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谢芳康泰于洋秦怡于是之秦文葛存壮赵联张逸生赵玉嵘韩焱乌晨曦罗锦鳞孙凤琴张亮曹增银邵华林东升史弘王人美李雨农黄菲赵子岳李建国杜德夫
类型:剧情导演:崔嵬陈怀皑 状态:HD 年份:1959 地区:大陆 语言:国语 豆瓣:7.2分热度:429 ℃ 时间:2024-11-12 17: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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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别人说风就是雨,女主角全程情绪主导、永远热泪盈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道德直觉和同理心是有的,脑子呢?更别提办事毛毛躁躁不周全,常常累及他人,自己倒总能脱身。可能是圣光附体总遇贵人吧。
2. “种地的人没饭吃,织布的人没衣穿”的反经济常识逻辑确能呼唤人的朴素情感。基层自治、自给自足、阶层平等的神话虽美,但幻灭时真是伤痛。不知道今天是否有人敢说,农民工没房住,富士康工人没iPhone,所以我们要如何如何。
3. 当反抗者变成当权者,“不得不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威权的逻辑和手段,今昔对比,讽刺地相似。
4. 没有火车实名制和各类联网登记系统的时代,搞革命难度真低。放现在抓她林老师真是手到擒来。
5. 想当党员要做牺牲,单这一点就是最有效的过滤器。在当党员赢面独大的今日,再谈纯洁性有点可笑。或许也只能标志出“与现实是否和解”吧。
6. 胡适一拨人被黑出翔。不过即使如此,也让人感觉到“为和平时代的文化传承做功课”是值得尊敬的。为当下,或是为未来,都是值得尊敬的选择。余少爷所说的“少谈主义,多做具体问题”反讽般地中肯,至少读了两本苏联小说就自认马克思门徒的女主是该好好受受教,把脑子清醒一下的。念及此就想到本科时遇到的一些善良有余思考缺位的毛左同学。
▲1959年,拍摄彩色影片《青春之歌》中的东北学生除夕夜聚会一场戏的横移镜头时的现场,左一坐着操控摄影机的是本片摄影师聂晶,左二穿黑色旗袍的是扮演白莉苹的演员马晨曦,左三是影片导演崔嵬。
--------------本文作者简介--------------
聂晶(1921~1986), 原名聂允中,辽宁锦州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四大师之一,中国电影摄影最有成就的开拓者之一,被同事称为50-60年代中国电影摄影中最富创新意识的摄影师之一。1939年锦州师范学校毕业,在义县南关小学任教。1940年考入满映任演员,后学习摄影。1943年任华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1946年任中电三厂摄影助理,参与拍摄了1947年故事片《白山黑水血溅红》。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参加纪录片《开国大典》拍摄。1950年参加第一部解放军建军史的纪录片《军旗》的摄制。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了《卫国保家》《高歌猛进》两部故事片。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后,参与了许多影片的拍摄。聂晶任摄影的戏曲片有:1960年《杨门女将》、1962年《野猪林》、1979年《铁弓缘》、1980年《诸葛亮吊孝》等;主要参与拍摄的其它故事片还有:1953年《赵小兰》、1955年《神秘的旅伴》、1957年《边寨烽火》、1958年《山里的人》、1963年《小兵张嘎》、1964年《天山的红花》、1975年《红雨》、1978年《风雨里程》、1981年《知音》等;另有1952年纪录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1955年舞台纪录片《杂技艺术表演》、1959年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百鸟朝凤》等。担任过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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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电影《青春之歌》的摄影师聂晶写的电影创作总结文章,由我拍摄书影和扫描为电子文本后再进行校正编辑,拍摄的书籍文献是《〈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的第279页~2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全书共449页。
《青春之歌》摄影手记
◎聂晶
(原载《电影艺术》1960年第2期)
根据《青春之歌》的文学剧本和导演的创作意图,在影片中要表达这样两个思想内容:第一,知识分子只有献身革命才有出路;第二,表现出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的面貌。摄影工作应当抓住这两个核心进行设计,确定影片的基调和艺术上具体的处理。
影片所表现的时代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但是革命力量正以不可抗拒的威势逐步成长。因此我们想象中的影片的基调,应该像黎明时分,朝霞初现,在灰暗的后景上有着明快的光亮,在青灰的颜色上有着鲜丽的积极色彩,在浑浊里露出清新,对比分明,反差较强,阴霾之中吐出明丽的光辉。
影片要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要显示时代的气息,要绘出旧社会的黑暗面,更要注意到突出革命的新生力量;要看到山河的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但更要展示革命的雄伟气势。因此在环境的选择、气氛的处理、光影色调的处理以及道具的利用上,都要切合剧情的需要,强调时代气息。要再现出二十多年前的社会风貌,如:街道上虽然张灯结彩,但是小商店却挂着“牺牲血本,大贱卖”的醒目广告;交通工具有汽车,但也有落后的人力车、排子车,以至骆驼队和兽类车;北平的小胡同虽然很幽美,但是房屋贫富悬殊,卖水的水车沉重作响,买卖破烂的打着小鼓游动,显得这旧北平生活的凄凉;海在大自然中虽然是美丽的,但与岸上的破渔船和祖传的破渔网相比却是那么不协调,要有海的壮美的描写,也要有“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的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总之,要展示出旧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显示出革命行将来临。
在突出主题和时代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人物,因此凡故事片都特别着重刻划人物,都要根据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来安排摄影角度、构图、光、色等等。当林道静接受了革命的道理,革命的种子在内心里生了根的时候,我们就用大特写拍摄她那明智而放出青春的光辉的眼睛。为了突出卢嘉川在监狱中那坚贞不屈的形象,我们就用强烈的光线,安定的角度,来显示他对敌人藐视的神情。林红就义的时候,昂着头走出监狱的走廊,用镜头移动的特写,光影的变化,和破晓的红光来预示革命即将胜利。我们想在影片中塑造这些可敬爱的人物形象,这是个光荣而艰苦的课题。
主题,时代背景,人物,这就是摄影师在拍摄前构思的中心。要完成这个构思,首先必须掌握阶级分析的观点:如适当地利用对比,人物方面,有自私自利的余永泽和光明磊落的卢嘉川的对比,坚贞和叛变的对比,新生和腐朽的对比,在环境方面有贫富对比等等。
上面只是谈在拍摄前的总的构思,但是在影片里如何表现还需要具体设计,下面就几个重场景的拍摄来谈谈。
剧作家和导演明确地指出在未来影片中是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因此摄影工作也围绕着林道静这一人物做文章,依照导演的意图把林道静的思想成长划分三个阶段:从跳海自杀遇救,到和余永泽同居,为第一阶段,写她对旧社会的反抗,富有正义感,但是感情脆弱;第二阶段从遇卢嘉川启蒙后直到离开余永泽,离开北平,这个阶段写她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抛掉不够健康的情感,和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她的转变时期;第三阶段从定县和监狱的考验至入党,这个时期写她经受起风险而成长的过程。
一,我们以浓云低压,波浪滔天,夕阳余晖下海的场面作为影片的开始。这是和林道静跳海的行动相配合的。大自然在咆哮,仿佛也为林道静鸣着不平,痛恨这旧社会,希望终有一天,风暴会来临,洗刷这黑暗的社会。另外一个设想,从海开始到“一二九”群众大游行结束,构成影片的首尾呼应,象征着革命将会像海那样地波澜壮阔。我们用波浪滔天和夕阳在云缝里吐露着光辉的景色作为第一个镜头,在青灰的色调上有着橙红的阳光,灰暗之中吐露着光辉。林道静的出场,为了显示不平静的感觉,用风舞动她那黑发和白纱的围巾。在她的面孔上用平淡的光照亮她忿恨的泪珠,让人同情并产生疑问,这个少女为什么自杀?为什么走这条死路?
数日后的傍晚,林道静和余永泽漫步在另外一个海滨。鳞样的沙滩和闪耀光辉的大海,很富于诗意,可是为了突出原小说“海虽然美,但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这句话,用些破旧粗黑的渔船残骨和破渔网,来显示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性。粗黑的暗线并不是为了构成美丽的画面,爱情场景有了这些暗线看起来也不大恰当,但是在展示社会生活的贫富对立,和预示他们将来的分歧上是有作用的。
二,依照导演的意图,为了突出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形象,这样设计了他的第一次出场: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溃逃到关内的一股东北军,跑到小学校来强行占据校舍的时候,卢嘉川出现了。他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的真实情况,使得东北军的士兵心悦诚服,同时使得林道静也明白道理,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情节的安排,有利于人物刻划,而且富有时代感。为了造成混乱的气氛,在东北军进入学校的时候,镜头好像代表林道静的视线跟随这混乱的现象移动,看到他们抢鸡羊,看到他们的狼狈形状,看到印着血痕的伤员,构成一片动乱的景况。到卢嘉川出场时,镜头开始静止,混乱的杂音消失,卢嘉川走入一个平静天空的空画面,成为近景,光从侧面打在面孔上,使人感到安详可亲,留给林道静深刻的印象。
三,林道静从杨庄气愤出走,到北平站遇到南下示威的学生卧轨斗争。这时应该着重描绘林道静激忿的情绪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在回北平的火车上的近景要突出地表现出这种情绪和思想。她凝坐在窗前,望着大地,她的心情激忿不安,想到前途,也想到中国,想到校长余敬唐,也想到卢嘉川……大地奔驰移动的影子投射在火车窗上,林道静的沉思的面孔就在这窗后,光有时改变方向,火车的浓烟有时流过窗前,更衬托出她激动不不静的心情。几声汽笛的怪叫,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学生卧轨斗争场面展现在她的眼前。
四,求职的几场戏,虽然镜头不多,但世态的炎凉在林道静心灵中投下暗影。这是悲惨社会的缩写,很富于时代感。三四个镜头,用雪、雨、落叶,说明是在三个不同的季节。第一次排队求职,用青年学生,最后一次排队求职,用不同年龄、不同身分的人,这样前后呼应,说明林道静从高一级的职业求到下一级的贸易行。在脚的特写镜头中出现了刊载“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的报纸,一方面说明时间,一方面表达出时代气息。
当林道静在痛苦失望之后,接受余永泽的温情的时候,在她的特写中,清晰地看到了泪珠;她感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受旧社会压迫的悲痛和无望。
五,白莉苹公寓的除夕聚会,使林道静受到深刻的启蒙教育,她在卢嘉川的启发下,觉醒起来了。这场戏很重要,很富于时代感,我们读原小说时,就被这个情景深深地激动了,尤其是四十来岁的人,更会由这情景引起很多回忆。因此摄影设计上要花一番力量。我们首先选择一个风雪的除夕,室外是冰冷的世界,玻璃窗上冻着冰花,室内是火红温暖的环境。为了造成光影,光源也安放了几个点,用电灯光和蜡烛光作为基本光源,必要时用些橙红色光,做为最激情的场面的光源。另外我们也想在卢嘉川谈到红军得到很大胜利的时候,把屋内的气氛改变一下,使红红的蜡烛闪耀着发出更大的光辉,人们的面孔更加喜悦欢快,增加欢欣鼓舞明快的气氛,使林道静被这种气氛感染;更加深她内心的革命激情。为了使这场戏的开头和结尾形成对比,开始安排了较沉闷的色调,用了不同的光影,并在不同的距离拍摄各种慷慨悲歌的姿态,镜头节奏也是缓慢的,随着歌声慢慢移动。
六,林道静受到卢嘉川启蒙教育之后,从卢嘉川那里借来革命书籍苦读的一场,镜头很少,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林道静思想的重要的转折点,应该看出她的内心世界,革命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吐露着青春的光辉。摄影应该抓住这一重点,把林道静的肖像在这场戏里拍得最美,最鲜明,使这个镜头成为全片最难忘的镜头。为了突出人像,我们选择傍晚的时间,后景较暗,而且用大纱模糊后景,用几条光束来衬托人像;人像处理在最亮的光线下,使她更鲜明,甚至可以看出明丽的眼睛里映出花的光影。接下去是洁白盛开的玉兰花的大特写和桃花千万朵的镜头,这样不啻对前面的特写镜头做了一个形象的譬喻。
七,林道静和余永泽由于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而引起争吵的戏,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摄影选择两个不同的后景,余永泽的周围高高堆着古籍,好像埋在书堆里,在画面的一角可以看到胡适的相片,余永泽在这个大书堆里更显得渺小卑微;林道静的周围衬上红的鲜花:一古一今,对比鲜明,更会有说服力。
八,卢嘉川来到林道静家里,交给她三件工作,这使她十分愉快;十分兴奋。为了突出这种火热的心情,用夕阳的红光照射在室内,使室内呈现出红色的光影。拍摄人物时用这红色的反光照射在头发上或某一部分上,更会陪衬出人物的愉快和兴奋。
九,卢嘉川被捕入狱,受了酷刑,但坚贞不屈,他那颗赤诚为革命的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革命事业去工作,去斗争。为了表现这种崇高的品质,在光影上应该是很强烈的,用反差较强的光线拍他那种虽然忍受着痛苦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面颊。
十,刑场和贴标语的镜头,是导演处理得很好的蒙太奇句子,简练而又有意义。摄影处理上是选择黎明前的时间,刚落完大雨,乌云渐渐散去,东方呈现红霞。刑场和贴标语看起来是一个时间。刑场的戏把烈士们处理在山岗上,背景是天空,国民党刽子手处理在画面的右下角,从对比中显示我们的烈士昂扬慷慨的气势。贴标语场景,处理得清新一些:被雨濯洗得很干净的街上,贴着鲜红的标语,和美丽的朝霞相映,显示蓬勃的朝气。通过这些处理,表现出革命者的前仆后继,使观众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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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林道静回北平后和王晓燕谈话那场戏比较重要。导演和大家一致同意把她们处理在幽美的环境中,一方面衬出她们开阔的胸怀,一方面使下面一大段监狱的戏得到舒缓。后景上为了衬托,用上荷花、清流,以及金红色的晚霞,更能陪衬她们的心情。
十二,林红在狱中讲故事教育林道静这场戏,我们设想随着林红那种富有热情的声音,看到窗口现出曙光,大地渐渐明亮起来;当她说到那些最感人的辞句时,转换成映着红光的大特写,这样更能渲染出必要的气氛。
林红就义的场景是全剧的重点戏。林红是党的优秀女儿,她那英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教育着林道静也教育着我们。为了突出这英雄的形象,先表现国民党的狼狈形象作为对比,例如他们撤退时被风吹得四散的文件,在冷风中摇曳闪动的路灯,监狱走廊中摇晃着的长长的黑影等等。及至镜头转向林红时,镜头角度由急遽的变化趋于平稳,光也随之作了相应的改变。林红把红毛衣交给林道静后,走上台阶回身注视着道静时,我们用一个近景强调她注视道静的炽热目光,表现她对道静的希望和勉励。她在走廊中走过时,用跟移的近景拍摄,突出表现她那镇定而坚贞的面孔。铁门打开,林红的背影走出去,一道阳光流洒进来,使人感到这不是一个人走向死灭,她英勇牺牲了,却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十三,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一二九”运动的场景,作为全剧的结尾,一方面表现林道静入党后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给人热烈、雄伟的感觉,以此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增加群众对党的热爱。为了拍得真实动人,我们以繁华的北平街道做后景,以数千群众构成这雄伟的场面,并出现和大刀水龙搏斗的场景。在这里既要看到林道静、江华被水龙喷射的困难情形,也要看到林道静振臂一呼的英雄形象。风吹动着她的长发,水淋在她的身上,以此和影片开头跳海的镜头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节奏也是快速的、激昂的,有时用急速的变焦距镜头和升降镜头来造成这种气势。
上面写的是在影片开始拍摄时的摄影设计的一部分,只是个轮廓。限于水平,写得很乱,错误也很多,有的拍出来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出入很大。为了相互学习,拿出来发表,算是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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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那阵子的电影倒是没有偏见的,甚至文革中四人帮授意拍的片子也特地找来观摩过。但不是说我对电影就是没有偏见的了,比如港片我就不多看。只不过呢,我这偏见属于少数年轻人的偏见,对于所谓革命电影的偏见,大概是多数年轻人的偏见吧。
再说起十七年电影,我觉得小时候对它们怕是存在潜意识里的偏见的。因为我能确认儿时看过的十七年电影有且仅有三部:看过X遍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加上一部响应学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号召而看的《狼牙山五壮士》。至于同龄人会津津乐道的《小兵张嘎》、《鸡毛信》和《闪闪的红星》这类儿童片,我大概是都没看过的,或者说是看了没看下去的。
我甚至还印象深刻地记得小学二年级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严肃地讨论过一个问题:“电影中的结局都是好人胜利,坏人完蛋,都是解放军消灭了反动派。那我们长大了是会变成好人还是坏人呢?如果我们变成了坏人,是不是就改不了了呢?”我对此有些焦虑,变坏了怎么办?
固定的模式,大抵是十七年电影留给人们最刻板的印象。可是,我这么把中国电影一路看到现在有两百多部了,也没觉着如今的电影本质上有多大的改观呀。而人们的偏见一旦形成,往往就难以改掉,反而是不断加以强化。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着去理解那个时代,就如同我们正理解着这个时代一样,去静静地看看它吧。读懂旧人,是为了更好地做新人。
十七年电影从来就不是只有革命题材,它也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片,那个时代的爱情片,那个时代的科幻片,那个时代的笑声,那个时代的性感,甚至那个时代的吻。现在我们反而观之,觉得那种给正面人物打全光、反面人物打脚光的手法实在拙劣,觉得那种听上去硬生生得简直有些后现代味道的对白令人笑场。可如果我们去接触一下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一些真实影像,我们却发现如今看来着实别扭的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只不过艺术高于生活,在电影里拔高了一些罢了。
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当年去看《青春之歌》的时候,恐怕不可能频繁笑场,以致眼神游离,他们就那么津津有味地看着,说不定,还抹起了眼泪。如果说那时的电影大多源自生活,其实反过来电影对生活的介入更大。也就很难说清是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电影的创作,还是银幕上的形象改变了人们的言行举止。
其实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大都是有原型的,女主角的原型就是作者杨沫本人,而片中那个电影明星有着她妹妹白杨的影子。传说周总理饶有兴致地看完此片后,把本来由陈伯达扣上的小资情调的帽子给掀了:“很真实,当年我们就是这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呀。”
嗯哼,这么一部在我们现在看来挺马克思挺革命挺硬的电影,居然在当时还被不少人觉得有点软呢。时代变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那个革命腔和文艺腔脱口而出的时代,那个下海救人也还要潇洒地甩掉手上的伞的时代。这更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
尽管我在此褒奖着这部电影,但我承认,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也有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这就是一部挺中规中矩的电影,剧情渐渐展开,人物渐渐转变,既没有什么多余的,也没有什么缺失的,于是看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不自觉地希望它应该结束了。
影片在继续,于是我思想继续游离了一下。我想起本片导演之一的陈怀恺,他的儿子叫陈凯歌,于是我就想起了《梅兰芳》。那也是一部中规中矩的片子,剧情零碎,甚至连起伏都不太大,以至于我觉得哪个情节都可以用来剧终,在电影院里不断地看表。这么一想,我也就沉下来了,视线回到了银幕里。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确实显得精彩了些。终于,银幕上打出了许久不见的“完”字。掌声响起,或许是例行公事,致敬者也有之吧,我倒是由衷地鼓了两下。至少在昨天看完《高考1977》的时候,我是没有击掌的。起身时,我就闪起一个念头,老子比儿子强。再念及老子作为《霸王别姬》的艺术指导,不由得啧啧了两下。
其他方面我就都不说了,比如摄影和构图。据说这片子当年拍摄用的是最好的胶片,反正五十年后我在银幕上看到的影像确实相当精美。我只想说说故事本身。这电影往邪恶了说,就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宣传片,因为它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实实在在地讲故事讲明白了为什么女主角会由一个小资向布尔乔亚再向共产党员的转变,以及她身边那原本钻在故纸堆里不问政治的一家人是怎么选择了和她一起走向游行队伍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背后的“逻辑”自然合理,不需要把概念灌输给观众。
想想现在的好多电影,一两个小时下来,连个故事都讲不明白,或者人物太苍白。再想想好多导演拍不好电影拿审查说事儿拿分级说事儿。十七年电影时代的电影审查该比现在凶险多了吧,那时候也基本上就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拍出来的电影的整体水平怕还真不比现在的差呢。
进步当然是有的,可如果这进步的幅度还跟不上思想解禁的速度的话,那症结到底在哪里呢?还是从艺术的根子上找找原因吧。曾经在资料馆看过女主角谢芳主演的大毒草《早春二月》,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彪悍。文革之前的氤氲空气里它就是活生生的长出了这样的奇葩!奇怪吗?不奇怪。是历史沉默太久了,观众的偏见就更甚。
看完《青春之歌》我感到有些愉悦,就索性写了这么些话儿。如果你不能把它当作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么你也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文本,借此走近那个我们一知半解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那是1949年到1966年,中国电影的十七年,更是中国人的十七年。
1. 别人说风就是雨,女主角全程情绪主导、永远热泪盈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道德直觉和同理心是有的,脑子呢?更别提办事毛毛躁躁不周全,常常累及他人,自己倒总能脱身。可能是圣光附体总遇贵人吧。
2. “种地的人没饭吃,织布的人没衣穿”的反经济常识逻辑确能呼唤人的朴素情感。基层自治、自给自足、阶层平等的神话虽美,但幻灭时真是伤痛。不知道今天是否有人敢说,农民工没房住,富士康工人没iPhone,所以我们要如何如何。
3. 当反抗者变成当权者,“不得不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威权的逻辑和手段,今昔对比,讽刺地相似。
4. 没有火车实名制和各类联网登记系统的时代,搞革命难度真低。放现在抓她林老师真是手到擒来。
5. 想当党员要做牺牲,单这一点就是最有效的过滤器。在当党员赢面独大的今日,再谈纯洁性有点可笑。或许也只能标志出“与现实是否和解”吧。
6. 胡适一拨人被黑出翔。不过即使如此,也让人感觉到“为和平时代的文化传承做功课”是值得尊敬的。为当下,或是为未来,都是值得尊敬的选择。余少爷所说的“少谈主义,多做具体问题”反讽般地中肯,至少读了两本苏联小说就自认马克思门徒的女主是该好好受受教,把脑子清醒一下的。念及此就想到本科时遇到的一些善良有余思考缺位的毛左同学。
▲1959年,拍摄彩色影片《青春之歌》中的东北学生除夕夜聚会一场戏的横移镜头时的现场,左一坐着操控摄影机的是本片摄影师聂晶,左二穿黑色旗袍的是扮演白莉苹的演员马晨曦,左三是影片导演崔嵬。
--------------本文作者简介--------------
聂晶(1921~1986), 原名聂允中,辽宁锦州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四大师之一,中国电影摄影最有成就的开拓者之一,被同事称为50-60年代中国电影摄影中最富创新意识的摄影师之一。1939年锦州师范学校毕业,在义县南关小学任教。1940年考入满映任演员,后学习摄影。1943年任华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1946年任中电三厂摄影助理,参与拍摄了1947年故事片《白山黑水血溅红》。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参加纪录片《开国大典》拍摄。1950年参加第一部解放军建军史的纪录片《军旗》的摄制。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了《卫国保家》《高歌猛进》两部故事片。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后,参与了许多影片的拍摄。聂晶任摄影的戏曲片有:1960年《杨门女将》、1962年《野猪林》、1979年《铁弓缘》、1980年《诸葛亮吊孝》等;主要参与拍摄的其它故事片还有:1953年《赵小兰》、1955年《神秘的旅伴》、1957年《边寨烽火》、1958年《山里的人》、1963年《小兵张嘎》、1964年《天山的红花》、1975年《红雨》、1978年《风雨里程》、1981年《知音》等;另有1952年纪录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1955年舞台纪录片《杂技艺术表演》、1959年的彩色舞台艺术片《百鸟朝凤》等。担任过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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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电影《青春之歌》的摄影师聂晶写的电影创作总结文章,由我拍摄书影和扫描为电子文本后再进行校正编辑,拍摄的书籍文献是《〈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的第279页~2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1964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全书共4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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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摄影手记
◎聂晶
(原载《电影艺术》1960年第2期)
根据《青春之歌》的文学剧本和导演的创作意图,在影片中要表达这样两个思想内容:第一,知识分子只有献身革命才有出路;第二,表现出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的面貌。摄影工作应当抓住这两个核心进行设计,确定影片的基调和艺术上具体的处理。
影片所表现的时代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但是革命力量正以不可抗拒的威势逐步成长。因此我们想象中的影片的基调,应该像黎明时分,朝霞初现,在灰暗的后景上有着明快的光亮,在青灰的颜色上有着鲜丽的积极色彩,在浑浊里露出清新,对比分明,反差较强,阴霾之中吐出明丽的光辉。
影片要反映出历史的真实,要显示时代的气息,要绘出旧社会的黑暗面,更要注意到突出革命的新生力量;要看到山河的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但更要展示革命的雄伟气势。因此在环境的选择、气氛的处理、光影色调的处理以及道具的利用上,都要切合剧情的需要,强调时代气息。要再现出二十多年前的社会风貌,如:街道上虽然张灯结彩,但是小商店却挂着“牺牲血本,大贱卖”的醒目广告;交通工具有汽车,但也有落后的人力车、排子车,以至骆驼队和兽类车;北平的小胡同虽然很幽美,但是房屋贫富悬殊,卖水的水车沉重作响,买卖破烂的打着小鼓游动,显得这旧北平生活的凄凉;海在大自然中虽然是美丽的,但与岸上的破渔船和祖传的破渔网相比却是那么不协调,要有海的壮美的描写,也要有“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的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总之,要展示出旧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显示出革命行将来临。
在突出主题和时代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人物,因此凡故事片都特别着重刻划人物,都要根据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来安排摄影角度、构图、光、色等等。当林道静接受了革命的道理,革命的种子在内心里生了根的时候,我们就用大特写拍摄她那明智而放出青春的光辉的眼睛。为了突出卢嘉川在监狱中那坚贞不屈的形象,我们就用强烈的光线,安定的角度,来显示他对敌人藐视的神情。林红就义的时候,昂着头走出监狱的走廊,用镜头移动的特写,光影的变化,和破晓的红光来预示革命即将胜利。我们想在影片中塑造这些可敬爱的人物形象,这是个光荣而艰苦的课题。
主题,时代背景,人物,这就是摄影师在拍摄前构思的中心。要完成这个构思,首先必须掌握阶级分析的观点:如适当地利用对比,人物方面,有自私自利的余永泽和光明磊落的卢嘉川的对比,坚贞和叛变的对比,新生和腐朽的对比,在环境方面有贫富对比等等。
上面只是谈在拍摄前的总的构思,但是在影片里如何表现还需要具体设计,下面就几个重场景的拍摄来谈谈。
剧作家和导演明确地指出在未来影片中是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主线,因此摄影工作也围绕着林道静这一人物做文章,依照导演的意图把林道静的思想成长划分三个阶段:从跳海自杀遇救,到和余永泽同居,为第一阶段,写她对旧社会的反抗,富有正义感,但是感情脆弱;第二阶段从遇卢嘉川启蒙后直到离开余永泽,离开北平,这个阶段写她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抛掉不够健康的情感,和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她的转变时期;第三阶段从定县和监狱的考验至入党,这个时期写她经受起风险而成长的过程。
一,我们以浓云低压,波浪滔天,夕阳余晖下海的场面作为影片的开始。这是和林道静跳海的行动相配合的。大自然在咆哮,仿佛也为林道静鸣着不平,痛恨这旧社会,希望终有一天,风暴会来临,洗刷这黑暗的社会。另外一个设想,从海开始到“一二九”群众大游行结束,构成影片的首尾呼应,象征着革命将会像海那样地波澜壮阔。我们用波浪滔天和夕阳在云缝里吐露着光辉的景色作为第一个镜头,在青灰的色调上有着橙红的阳光,灰暗之中吐露着光辉。林道静的出场,为了显示不平静的感觉,用风舞动她那黑发和白纱的围巾。在她的面孔上用平淡的光照亮她忿恨的泪珠,让人同情并产生疑问,这个少女为什么自杀?为什么走这条死路?
数日后的傍晚,林道静和余永泽漫步在另外一个海滨。鳞样的沙滩和闪耀光辉的大海,很富于诗意,可是为了突出原小说“海虽然美,但打不上魚来吃不上饭”这句话,用些破旧粗黑的渔船残骨和破渔网,来显示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性。粗黑的暗线并不是为了构成美丽的画面,爱情场景有了这些暗线看起来也不大恰当,但是在展示社会生活的贫富对立,和预示他们将来的分歧上是有作用的。
二,依照导演的意图,为了突出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形象,这样设计了他的第一次出场: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溃逃到关内的一股东北军,跑到小学校来强行占据校舍的时候,卢嘉川出现了。他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的真实情况,使得东北军的士兵心悦诚服,同时使得林道静也明白道理,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情节的安排,有利于人物刻划,而且富有时代感。为了造成混乱的气氛,在东北军进入学校的时候,镜头好像代表林道静的视线跟随这混乱的现象移动,看到他们抢鸡羊,看到他们的狼狈形状,看到印着血痕的伤员,构成一片动乱的景况。到卢嘉川出场时,镜头开始静止,混乱的杂音消失,卢嘉川走入一个平静天空的空画面,成为近景,光从侧面打在面孔上,使人感到安详可亲,留给林道静深刻的印象。
三,林道静从杨庄气愤出走,到北平站遇到南下示威的学生卧轨斗争。这时应该着重描绘林道静激忿的情绪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在回北平的火车上的近景要突出地表现出这种情绪和思想。她凝坐在窗前,望着大地,她的心情激忿不安,想到前途,也想到中国,想到校长余敬唐,也想到卢嘉川……大地奔驰移动的影子投射在火车窗上,林道静的沉思的面孔就在这窗后,光有时改变方向,火车的浓烟有时流过窗前,更衬托出她激动不不静的心情。几声汽笛的怪叫,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学生卧轨斗争场面展现在她的眼前。
四,求职的几场戏,虽然镜头不多,但世态的炎凉在林道静心灵中投下暗影。这是悲惨社会的缩写,很富于时代感。三四个镜头,用雪、雨、落叶,说明是在三个不同的季节。第一次排队求职,用青年学生,最后一次排队求职,用不同年龄、不同身分的人,这样前后呼应,说明林道静从高一级的职业求到下一级的贸易行。在脚的特写镜头中出现了刊载“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消息的报纸,一方面说明时间,一方面表达出时代气息。
当林道静在痛苦失望之后,接受余永泽的温情的时候,在她的特写中,清晰地看到了泪珠;她感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受旧社会压迫的悲痛和无望。
五,白莉苹公寓的除夕聚会,使林道静受到深刻的启蒙教育,她在卢嘉川的启发下,觉醒起来了。这场戏很重要,很富于时代感,我们读原小说时,就被这个情景深深地激动了,尤其是四十来岁的人,更会由这情景引起很多回忆。因此摄影设计上要花一番力量。我们首先选择一个风雪的除夕,室外是冰冷的世界,玻璃窗上冻着冰花,室内是火红温暖的环境。为了造成光影,光源也安放了几个点,用电灯光和蜡烛光作为基本光源,必要时用些橙红色光,做为最激情的场面的光源。另外我们也想在卢嘉川谈到红军得到很大胜利的时候,把屋内的气氛改变一下,使红红的蜡烛闪耀着发出更大的光辉,人们的面孔更加喜悦欢快,增加欢欣鼓舞明快的气氛,使林道静被这种气氛感染;更加深她内心的革命激情。为了使这场戏的开头和结尾形成对比,开始安排了较沉闷的色调,用了不同的光影,并在不同的距离拍摄各种慷慨悲歌的姿态,镜头节奏也是缓慢的,随着歌声慢慢移动。
六,林道静受到卢嘉川启蒙教育之后,从卢嘉川那里借来革命书籍苦读的一场,镜头很少,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林道静思想的重要的转折点,应该看出她的内心世界,革命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吐露着青春的光辉。摄影应该抓住这一重点,把林道静的肖像在这场戏里拍得最美,最鲜明,使这个镜头成为全片最难忘的镜头。为了突出人像,我们选择傍晚的时间,后景较暗,而且用大纱模糊后景,用几条光束来衬托人像;人像处理在最亮的光线下,使她更鲜明,甚至可以看出明丽的眼睛里映出花的光影。接下去是洁白盛开的玉兰花的大特写和桃花千万朵的镜头,这样不啻对前面的特写镜头做了一个形象的譬喻。
七,林道静和余永泽由于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矛盾而引起争吵的戏,要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摄影选择两个不同的后景,余永泽的周围高高堆着古籍,好像埋在书堆里,在画面的一角可以看到胡适的相片,余永泽在这个大书堆里更显得渺小卑微;林道静的周围衬上红的鲜花:一古一今,对比鲜明,更会有说服力。
八,卢嘉川来到林道静家里,交给她三件工作,这使她十分愉快;十分兴奋。为了突出这种火热的心情,用夕阳的红光照射在室内,使室内呈现出红色的光影。拍摄人物时用这红色的反光照射在头发上或某一部分上,更会陪衬出人物的愉快和兴奋。
九,卢嘉川被捕入狱,受了酷刑,但坚贞不屈,他那颗赤诚为革命的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革命事业去工作,去斗争。为了表现这种崇高的品质,在光影上应该是很强烈的,用反差较强的光线拍他那种虽然忍受着痛苦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面颊。
十,刑场和贴标语的镜头,是导演处理得很好的蒙太奇句子,简练而又有意义。摄影处理上是选择黎明前的时间,刚落完大雨,乌云渐渐散去,东方呈现红霞。刑场和贴标语看起来是一个时间。刑场的戏把烈士们处理在山岗上,背景是天空,国民党刽子手处理在画面的右下角,从对比中显示我们的烈士昂扬慷慨的气势。贴标语场景,处理得清新一些:被雨濯洗得很干净的街上,贴着鲜红的标语,和美丽的朝霞相映,显示蓬勃的朝气。通过这些处理,表现出革命者的前仆后继,使观众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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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林道静回北平后和王晓燕谈话那场戏比较重要。导演和大家一致同意把她们处理在幽美的环境中,一方面衬出她们开阔的胸怀,一方面使下面一大段监狱的戏得到舒缓。后景上为了衬托,用上荷花、清流,以及金红色的晚霞,更能陪衬她们的心情。
十二,林红在狱中讲故事教育林道静这场戏,我们设想随着林红那种富有热情的声音,看到窗口现出曙光,大地渐渐明亮起来;当她说到那些最感人的辞句时,转换成映着红光的大特写,这样更能渲染出必要的气氛。
林红就义的场景是全剧的重点戏。林红是党的优秀女儿,她那英勇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教育着林道静也教育着我们。为了突出这英雄的形象,先表现国民党的狼狈形象作为对比,例如他们撤退时被风吹得四散的文件,在冷风中摇曳闪动的路灯,监狱走廊中摇晃着的长长的黑影等等。及至镜头转向林红时,镜头角度由急遽的变化趋于平稳,光也随之作了相应的改变。林红把红毛衣交给林道静后,走上台阶回身注视着道静时,我们用一个近景强调她注视道静的炽热目光,表现她对道静的希望和勉励。她在走廊中走过时,用跟移的近景拍摄,突出表现她那镇定而坚贞的面孔。铁门打开,林红的背影走出去,一道阳光流洒进来,使人感到这不是一个人走向死灭,她英勇牺牲了,却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十三,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一二九”运动的场景,作为全剧的结尾,一方面表现林道静入党后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给人热烈、雄伟的感觉,以此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增加群众对党的热爱。为了拍得真实动人,我们以繁华的北平街道做后景,以数千群众构成这雄伟的场面,并出现和大刀水龙搏斗的场景。在这里既要看到林道静、江华被水龙喷射的困难情形,也要看到林道静振臂一呼的英雄形象。风吹动着她的长发,水淋在她的身上,以此和影片开头跳海的镜头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节奏也是快速的、激昂的,有时用急速的变焦距镜头和升降镜头来造成这种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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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的是在影片开始拍摄时的摄影设计的一部分,只是个轮廓。限于水平,写得很乱,错误也很多,有的拍出来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出入很大。为了相互学习,拿出来发表,算是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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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北戴河波涛汹涌的夜晚,余永泽——“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出现了。他奋起救下跳海寻死的林道静,给了她活下去的温暖。林道静是被家庭包办婚姻逼得逃出投奔她表哥的。没想到她表哥已不知去向,却被学校里的教员利用,起了歹意。生命无望的她,走投无路的她在此刻,遇到余永泽,真乃幸事。不管后面怎样,起码这第一位救了她的生命,称得上“救美英雄”。
原著里有关于林道静心理的一段描写:“当他俩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谈话着。林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幸”。
林道静是喜欢文学的。余永泽跟她谈文学,使林道静觉得余永泽真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当时林道静是没有什么人、什么地方可以依附的。余永泽的家里在当地恰好有势有财。而他本人,素来小心谨慎,处事稳健,还善于辞令。他给这位第一次看上就爱上了的姑娘,无论心里上还是物质上都提供了绝对的保障。
到后来,林道静离开北戴河来到北平。这算是她的第二次出走。为了不屈服于苟且偷安的学校政策,压抑自己的爱国之情,她离开了。在这个时候,她已经遇到了卢嘉川,感受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感染魅力。也是卢嘉川使她从懵懂中明白了,不愿受压迫的人儿,就算手无寸铁,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宣传爱国,唤起人心。
来到北平,找工作处处碰壁的林道静,被余永泽给与的爱所感动,与他同居。因为看到过封建家庭所带来的痛苦,母亲的境遇是那么悲惨。所以在她心中,是否结婚并不重要,只要是真心就行了。同居后林道静的生活,如果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是很美满的了。起居不愁没房子,吃饭不愁盐米油柴,老公还特会心疼体贴自己,哄自己开心。攀上了胡老,老公前途也越来越光明。可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林道静此人本身,是渴望自由,不甘平凡的生活,关心国事、有强烈爱国心的一人。随着除夕夜晚,魏三大伯的闯入,点起了第一次导火索,使林道静外出意外重逢了卢嘉川,慢慢慢慢的,在这些具体问题中,林道静和余永泽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
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迷人的爱情幻成了绚丽的虹彩,随着时间渐渐退去了它完美的颜色。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个年轻人都慢慢被现实的鞭子从幻觉中抽醒来了”。
林道静觉得余永泽不像他以前所想的那么美好,他原来自私、平庸,只重琐碎生活。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在时间面前已全部消失。
那么,余永泽呢?他苦心经营的温暖的小窝,眼看女主人的心往外飞着,无法阻挡。他也只好选择了让步。二人的结局,实乃志不同道不合。民族危亡的关头,只爱文学实在无法满足女主角心中“英雄”的形象。
另外一位,同样的北大学生、革命青年卢嘉川,在林道静的心里萦绕了许多年。从初始的启蒙到重逢的开导,林道静对于革命,对于共产党,对于所处的社会形势等等一切理解,卢嘉川都可说功不可没。他有爽朗的谈吐,潇洒不羁的风姿,诚恳、机敏、活泼、热情,更重要的是,他爱国,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保全一己者。他有作为,他站在学生运动的前端,领袖般的让人敬仰。在再也不是那个初来乍到,已略有成熟的林道静心里,这才是她真正的英雄。甚至为了革命,为了救祖国人民于受苦受难中,他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林道静为了这位英雄是那么的义无反顾。虽然直到离开余永泽,得不到卢嘉川的消息,她才直面这份感情,肯定的说自己以前不懂爱。对卢嘉川这样的人,她才是爱。
如果说卢嘉川对林道静指出,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而不仅仅是为了逃避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么,江华的出现,才真正的、更实际的点醒林道静,要接近农民、了解农村。革命工作不能脱离人民。因为林道静之前的理解里,革命是知识分子的事,没想到原来工人、农民,更广大的无产阶级都拥有革命的力量。
江华,原来就是北大的李孟瑜。他是大学生同时也是工人。比起卢嘉川来,他更稳重,更有城府。不过,他是那种很容易被淹没在人群里的人,不会特别出彩,扎眼。但日久相处下来会发现他踏实、有魄力、坚毅果决,会有很强的依靠感。那个时候,只不过林道静和李孟瑜没有相识的机会。否则,她就会知道,当时领导学生运动,像卢嘉川这样的人物并不特别、罕见。而江华此时出现在农村教学的林道静面前,也再合适不过。她需要更成熟的人儿来指引、相伴。林道静和江华在一起是做了许多革命的具体工作的。发动、组织农民搞麦收斗争。被捕后不投降屈服入狱一年。出狱后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领导学生运动。李孟瑜对于林道静,与其说英雄,倒不如直接叫归宿。
做女人难,做有理想的女人更难。不同时期,在林道静生命里出现的三个不同的英雄,也未尝不标志着林道静思想历程的三次转变: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向党靠拢的申请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再到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共产党,无产阶级斗士。林道静从家里出走那天,绝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依着自己的心来走,会走的这么远。不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不做靠别人养着的娇妻,不做单纯的书虫或女明星,不做投降叛敌的叛徒。其实,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样柔弱的一位女子,会有这么坚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