观止。”“金庸的小说，总评语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记》的前面，痛斥“文字狱”的专横与暴虐。这种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蕴含着统治者对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视，对于自由人格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种表现。大陆的十年浩劫，将此种“传统”发挥到极致。而在台湾，相同的思维方式也在各项文化政策中隐约可见。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已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先生回忆：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的小说全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

　　据说，蒋经国在任行政院长时，曾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学人历数《射雕英雄传》中的英豪。严家淦（曾作过国民党的总统），也派侍卫到出版社找《射雕英雄传》来看。孙科在生病时，念念不忘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国民党的新闻局局长宋楚瑜私底下也向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尽管如此，金庸的书仍莫名其妙地被查禁。

　　1977年左右，沈登恩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当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还看沈登恩的回忆：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诀》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

　　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他说，输掉金庸这场仗，余纪忠先生一定会炒他的鱿鱼，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解禁以后，传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影视界也积极参与。在台湾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完全认识这位本世纪华人最杰出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到他的创作。然而，间中也出现了风波。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与电视剧，被某些人认为有政治色彩，遭到查禁、禁映。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仍然不能通过。1985年4月5日出版的《亚洲人》周刊披露过这一事件：［本报讯］金庸最著名的一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最近分别在海峡两岸闹出新闻。在中共那边，公营的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宣布印行《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这边，台视宣布即将开拍《射雕英雄传》，但迅即被警备部下令禁止。《射雕英雄传》在台湾改名为《大漠英雄传》，由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行。金庸其他武侠小说皆已开禁，独这部小说，迄今未解除禁令。

　　不久前，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答复党外立法委员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质询时，曾表示警备总部已将大部分与政治无关，禁忌较少的，如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开放。一时之间，有关平江不肖生、朱贞木、王度庐、邓证因、还珠楼主……的作品也立刻由联合报集团的联经出版公司发演。由于陈明华所导演之前一档武侠连续剧《倚天屠龙记》造成极高的收视率，因此，开拍的消息传出后，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大漠英雄传》在送审之后竟然被警总封杀出局，看来，台湾的电视现众暂时看不到金庸这部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的连续剧了。

　　金庸自己也曾著文作过辩白，他说：“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落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睛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查禁归查禁，郭靖、黄蓉这些人物却早已深入人心。

　　在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流入。但在十多年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的。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均为盗印。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冒“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甚至色情作品。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庸作品全集》，这是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转几十年，金庸的作品终于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出版发行了。

　　海外早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社曾推出一套十册的《金学研究丛书》，开“金学”研究之先风。大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研究著作。三联书店整套推出了新版《金庸全集》，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金庸热和武侠热。现在，“金学”热潮已漫卷全中国。

　　四、痴情片片

　　他笔下的情恋风云变幻多姿多彩，而他自己呢？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不是武侠，而是真正的言情小说。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有谁能够将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写得那么入木三分？有谁能够将男女间千姿百态的情爱写得那么淋漓酣致？那么，金庸自己呢？他的情感世界又是如何的呢？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更令人觉得神秘。尤其是关于他的恋爱，他的婚姻，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一般人的想法是：他肯定经历过，有许多经验，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猜测。作家所写不一定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可以虚构，可以想象。然而，作为一个人，金庸肯定有过他的青春梦想，有过他的美丽初恋，只是他本人从未谈及，成为一段被掩埋的故事。作为文学家，小说家，金庸也肯定具有丰富的情感和火热的情怀，否则不可能写出这么跌宕风流，令人心醉神迷的情侠世界。

　　据说，他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经追求过夏梦。不过，仅仅是“据说”。为了不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我们将沈西城先生在《金庸与倪匡》一书中的一段文字移录如下：

金庸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也是谁？为了要写这一件事，我曾问过许多金庸的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的两个人。后来我见到了李翰祥，他那时也在“长城”，跟金庸可算是半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对我说：“哎哟！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我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摸自己的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儿吗？”“那么金庸泡到了吗？”我问。“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李翰祥的诙谐称誉影坛，果非浪得虚名。“这岂不是李导演泡妞工夫比不上金庸吗？”我故意激他。“那当然！”想不到李翰祥承认了：“我这么黑，边度有女‘柴’（注：李翰祥广东话不正，‘仔’读成‘柴’）钟意我，金庸就算唔靓仔，后生个阵都靓过我。”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係。”于是敬上老酒一大杯，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追过夏梦。”“喂！许公，到底係边个？陈思思？抑或係夏梦？唔好冯京作马凉呀！”咦！怎么没有回答，原来许国已进入了醉乡。再问倪匡。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跟住倪匡用半咸淡广东话对我提出忠告：“喂！你千祈唔好乱爆嘢！上次你有一篇文章讲买石，老查（金庸）睇（看）到，闹（骂）我。”但我相信金庸之器量绝不会如此小。每一个人年轻时，都有他年老以后认为的荒唐事，以夏梦的那种绝色，相信是男人，都会兴起追求的冲动。金庸那时不外三十左右，他当然有权去追求。

　　金庸进入“长城”，易名林欢，写了好几个剧本，接着还跟胡小峰联策了《王老虎抢亲》，成绩不俗。夏梦是“长城”的当家花旦，李翰祥说过：“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金庸很喜欢夏梦，向她追求。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功，但李翰祥却说金庸并没有失败。后来夏梦结婚了，金庸也离开了“长城”，自己创天下。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里的黄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神雕》中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读者如果留意，一定会发觉我并没有打诳。沈西城先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作家，与金庸圈子中的人，尤其是倪匡相当熟络，相信他不会胡说八道。但毕竟金庸本人一直未曾证实此事，所以，我们还是姑妄听之。

　　但是金庸自己有一篇散文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说的是他有一次在“爱情之都”巴黎，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忽听到一种鸟的叫声，那美妙的声音不停地鸣叫着“夏梦，夏梦”，非常的悦耳动听……多么温馨！多情的、有心的读者是不是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来呢？另有一篇文章谈到“金庸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不惜与妻子离婚。”这似乎不合情理，仅仅为了职业上的选择，就与妻子离婚，实在太过夸张，何况并无迹象表明，金庸如此迷恋外交工作。金庸确实有过离婚的经历，但原因绝非那么简单。这方面的恩怨恐怕没有人能够判断，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而且既属隐私，则不必加以深究，更不应妄加揣测解释。

　　关于金庸的婚姻、家庭，他自己以及传媒都谈得很少。只知道他创办《明报》时的妻子叫朱露茜，现在的妻子叫林乐怡。被人谈论得很少，就说明过得较平淡。平谈是福。金庸笔下的情恋风云多变，奇诡无穷，多姿多彩，可歌可叹。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沉静理性，很少节外生枝，也不喜曝光招摇。然而有一点确是不容怀疑的，金庸肯定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性情中人”，因此才会写出这么多有血有肉，颠倒众生的人物和小说。金庸自己也承认，他是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书中人物里的。从这句自白里，热爱和欣赏他的读者是否也能得到些许答案？

　　五、明报王国

　　明报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任何一种成功，恐怕都是各种机缘凑合而成，有时候，刻意的追求常常达不到目标，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明报》是金庸一生事业的象征。

　　金庸当初办《明报》，当然有着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能够办一张真正自由独立的报纸。不过，那种理想仅只是朦胧的模糊的，一旦操作起来，大概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受制于变乱不已的社会局势与读者口味。谁敢说金庸一开始办《明报》就已有了宏大的计划，卓然不凡的品味？如果没有沈宝新，《明报》会不会诞生并有日后的辉煌？金庸在异乡遇上初中时的同学沈宝新，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人生如匆匆过客，多少种相遇只是刹那莳花，转瞬即逝。青梅竹马，劳燕分飞，再遇旧日伙伴，实是偶然中之偶然。不仅如此，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熟悉。完全可以想象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在南国香江初遇时的那分激动。天作之缘，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

　　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公司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沈宝新占了百分之二十。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明”含有“明理”的意思，同时也象征了光明的前途。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金庸与“明”字有缘。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

　　《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华侨》、《工商》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似乎取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有严肃正经的社评，也有软性香艳的小说。总的来说，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小报形式设计。

　　《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查氏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金庸与沈宝新硬是苦苦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他们确确实实将办报作为一项人生的事业去做，不愿意半途而废。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

　　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六千份。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却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位，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虽未至盈利可观，赤字却已逐渐减少。报馆维持下去已无问题，相比于那些小报，销量已算可观，但比之于那几张大报，仍是小兄弟。

　　正在金庸绞尽脑汁，思索追赶良策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大逃亡潮”。那时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批的大陆人涌到香港，造成动荡局面，成为热门话题。当时各大报都争相采访这段新闻，以《明报》的人力、物力，实难以与它们竞争。于是，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于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明报》当然不示弱，你来我往，一场激烈的笔战引得读者大看好戏，欲罢不能。本来并不怎么著名的《明报》在笔战中人人皆知，而更重要的是，金庸的社论引起了高度注意，不管赞同还是反对，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这次笔战后，《明报》扩展至两大张，形成了中型报纸的规格，同时也有了盈余。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

　　差不多同时，《明报》与《大公报》又有一场火药味更浓的论战。那年，中国大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金庸对此事持不同的看法，他以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得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这种论调显然带有书生气，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引起了《大公报》的猛烈抨击。越争论，《明报》越出名，销路越上升。难怪有人说，《明报》能在报界站稳阵脚，实拜《大公报》所赐，真可谓“谑而虐”也。所以，对于你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是冷漠。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常常是帮了别人的大忙。

　　《明报》的成功与金庸的善用人才也是不可分割的。六十年代的《明报》，人才荟萃，令人神往。《信报》老板林三木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明报》的。他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以写中国新闻见称的丁望是资料室主任，丁望那时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专家。现时《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那时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其后又回到《明报》出任总编辑的王世瑜，那时是校对兼送稿。胡菊人也是此时加入《明报月刊》的。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版记者。另外还有简而清的马经、狗经，等等。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为《明报》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那时的中国，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了解她的情形。“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基于大陆“文革”对于文化的疯狂摧残，金庸于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旨在于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它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金庸自任月刊总编，礼聘许冠三、司马长风两人选稿，编辑则有王世瑜与黄俊东。初期所刊的文章，尺度很严，走的是纯学术路线。后来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高级学术刊物的形象，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金庸本人及《明报》都面临严峻考验。“文革”的极左思潮蔓延到香港，引起不小的斗争狂潮。金庸也被当时的“左派”视作“反动派”，要“斗垮斗臭”，并公开威胁要“消灭”他。《明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中自然受到冲击，“左派”的骚扰包括寄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及派人袭击报社等。然而，就是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从“文革”前的五万份激增至八万份，真可谓因祸得福。金庸曾回忆道：“我当然有些担心，但我写武侠小说的主角都是大丈夫，到了这个关头一定要坚持到底，没有退缩余地。要么就只有谨慎行动，非必要也不会外出。”直到“文革”结束，金庸所受到的威胁才彻底消除。

　　1967年的暴动引起香港社会人心惶惶，不少人因担心前途而移民国外。金庸也不能不考虑《明报》的前途，他早在1966年已到新加坡视察，并在当地筹备出版一份《新明日报》。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务出了什么岔子，便可移师新加坡再干一番事业。怎料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政治分家，导致《新明日报》亦一分为二，加上当地对办报限制多多，使得金庸意兴阑栅，最后将绝大多数股权出售与当地合作的投资者，重回香港专心发展。

　　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周刊本是报纸为激发读者的兴趣，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周刊的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金庸却说：“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第一任主编潘粤生成绩平平。第二任主编雷坡锐意求新，作了不少改革，大大刺激了销路。

　　雷坡改用女编辑、女记者，因为女人较了解女人。他还策划了一次爆炸性新闻，便是“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哄动香港，令周刊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何秀汶是影星陈百祥的女友。那时陈百祥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表演。他是标准的花花公子，何秀汶只是他女朋友中的一位，那篇情书据说是写给他的。《明报周刊》靠何秀汶扩大了销路，雷坡快马加鞭，千方百计发掘新闻，广交男女明星，屡屡爆出娱乐圈内精彩的内幕。读者也越来越多。

　　除了《明报》（日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使得明报集团的业务多元化。

　　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发展，已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高达十二万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销量一度突破二十五万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报周刊》则达到三十万份，执香港娱乐周刊市场之牛耳。

　　明报集团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的财富估计已超过六亿元。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六十四，沈宝新则名列一百一十二位。

　　金庸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因而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又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为香港问题会谈与中国磋商，经港时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倪匡啧啧称赞：“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实在绝无仅有。做生意当然会惟利是图，但这不一定会与良知发生冲突，因为赚钱不是坏事，做好事也可以赚钱。查良镛是一个有知识和商业才能的人。”

　　王世瑜谈及《明报》的成功，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六十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金庸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办报时说：“一个人一生所作的事业，不论大小，总应该能令自己回想起来感到欣慰。当然这是一个目标，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不过总得尽力去做就是了。所以，办报纸也应该办一份最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每个人的理想。”这就是金庸的事业心。正因为他如此执着地走向自己的理想，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成就了如此辉煌的事业。

　　六、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我早已知道。”倪匡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我跟他说？”倪匡一怔。“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还有孙大姐。”“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子。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鏞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四十左右吧！”“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金庸说：“我自有办法！”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

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

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弟：金庸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七、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

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他回答：“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做过翻译和编辑。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Columbia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煙柳畫橋，風帘翠幕，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

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

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鳯池誇。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政府。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八、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of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