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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时旸）
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
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
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首发深焦DeepFocus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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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西宁影展闭幕片，绝对应该在巨幕和环绕立体声影院里观赏的精彩电影！写实的视觉再现与MV炫技式的手法，将真实与想象交错，俄罗斯绘画学派式的黑白光线处理，让人十分享受。
作品表现了80年代前苏联两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及生存状态，充满激情与才华。仅用一段婚外情作为主情节，虽完整、含蓄，但仍显单薄、乏力，是影片的弱点。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讲述英籍职业杀手受聘暗杀法国总统戴高乐，而法......
播放指数:2810℃
《盛夏》 HD中字在线观看 - 剧情片 - 芊芊影视-2025【实时更新】完整版电影电视剧全集-芊芊电影网 http://www.dahuol.com/vodplay/29959-1-1.html
（文/杨时旸）
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
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
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首发深焦DeepFocus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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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西宁影展闭幕片，绝对应该在巨幕和环绕立体声影院里观赏的精彩电影！写实的视觉再现与MV炫技式的手法，将真实与想象交错，俄罗斯绘画学派式的黑白光线处理，让人十分享受。
作品表现了80年代前苏联两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及生存状态，充满激情与才华。仅用一段婚外情作为主情节，虽完整、含蓄，但仍显单薄、乏力，是影片的弱点。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