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以《黑色裂变》（以下简称《裂变》）为题，用了上下两卷的巨大篇幅，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卬的旧交，骗公子卬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卬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卬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卬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新法万岁！”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花了几个夜晚+一个周末，看完了《大秦帝国》的电视剧。电视剧只拍了第一部，讲商鞅变法的故事，原著小说的跨度更大一些。没看过小说，单评一下电视剧吧。电视剧讲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君主发愤，贤臣厉行变法改变国家面貌的故事。故事讲的也还不错，可以打4星，不过也就是一个故事而已，不能当真。
       史实上的不符就不说了，比如说那时候还没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打仗应该主要是战车，不会有那么多铁骑冲杀。而且作者为了讲故事，把一些史实歪曲了，比如龙贾军被灭应该是秦惠王时候的事情了，和商鞅没关系，却安在了商鞅头上，公子卬也没那么饭桶，是商鞅使诈擒过去的。剧中为了反映卫鞅的大才和变法的成就，美化卫鞅有点过了，对魏国丑化的太多了点。
       电视剧借古喻今的意图很明显，通篇强调法治，强调“以法治国”，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下。但商鞅变法，主要在于私有化土地释放了生产力，又通过奖励农耕和军功引导民众务农和从军（我党的土改与之有一些相似啊），给秦国提供了战争中很重要的后备力量来源。改郡县制，削弱封建贵族力量的同时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把天下纳入君主一个人的统治之下，加强了中央集权，从此再没有了能与君主相抗衡的力量。商鞅所谓“法治”，在于以严厉的法令强迫民众遵守，强调民众要守法，以便君主管理，至于法令为何如此颁布，如何修改，其权力全集中于君王之手，本质还是加强中央集权。“以法治国”，此法何来，电视剧里没有说，借古喻今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当时的秦国，或许是为了备战，商鞅定出了一套适合于当时秦国的法令，但是否能适应以后的情形，则未必了。另外，一变法立刻就有效果也和史实不符，史记里说“令行于民期年，秦国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电视剧里把这些都省略了，直接一个法令下去，秦国面貌就大改，简直就是“法治万能”嘛，可惜不符合历史事实。而电视剧在这方面的着墨太少了些。
       作者未能脱离通常的明主贤臣的模式。中国文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身怀大才，能遇到一个明主，然后尽施平生所学，成就一番功业，也为明主开辟了新天地。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以身报主，就是死也是为了君主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事业，死都是笑着死的。能遇到秦孝公那样以一国托付一人的君主就是读书人的梦想，能对自己所说完全言听计从，即使兄长被割掉了鼻子也没有半分怨言，就是死了也还想着怎样让自己能够功成身退，真是知己啊。“君明臣贤”，这是多么完美的组合呀。所谓“学成文物艺，货与帝王家”，大抵如此。不过，这好像有点过于简化了宫廷政治的残酷吧。每一次变法条令的颁布都是一次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引来利益受损方的反弹，何况是涉及到一国的变法。剧中居然反对方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国君死去新君即位才发难，这不合常理，不过便于讲故事罢了。
       剧中商鞅的塑造也有问题，简直太完美了，完美的都不像是个人，而是个神了（鲁迅评价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话也能放在这儿）。这是作者或者编剧想象出来的，不符合历史。商鞅车裂而死，剧中搞的很煽情，好像民众都很舍不得，不过是朝中几个老权贵大臣对他不满，但事实是商鞅死后，“秦人不怜”，因为其为人过于刻薄（太史公语）。作者希望有一个商鞅式的人物的愿望是好的，但因为不符合现实，有些太自作多情了。历史上变法是很残酷的，其中也有很多艰难险阻，商鞅也不可能像电视剧里刻画的那样尽善尽美，是一个道德完人。变法过程中必然有各种权谋，诡计，甚至刀兵相见，把这些都略去不谈，而只是刻画商鞅的道德力量，好像有一个商鞅这样的道德完人+旷世奇才再有明君的支持就能保证变法的成功，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商鞅变法，是给民众画了一个变法的大饼，讲了一个变法的童话，太假而无法当真。商鞅变法历史上是成功了的，虽然最后他受车裂而死，他的那一套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如果能比较真实的复原那一段历史，让人们了解 2000多年前那次变法的过程，对今天还能有点借鉴意义，如果用这样一种“童话”的方式描述当年的变法，饼是画的很好，却是一副春药。
       还有剧中的道德观也有点不对，太是非分明了。剧中商鞅等变法一派看起来很有道德，而反对派甘龙等人则是私下里搞阴谋诡计的主儿，很符合国人辩忠奸的是非观，不过想一想就知道，这不可能啊。为啥一定一边就善良一边就邪恶呢？要是商鞅这边出几个不那么善良的，是不是这变法就错了？甘龙那边有几个正直的，他们就是对的？变法是公事，为啥一定要和私德相关联？这种忠奸模式，以后还是少来一点吧。
       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剧总要有几个女主角，剧中安排了几个红颜知己，有商鞅的，有嬴渠梁的。这个安排也是有点让人不知道说啥好。你要说感情深厚，这些人的感情有些伪了，都不像真的。你能忍受刚怀孕就被迫分开，自己一个人住深山里，养育孩子十多年不见孩子他爸？还是为另一个女人让道。这也太虚伪了点吧。嬴渠梁娶玄奇也很奇怪，最后嬴渠梁死了，玄奇就又回墨家了，你当过家家呐？这还是文人的酸腐气在起作用，有一个明君，有一个红颜知己，人生何憾呐。
     《大秦帝国》的小说我还没看，以后有机会或许会看看。电视剧，看看可以，不过不要太当真就是了。

《战国策》里的卫鞅：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我曾疑心秦孝公传位商君而商君辞不受的情节太像刘备托孤，只是电视剧编剧的一厢情愿，没想到是出自《战国策》。我曾疑心秦惠王杀商君是觉得他威望太高自己没了位置，就像秦始皇杀吕不韦一样，《战国策》跟我的看法一致。


《史记》的《商君列传》基本上是卫鞅一生重大转折点的记录，电视剧主要沿用了这些说法。公叔痤向魏王荐鞅、景监向秦孝公三荐鞅、甘龙杜挚反对、鞅从左庶长到大良造到商君的升迁、徙木立信、太子犯法黥劓其傅、迁都咸阳、魏割河西之地献於秦、赵良劝商君退隐而鞅不听、客舍拒鞅等。
这里提到卫鞅变法的一个理念“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大意是要做大事就不能听大家的意见，因为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要的是结果，结果才重要，过程是什么不重要，电视剧里沿用了这个重要的理念，并加以阐发，使商君的法治思想堪比资本主义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和伏尔泰。
这里记载了卫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什伍连坐法，即鼓励人民互相检举揭发，说高雅些就是要积极开展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激赏军功，即奴隶有军功也可以封爵（“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禁止私斗（这不是电视剧的原创，“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废除爵位世袭制（“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行郡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行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等等。这些制度的设计不仅使卫鞅成为令秦国面貌焕然一新的总设计师，也是封建社会制度的设计师。其设计制度的功力堪比为资本社会设计三权分立制度的孟德斯鸠。
司马迁是治学严谨的人，他肯定了卫鞅在秦国的重大影响力，肯定了卫鞅变法促进秦国国富民强（“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他对卫鞅事迹的记述大抵成为了我们对历史上的商鞅的认识，同样是这些事，《大秦帝国》里塑造了法神而且是秦由弱到强的奠基巨人卫鞅的高大形象，司马迁却得出这些结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是什么原因呢？《史记》对卫鞅的贬评，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对酷吏的心病，因为他自己就饱受宫刑之苦。而电视剧对商鞅刑罚严酷的解释是战时变法的艰难，而秦惠王除恶务尽的理念又仿佛为以后秦法日历严苛埋下了伏笔。


《吕氏春秋》里也记载了公叔痤向魏王荐鞅而魏王不听后悔的事：
魏公叔座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嗟！疾甚矣！将柰社稷何？”公叔对曰：“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则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为悖。
如果说司马迁对卫鞅有偏见，我想那是肯定的，因为有一个说法是短命王朝的史书是由后世写的，后世对短命王朝的人都是恶评为主。那么《吕氏春秋》作为本朝记载，大抵属实吧，这里也记载了卫鞅对公子昂无信便大抵符合史实了吧。不过“兵不厌诈”，《吕氏春秋》以此来说卫鞅做人不讲信用而自食恶果也太生硬了吧，《史记》以此来说卫鞅“少恩”也太牵强了吧，对敌军“少恩”又怎么了？电视剧对卫鞅胜公子昂是光明正大的解释，我以为是合理的。
（《吕氏春秋》：公孙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责，非攻无以。於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於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


《史记》在《秦本纪》里也有对孝公和卫鞅的记载，进一步肯定了卫鞅在秦国历史上的影响力。在这里司马迁提到的孝公下求贤令，在求贤令里“数落先君”（“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说愿与大才共分秦国（“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我原以为电视剧编剧太有才了，为了塑造孝公的高大形象把求贤令也写得这么好，原来是出自《史记》的《秦本纪》。在这里司马迁再次提到卫鞅“因景监求见孝公”，再次提到卫鞅变法的大概内容“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再次提到卫鞅变法的主要阻挠者甘龙和杜挚。提到“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看上去好像卫鞅退隐是因为“宗室怨鞅”，其实司马迁也没说这有因果关系啊，所以电视剧里美化卫鞅退隐，我觉得编剧也是合理的。


古时候就有许多文献沿用了《史记》里对卫鞅的描述。如《文选》：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曰：献公卒，子孝公立。又曰：卫鞅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励战死之士。赏罚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诸侯毕贺也。〕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记》曰：卫鞅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曰：卫鞅击魏公子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在同学的推荐下接触了《大秦帝国》一剧的第一部，由于第二部的拍摄尚未完成，下文都以《大秦帝国》称，一个寂寂的黑夜里看第一集秦魏大战的壮观场面便不觉被该剧吸引，看完51集的电视剧，更是意犹未尽，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数月已过，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于是想到用文字梳理下自己的所感所想。

电视剧开始的秦国处在纷乱的战国时代，在以前的思维中，可能更多是光荣游戏的影响吧，中国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和日本的战国时代是两个毗邻的东亚大国得以相较的大争之世，对于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匮乏的，民间也缺少优秀的，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历史小说来描述那个时代，看完《大秦帝国》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战国时代才是华夏文明的正源，七国争雄，百家争鸣，万马齐喑，那个时代，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卷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秦帝国》是孙皓辉先生耗尽十余年的心血完成的巨著，上追商鞅变法成强秦，下记楚汉横空秦烟灭，共6部11卷洋洋500万字，孙皓辉先生从93年冬提笔，至01才完成整个创作，耗去了堪称具有创造力的人生盛年的全部时光，甚至为此辞去了西北大学的教职，在相关媒体对孙皓辉先生的采访中，孙皓辉先生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说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大秦帝国》凝结了我所景仰的一个大目标——正面展现中国原生文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最饱满的生命状态。如果这个题材不具有文明制高点的意义，我绝不会投入生命中最宝贵的全部盛年时期。”看见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对孙皓辉先生是充满敬意的，他用自己几乎全部的心力完成了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贡献，也让我用更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这样一部作品。

电视剧《大秦帝国》是由小说《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改编而成的，大凡优秀的历史剧背后都有优秀的历史小说作为支持，我看过的历史剧不多，在《大秦帝国》之前，《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两剧是我非常喜欢的，明君强臣，在历史的广阔海洋中，掀起了的也许只是涟漪，带给我的震撼，却是惊涛骇浪，然而在看过《大秦帝国》之后，不得不说，它们在我心里的光芒黯淡了许多，因为《大秦帝国》不是一部歌颂明君强臣的作品，这部电视剧里所有的人物彻头彻尾都是为法治强秦服务的，不论是英勇刚毅的秦孝公，胆识过人的商鞅，英气纵横的景监，车英，深明大义的太后还是快意恩仇的上将军赢虔，甚至是老谋深算的甘龙，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都是为这部电视剧的法制精神服务的，“法”，是《大秦帝国》中大于一切的存在。

故事梗概

战国初年的秦国，是孱弱的，只能在天下鄙秦的目光中以一次次的军事胜利来还击，马革裹尸的秦穆公嬴师隰用自己的血性来证明了秦国这个陇西霸主的桀骜，但他并没有能够改变秦国弱国的现实，穆公虽死，秦国未强。

强秦的重担落在了后代君主秦孝公赢渠梁的身上，他和他的兄长赢虔相扶相持，患难与共，在忍辱负重中走出了秦国亡国的阴影，开始了强秦之路的抉择，在那个的时代，各种学说流派都在实践着自己，儒家的民贵君轻，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之治，在乱世之中要走出一条富国强兵之路，秦国的统治者看见了法制强国的法家，法制派的商鞅来到这个国家开始进行他大刀阔斧的改革，郡县统一，唯才是举，废除井田，开创阡陌，摧毁隶农贵族制，这样翻天覆地的战时变法使秦国在二十年内从孱弱走向了强大，河西大战，收复函谷关，秦国，在群雄并起的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得罪权贵的商鞅最终在车裂的酷刑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心力交瘁的秦孝公在壮年溘然长逝，然而法在秦国得到了完整的延续，秦国的强大并没有被颠覆，这是比后人的赞誉更高的成就。


主要人物的浅析

秦孝公与商鞅：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很难分开谈论的，他们彼此扶持，在那个互相猜忌，尔虞我诈的乱世演绎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君臣情深，我想每一个观众都对他们的誓言记忆犹新，“君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秦孝公成就了商鞅的理想和抱负商鞅也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他们有过矛盾，有过纷争，但从来没有猜忌，没有怀疑，就好像赢虔说的那样，老夫陪商君和渠梁走到底，在秦国强大的道路上，秦孝公和商鞅，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

秦孝公《大秦帝国》并不是一部讴歌君主的作品，但侯勇完美的演绎出了这个使秦国走向富强之路的君主的形象，厚重的嗓音，沉稳的步伐，他身先士卒，披坚执锐，隐身庙堂，推动变法，在生命的巅峰意犹未尽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用残缺的一生诠释了属于男性的完美，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君主，赢渠梁，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能做到的事情很有限，没有横扫六合，没有一统天下，嬴渠梁在任时的秦国不过收复了河西。然而有不再贫穷的国人，有不再衰败的军队，有他和商鞅的生死相扶，有功成名就后的一醉方休。他并没有让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太多的的墨迹，但他却用二十年完成了秦国的崛起。

秦孝公并没有商鞅那样傲人的才华，然而他却有忧国忧民的热忱，鞠躬尽瘁的品格，在变法的过程中，他不停的视察，不停的支持商鞅，不停的推动着秦国变革的步伐，他用自己平凡的举动演绎了一个不平凡的帝王，他就是秦国强盛的开始，他就是秦孝公赢渠梁，人生匆匆四十载，对于赢渠梁而言，足矣。

商鞅刚看见商鞅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不羁的名士，不论是为了营救公叔座时单骑赴秦国，在魏都大梁大盘灭国棋下指点乱世还是和孟轲唇枪舌剑的争论，用白雪的话说，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游侠，一个狂士，一个像纵横家们一样的人物，让他留在历史上的很可能是他的才气，而非他真正的作为。

然而当商鞅开始埋头在秦国变法之时，王志飞的表演开始深入这个人物灵魂的深处，如同易中天所说，我们对历史人物，总是停留在道义的指责中，我们只是记住了曹操的凶残和诸葛亮的忠义，我们只是记住了商鞅的无情和嬴政的神经质，但是这些人真正做了什么，却不被人所关心。而伟人是脱离这种评价的，评论政治人物的唯一标准在于他行事的结果。那么，就如同当年明月对张居正的评价来说，商鞅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人。他想让更多的秦国人过得更好，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富裕和强大，他得罪了能够得罪的所有人，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结局，而是明白新法的成败也就决定着自己的成败。变法成功了，秦国已经崛起，那些长夜里的奋斗都已经成为过去，当商鞅和秦孝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被天下遗忘的昔日强国，即将用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我说，足够了，即使我是商鞅，即使背负了两千多年来的恶名，我也可以骄傲的说，足够了，善良和邪恶都已经不能够去评价这个人了，他翱翔在道义的谴责之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不容置疑的那个瞬间，那就是，秦国的强大。

赢虔：这个充满着强烈的雄性气息的角色是大秦帝国最勇敢的骑士，荣誉似乎是他生命的一切。如果说商鞅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能够牺牲的一切，那么嬴虔则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苦苦坚持着。面对残酷的现实，赢虔看清楚了历史的真相，二十年后冷峻的赢虔是让我震撼的，栋梁拆的奥妙让我看见了他高妙的政治手腕，斩除商鞅来稳定士族，坚定的支持变法来维系秦国的强大，赢虔的很多话至今在我耳畔回荡。
“世间事，在人，在志”
“心志不同，对大势的判断也不同，心坚则可，心动便不可”
二十年前披坚执锐的上将军和二十年后冷峻的商鞅的斩除者，竟然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赢虔。
这样的角色，无法评价善恶。大秦帝国里出现最多的，其实都是这种无法用善恶评价的人，比如商鞅，比如嬴虔，比如庞涓，他们总是选择用耀眼的光辉和同样耀眼的阴暗去刺伤我们的眼睛。

甘龙：这个狡黠的三朝元老在政治上的高妙不得不令人佩服，甘龙的那句“飓风过岗伏草惟存”一直被我引为经典，他的心智一直是最为我叹服的，他并不是凭借着老世族的实力消灭了商鞅，他凭借的是自己对人心的透彻理解，凭借的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阴谋智慧。他用一次隐秘而便于操作的调包事件，给商鞅竖立了两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嬴虔，嬴驷。我还是很赞赏他的，他并不是个小人，任何敢于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物都不是小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甚至是秦国旧制的坚决维护者和殉道者，是所有被新法损害的人心中的领袖人物。甘龙这样的存在，我觉得，就是英雄背后的阴影吧。

景监和车英：商鞅变法的左膀右臂，景监是沉稳有为的邦国重臣，车英是英武豪放的军中大将，他们追随了一个叫做商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秦国富强的道路上相互提携，不离不弃，在成功的夜晚里和商鞅一起一醉方休，他们是那场中国历史上伟大变革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他们并没有秦孝公和商鞅那么伟大，但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感动。

感情线并不是《大秦帝国》所要着力表现的，但片子的几个女子还是让我很动容，高圆圆扮演的白雪演绎出了那种只可能在戏剧中出现的女子，聪慧，高贵，大方，几乎是完美的存在，玄奇的扮相是最让我心动的，精致的五官和清秀的面庞，她用自己的青春陪伴秦孝公赢渠梁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大度的秦国公主让我看见了女性伟大的付出与不悔的选择。

子岸在和赢虔对峙的过程中阵前索死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很想发自肺腑的说一句，子安将军，壮哉。深明大义的太后在剧中各个情节中的举动都让我们不得不发出来自心底的敬意。墨家总院的领袖，白氏的商人，还有公孙贾，赢驷，王轼还有很多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支撑起了我对《大秦帝国》由衷的喜爱。

战火纷飞，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最精彩的一出戏，这个时代人心很单纯，有恶魔，有英雄，有狂人，有大师，但是少小人。他们活得很自如，当周王朝的王道礼制开始崩溃的时候，思想爆炸的华夏大陆，体现出了空前绝后的神采。

《大秦帝国》中的法治
诚如我前文所言，《大秦帝国》所要表现的核心并不是那些明君强臣如何治国安邦，而是“法”的力量，这也是我看完《大秦帝国》感受最深的一点。

乱世必用重典，强国须行法治，然千年已过，当今华夏仍未达到堪称理想的法治社会，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感情，完美的法治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但的确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追求，人心似海，靠一两个强人来推动社会永远只是一时，我觉得完美的法治达到之时可能也是人类的灭亡之时，因为人类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情感，但只有在追求的道路上，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儒家，道家，墨家，都是诛心的学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只能用来修身养性，不可用来安邦理国，否则社会进步举步维艰，在秦国强大的同时，奉行王道的鲁国早已被春申君的铁蹄踏过，在看《大秦帝国》之前，我对于战国时各个思想流派并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仅止于高中历史课本上的那些介绍，看了《大秦帝国》之后，我认识到，“法”，确为强国富民的根本，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言，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的确，有良好的制度去约束管理，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社会还击，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法治社会的建设才是中国的千秋基业，和谐社会只是表态，没有健全的法治，和谐无从谈起，只能是空中楼阁，镜中之月，水中之花。

上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课，背了这么多遍资本主义革命的意义，对于法治的认识实不如《大秦帝国》一剧，有如此影视作品教化国人，弘扬法治，民族甚幸。《大秦帝国》真正精彩的地方，不再剧情，不在演员，在于法治精神，这是与一般历史剧歌颂明君强臣截然不同的地方。

看到25集赢虔受劓刑被割掉鼻子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秦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赢虔这样深明大义的人，那个时代的法治完全是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摒弃了个人感受，如此法治，是与儒家，墨家，道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它没有“仁”“爱”，只有法，不看人心，只凭法度，现代提倡的法治融入了很多人道主义精神，虽不及古人严密，却是以人为本，经过前年的变化，进步了很多，然战国乱世，强国的确是第一要务，摒弃它学，自有合理之处，法家，的确是当时的秦国无出其右的选择。第一次觉得自己看历史剧可以看的如此理性，最重要的不看君主英明，武将勇猛，而是看法度严明，《大秦帝国》当为中国影视界的异彩。

《大秦帝国》中的法治的确是有缺陷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治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不得不令人叹服，充满人性的法治社会形态至今仍在不断的追求之中，秦国的法度严酷，商鞅的酷吏之名也并非凭空捏造，但暴政并不能但看杀的人多不多，而是要看得不得民心，秦国残酷的刑法虽违人道，但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秦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大一统时代的开创，华夏文明当之无愧的奠基石。

《大秦帝国》之外想到的

《大秦帝国》的故事发生在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堪称华夏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不论是剧中倡导的法治，还是儒家的民贵君轻，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之治，各个流派的学者都在创立和实践者自己的学说，虽然商鞅是唯一的成功者，但其他人并不是失败者，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过于张扬导致了被魏攻打一蹶不振，但这些富于深刻历史意义的举动却留给了后人宝贵的教训和经验，思想的争鸣，学术的论战，中国每一次的大变革时代都是思想变革的先行。

在两千年前壮丽的战国时代，我们看见百家争鸣后法家在秦国的实践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当时被打压的儒家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稳定时期后统领了中国学者数千年的思想。

两千年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新的思想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萌发。

十八世纪中期，在鸦片战争中饱经蹂躏的中国大地上，汉族官僚看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他们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洋务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对于近代中国拉开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日本的坚船利炮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年轻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在向中国学习了千年之后走在中国的前面，有为的中国青年在日本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他们在前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下开始了对于西方先进制度的学习，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在华夏大地掀起了又一阵思潮，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主的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革命派开始引导中国新一轮的思潮，与沦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思想界的争论，直到五四运动掀开中国革命新的一幕，思想界的交锋，引导着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了新的历史纪元。

不论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民族前进不竭的动力，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少年强则中国强。百家争鸣，是不应该被我们这代人忘却的东西。

2008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中国年轻一代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大秦帝国》中老秦人的坚毅与团结，秦国当为华夏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让我们看见了中华民族在战国舞台上的缩影，行为至此，脑海中回响的，依然是那句

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

10日起，侯勇王志飞高圆圆主演的《大秦帝国》在搜狐高清开播了；据搜狐数据显示，几天播放下来，该剧日均点击率过百万，且呈现折线上升趋势。在此恭喜。
我2008年在网络上已经观看过此片，后来也重看了两遍；今年九、十月间在网络搜索此片时，发现这电视剧居然在优酷与土豆都下线了，——电视台要播放了？搜索下来，终于发现其将于12月18日在陕西卫视、东南卫视、河南卫视、河北卫视四大卫视播放（搜狐高清频道为其在卫视播放预热）。
再过些天，该剧就要在四大卫视同时开播了。网络称，12月16日该剧将在四卫视举行开播首映礼。这么好的片子注定要出名。同时，北京等卫视也将对其进行二次播放。
去年12月份在网上我是加班加点，每天都要到3点睡觉，最后看完，随后隔日就会去点击一下，对其，我啧啧称赞。

09年，《大秦帝国》能在美国、墨西哥、日本与韩国等国家播放这都不是这部电视剧制作的初衷，我想，编剧孙皓辉与导演黄健中想通过该剧传达出某种东西或者说是精神是想要我们这些最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这些东西，明白在纪元前的300与400年间，中国的战国时期，我们的仙人在做些什么与想些什么。另外，搜狐网络开播能够取得这么大的点击率，且轻易地击败《蜗居》，说明《大秦帝国》到底是有东西吸引着普通百姓。

我想称赞这部片子，当然首先得抑之。
抑之一：秦孝公时期中原还没有骑兵队伍，作战以车兵与步兵为主。中原第一支骑兵出现于赵武灵王时期（前340年—前295年），由于赵国北临匈奴等少数民族，且常受他们天然骑兵的攻击，故武灵王学习胡人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中原这才有了第一支骑兵。赵国依靠其强大的骑兵战力，迅速成为强国。此后，各国相继仿效，才都有了骑兵队伍。《大秦帝国》中几次出现骑兵冲杀场面，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商鞅变法时期大概为纪元前356年左右，继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产生约35年左右时间。
抑之二：商鞅之死为虚构。真实商鞅之死不是像电视剧中那样美化，与红颜白雪共赴死难。真实的是孝公死后，公子虔在惠文王面前伪告商鞅谋反，惠文王畏惧商鞅功高盖主，也有意除之；商鞅之后，有欲逃向魏国而被拒，无奈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兵败被俘。”商鞅攻打的郑，即是西安事变豫皖主任刘峙军攻下的华县。“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抑之三：主要人物虚构。如商鞅之红颜白雪，秦孝公之妻玄奇都为作者杜撰人物。而那个白氏商社总管侯嬴则是提前了他的历史出场时间。他呢是秦赵长平之战中救赵国之人。他是信陵君的门人，出谋划策让如姬盗窃了魏王虎符，这样十万大军才开赴前线救了赵国。
抑之四：提前历史人物出场时间，如窃符救赵的侯嬴。
还有些许瑕疵，不一一诠释。

而其之优点除了语言新鲜与场景恢弘外，当有其下几点：
一。其为秦人创业史。《史记》记载秦缪公以来，秦历经300年来是彻底输尽了积累。百姓常年参军征战沙场至死也未得军工，贵族内讧却是利益继承，秦人散沙而只是争斗内斗，国家纲纪紊乱，百姓贫瘠痛苦……传至秦孝公时候，孝公殚精竭虑，决意富国强兵，开列国求贤风气，得商鞅而变法两次，20年来秦国旧貌变新颜，国富民强。
二。其为中国法制史。战国时候，三教九流当属墨家与儒家旺盛，尤其是墨家特是震撼。而其他也在变化发展。商鞅是法家学派，从其一生来看，法家在其身上发展到新的高峰，是法家的最大实践成功案例。法家要求的是依法治国，邢上大夫，故而公子虔在太子犯法时候得到劓刑。
三。其为爱情史。看惯了现在的爱情，铜臭中透射出世俗与无奈。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爱情在谈论的是什么呢？我付出的比你多，我获得的很少，你对我怎么……原来我们的爱情在温馨的时刻中原本就被世俗所包围……看到白雪与商鞅，玄奇与孝公，或许，你对这样的爱情也会有所期待。
四。其为思想史。春秋战国，这这块国土上，有着这样的画面：学子们周游列国，求学布道，参与辩论，参与国事，张仪苏秦之辈，泛游四海……齐国齐桓公建立稷下学宫，作用是提供学术交流的场所，并期待发现治国能人；当时之名气，吸引无数三教九流之学子，成为学术争辩的热闹场所。这使我想到了现在的台湾大墩书院不时还有学生在其中上课学习。前些天去了趟梁山伯祝英台曾经读书的万松书院，人烟稀少；真不知道无锡的东林书院现在是什么场景呢？
五。墨家精神史。我曾经无数次感叹墨家奈何在春秋战国繁盛于儒家，奈何后来却不是。只能慨叹！从《大秦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墨家的牛逼了吧，虽说夸大了点墨家的实力。但是，但是的墨家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只要接到矩子令，则是要全力完成任务……后期的墨家有些人去搞自然科学去了，而有些呢坚持理想，成为了曹植笔下的游侠儿形象。以至于，我一直怀疑日本武士精神的渊源。因为，中国专家说是出于儒家；但是，大中至正的儒家确实如历代的孔子后裔的识时务，——新王朝成立就上书支持中央。而当时的游侠儿精神在武士的身上似乎很有影子。
六。务实改革史。这部片子曾经想上央视但没有成功，网尚流传的说法都是法治影射当今，学术影射当今……说法不一，但是大家也没有说错，不过，真正的原因还要让央视后悔去……然而最近，我一直在研读日本的明治维新史料，不得不叹服日本改革的成功。可以说，日本的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唯一真正成功引例。孝公时期，孝公可以“动摇根本”，说祖宗的不是，力排老氏族的阻挠，下求贤令，改革秦之弊端，才为秦日后统一中国打好基础。而现今之中国解除禁海令已经30来年，改革进入关键阶段；若不前进后徘徊不前，那100年改革也是枉然啊。日本改革不计少数团体之个人利益，以国家计，叹服！
这是我总结的几点，优点肯定还有。

这样的电视剧实在少，当下中国的影视状况能有这样的作品确实不错。若是国家放开审片制度，设立影视级别制，那中国这样的影视肯定会更多。
当然，也要说编剧与导演的不是了。拍来拍去也就是这《花木兰》，都炒饭几次了？要拍女性题材的，那中国值得拍的女性是大有人在啊。正史中唯一进入列传的秦少保秦良玉不是最值得拍吗？人家四十多年的征战，封为侯爵，怎么就没有人去拍呢？还有这个《潜伏》《风声》啊这些间谍门事件，又哪里能够比的甲午间谍值得去拍呢？中国甲午战为什么会败？因为他们收录了多达2483页的中国“国情”，因为我们的举动他们都知道，我们当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7000多吨位，而日本也就是3000多点……1886年汉口的乐善堂，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机构……这样的“潜伏”不值得去挖掘，对于影视工作者。“选择性遗忘”的中国和日本，日本是欺人，中国是自欺……假如战事再开，自欺的中国人能不能逃过甲午的阴影？现在的日本已经有“准航母”了，我们的论坛都在吹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人民……
最近公务员考试说有军事题了，很多人都是猜的，幸运与不幸运都该知道现在各国都在间谍门，各国都在要利益，一定时候开战在所难免。如果不懂军事的话，如果对军事没有兴趣的话，最好像阿甘一样成为跑步天才，好逃跑。

但愿，中国真正务实，自欺的结局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当时战国时候，孝公敢于务实，秦公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