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真正关心雪豹的人？

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万玛才旦导演的遗作《雪豹》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在雪域高原上，一家牧民的羊圈被雪豹袭击，死了九只羊。围绕这一事故，四个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了争执与纠缠。

牧民是事故中蒙受损失的人，大儿子金巴把“凶手”雪豹围困在羊圈里，严加把守，执意要等政府赔偿才肯放手。

牧民家的小儿子、年轻的“雪豹喇嘛”对雪豹抱有无限的悲悯与同情，并与这只“涉事”雪豹有过两次过命之交，产生了很深的羁绊。笃信藏传佛教的他希望哥哥无条件释放雪豹。

闻讯赶来的当地记者似乎并不关心雪豹会否获得释放，牧民能否得到赔偿，只想多拍一些有料的素材，甚至在牧民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依然热热闹闹地为同事庆祝生日，上演“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来现场处理问题的基层官员和民警，只是催促牧民赶快把雪豹放走，赔偿的事却模棱两可地一带而过。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任何闪失，谁也负不起责任。

●《雪豹》剧照。

基层官员要求先放雪豹，牧民要求先赔偿，事情就这样陷入僵局。各色人中，只有两人做出了试图打破僵局的举动。一个是“雪豹喇嘛”，他提出把自己用于拍摄雪豹的相机卖掉，以赔偿哥哥的损失，然而提议被哥哥拒绝。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父亲，他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去拉萨朝圣的路费，试图解决争端。

二、只拍出冰山一角的电影

人要养羊换钱，雪豹要吃羊续命，双方都在各自的世界中做着正确的事，这却让他们成为了仇敌。影片《雪豹》并没有深入分析雪豹袭击牧民牲畜的原因，而更多聚焦于事件本身的冲突。

雪豹无法获得释放，看上去是因为哥哥金巴太固执：只要他不执着赔偿的事，放走雪豹，所有人都可以相安无事，皆大欢喜。然而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地推脱到受害者身上，这位牧民并非绝对的“一根筋”，他坦言如果雪豹只是咬死了一两只羊，自己不会计较，权当对雪域精灵的供养。但他被咬死了九只羊，对于生存条件本就艰难的牧民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他还认为，问题的根本是自己的猎枪被没收了，使雪豹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它们才会越来越肆意妄为。

然而雪豹频繁袭击牧民的牲畜，真的只是因为牧民没有枪去震慑它们吗？野生动物毁坏农田、袭击家畜，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它们的生存环境被压缩或生存受到威胁。不管是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逐渐碎片化，还是全球变暖导致的林线上移，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到底是谁闯入谁的生活？

影片中的情节，让我想起2021年轰动全国的云南大象北迁事件。一群亚洲象从它们的原始栖息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一路北上，到达500公里以外的昆明，最后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才回到栖息地。

大象短距离迁徙并不罕见，但是这群亚洲象此次北上的路程，早已超过了迁徙的范畴，并且其过程没有遵循固定的路线，因此科学家认为，这并不是迁徙，而可能是在寻找新的家园。

事实上，在政府和民间的保护努力下，中国的野生大象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93头增加到今天的300头左右。数量增加意味着它们需要更多的栖息地。但是，城市化和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加，导致大象栖息地进一步破碎、流失和减少。

然而，恢复或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工程。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电影中的“人兽冲突”频频发生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作为小农，我共情谁

如果让几年前在城市打工的我看这部影片，或许最打动我的会是充满悲悯之心的年轻喇嘛。如今作为农民的我，不自觉开始共情牧民。在过去一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农业，需要做出多少让步与牺牲。

●一棵刚刚套袋完成的桃树，整个5月份都在忙着给苹果和桃子疏果、套袋。

从食通社第一期生态农业实习计划“毕业”后，我来到威海，独自经营着一个小小的生态果园。果园坐落在一个半山腰上，北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山上的自然风景区，南边是一片杂树林，东西两侧各有一道浅浅的山沟，山沟那边是别人家的果园。

●果园被群山环绕。

自从去年春天接手这座果园之后，我开始实践生态种植模式，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做酵素，做堆肥，果园留草，增添作物品种，提升物种多样性。一通操作下来，没有农药化肥的黑科技加持，第一年产量果然少得可怜。

●践行生态农业，用杂草堆肥。

因为处于山林的边缘，果园中常常出现野生动物的踪迹，喜鹊、雉鸡、野兔等等，来访者络绎不绝。

鸟儿们喜欢把刚播下的种子刨出来吃掉，或者飞到枝头，去啄最大最熟的果子。野兔口味刁钻，对一般的杂草不屑一顾，唯独偏爱豆科和十字花科植物，无论是种大豆花生还是萝卜青菜，都会在刚出苗的阶段就被吃个精光。

●英国著名的连环画故事彼得兔讲了几只聪明淘气的野兔在菜园和人类斗智斗勇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当故事发生在自己头上时，兔子就显得没那么可爱了。

然而隔壁果园的大叔大妈们种的菜都好好的，只有我的菜遭殃。一打听，才明白为什么鸟儿很少祸害他们的庄稼。他们会给种子拌农药，这样既能防止土壤里的虫子吃种子，也能防止鸟儿刨种子吃。至于野兔为什么只来我这，对比一下两座果园不同的场景就清楚了。别人的果园，地面杂草被锄得干干净净，而我果园里的草都齐膝高了才会割一次，野兔去别的果园太容易暴露目标，而我的果园则到处都是它们的藏身之所。

与影片中的牧民一样，我最初也因为果园的损失而迁怒于这些的野生动物。明明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就是想保护生态环境，而当果园的环境好了，吸引来小动物时，我却开始嫌弃了。

●留草的果园，成了野生小动物们的乐园，在地上捡到雉鸡的羽毛。

自我反省一番之后，我开始积极探索在不给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前提下防兔和防鸟的方法。我试过给菜地围篱笆，但是一来篱笆防不住鸟儿，二来在威海动辄七八级的大风中，我的简易篱笆撑不了多久就被吹倒了。还试过用气味和声波来驱赶野兔，结果依然无济于事。最后在一位农友的建议下，我用防虫网搭起小拱棚来隔离鸟儿和兔子，现在终于能小面积种植豆子与蔬菜了。

与隔壁果园用农药就能搞定的情况相比，我真是大费周折。但这种劳心费力，在我选择走生态农业这条路之前，就做好了思想装备，所以并不觉得苦。

●在农友建议下用防虫网搭起的小拱棚。

虽然在野生动物给农牧业带来的麻烦上，我共情影片中的牧民，可我们的处境毕竟不同。我之所以决定放弃大城市光鲜亮丽的工作（aka.互联网大厂社畜生活），从事生态农业，是因为认可生态农业的本质并不只是为了生产安全的农产品，而是为了让农业和环境有一个和谐、可持续的关系。在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之后，主动选择让渡一部分我作为农民的“利益”给大自然。

而生活在高原牧区，在现代社会“隐形”的牧民，几乎都是被动地承担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在追求GDP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喊出“不惜一切代价”达成某目标的口号，却往往忽略了真正承担“发展的代价”的人群是否心甘情愿。当环境问题成了全球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时，人们才纷纷谈及野生动物保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政府的决心，看到科研人员的努力，却极少能了解到因为野生动物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底层农牧民的情况。

这也是我一直欣赏万玛才旦导演的原因：他不会用猎奇的视角去展现藏民的生活，而是抱持着对生命的关怀，去探讨平凡的个体与时代、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雪豹》仿佛是一面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的棱镜，用来探讨人与天地自然如何共处的哲学命题。此刻正在威海山中务农的我，格外感谢万玛才旦导演，让我在千里之外的小镇电影院，真正看到了牧民的处境。走出电影院，我也要继续用生态农业的实践来探索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图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梅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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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逝的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代表作：《银河系漫游指南》），写过一本《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成书于三十多年前，据悉是他卖得最不好的一本书。

英文书原名，叫Last Chance to See，意为冷漠自大愚蠢无聊的人类，当他们把视线投向一个物种，很可能也是亲见这个物种的最后一眼。这并非无来由的感伤泛滥，而是有触目的现实警醒——书中写到的北白犀、白鱀豚，已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道格拉斯又高又壮，万玛才旦安静儒雅，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书里的动物与电影里的生灵，让我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而我们在电影院，目光投向银幕上的《雪豹》，实质上也是看万玛才旦作品的最后一眼——也许再多一眼。

《雪豹》里的雪豹，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句话电影里会出现几十次），但也不止是雪豹。如此薛定谔的断句，有雪豹出自CG特效的意思。它也可以是台湾的云豹，印第安人的美洲豹，原住民视之为“祖灵的化身”。作家吴明益在《苦雨之地》，写了一名化身为豹的人物角色，“他们只会在痴人的面前现身，其余世人俱皆不见”。雪豹还可以是准灭绝状态的华南虎，英武威猛的象征，也可能是二十年前命运岌岌可危的藏羚羊，像《可可西里》出现过的——濒危动物总会与雪域高原联系在一块，并非偶然。过往万玛才旦作品，片名直接出现的动物，有老狗（藏獒）和羊，它们与藏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有关，《雪豹》亦不例外。电影貌似在讨论动物保护政策法规，但这话题，只是电影的皮毛。皮毛很重要，但皮毛里面，还包裹着骨骼、血肉与魂灵。

片中出现了几次人类视线与雪豹眼神的视角转移，出自爱雪豹竟成摄影老法师的喇嘛。幻象世界中的雪豹，被放生，再救人，而一众亲友，似乎被赋予全然不同的精神样貌，与现实平行。

喇嘛是联结世俗生活与信仰世界的角色，这类神性体验，付诸于雪豹身上，想必导演非常之重视。单从镜头语言来论道，它似乎和《气球》的超现实场景，并无不同，但在《雪豹》中，它要说的更多，虽然是同一个世界，但雪豹看到的，肯定和人类的大不一样——电影通过记者和喇嘛登顶回收红外相机素材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壮观风景，讲出这层意思。雪线在后退，冰川在坍缩，雪豹在减少（保育有数量增加而总量还是少），但这种生灵，依然占据着生存与精神的高位，正如它们出没于高海拔。

潜意识中，人类惧怕并崇拜豹、虎、狮等大型猫科动物，不过，这些动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拥有工具、武器与机械的人类，擅长灭绝其他生物，才是最危险的地球生物。喇嘛渴望化身为雪豹，获得它们的语言。亚当斯在书中感慨，人类无法克制地把大猩猩人格化（他近距离观察也是近乎感动），希望它们能学得一门语言。可事实上，作者提醒我们，在进化树上，倒不如说是，人类已经失去了一种语言。人类的中心主义与傲慢自大，总会觉得无所不能，立于金字塔尖，可是，当他们发现要学另一门人类语言已经如此之难，遑论习得动物的语言。这是我看《雪豹》又一层复杂感受。即使远在广袤的雪域高原，人类世界依然过分地喧嚣吵闹。而雪豹没有语言（我们如此以为），只有吖呜吼叫。当它们表现出亲子关爱的猫科动物肢体语言，人类才会释放物伤其类的同理心与同情感——如同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超越语言与物种。

当雪豹在结尾的长镜头，表现出大猫一般，蹭人腿脚的亲昵与恋恋，恰好是《雪豹》与我期想大不一样之所在。想必然，听闻这等预算体量的艺术片和文艺向电影，一般人都会跟我一样，认为CG是不到最后——才不得不用，省着钱用的一样东西。不然每一秒都在算钱，每一根雪豹的毛发都可以标价。例如，在记者到达牧民家，我天然地以为，镜头只会埋伏在石头羊圈外，不出现雪豹的身影。

但它就出现了，亮相了，戏份十足，贯穿全程。

正如其名，《雪豹》真真实实地表现了许多种形态的雪豹：人类羊圈里徘徊出不去的，与喇嘛对视中充满灵性的史诗般动物，BBC砸钱制造的自然动保生态影像中的高清雪豹，更还有记者摄影机镜头中的雪豹，红外摄影机捕捉到的雪豹……换言之，这部电影里雪豹的出现时间，构成了它存在的意义。不无夸张地说，和它那粗实尾巴一样，近乎是在大秀肌肉。

纵然如此，这层意想不到，依然是“皮毛”。

《雪豹》是围绕冲突展开的电影，既有问题的重复，还有无法沟通——哪怕是经过强调、一再翻译，困局依然重复。细碎层面，还有记者与女友的冲突，家里人不解喇嘛对雪豹的痴爱。

有些观众，也许不理解牧民既知条规，却不愿听之任之。原因或许在于，冲突此前就有发生过。有关方面执意认为是牧民听不懂，正如牧民确信对方也听不懂（其实是真正的听不懂）。以及，所有人都会诧异，金巴一口气不带喘地疯狂愤怒输出，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电影出现了一个正在学藏语的年轻人，如果无法掌握对方的语言，又何谈沟通，乃至畅通呢。以及再往上一层，人类又如何去理解濒危动物的语言呢。不止雪域，当长江上的货轮和污染，频密的经济活动，事实上虐杀了白鱀豚，没有人来得及听到它们的哀鸣。

与喇嘛角色相对应，记者与摄像机，充当了另一个中转媒介，在旁观察。不过，万玛才旦却是以讽刺手法来写，凸显人性与社会规则的尴尬。他们口播得看提词板，说的讲的，无非老生常谈。在场，在拍，并不等于真的看见（不妨想想，他们没拍到的是什么）。除了新闻拍摄，万玛才旦也对手机视频沟通有看法，一个又一个，貌似枯燥的视频通话长镜头，暴露了数字时代沟通的亲密窒碍：人在当下，心在他方。

《雪豹》固然是万玛才旦导演的遗作，但它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生平遗作。他的意外离去，是一个突然遗憾。《雪豹》的冲突，穿越人与动物之眼的转换，不同人群身份的顽固与桀骜，都是他再次寻求改变，不愿重复的一次尝试（回头还有一部明星参与的《陌生人》）。电影有一个人类世界喧嚣吵闹的群像，从开头车子里，到进入帐篷中，最后所长到来顺利爆发。另一面，他希望观众进入无需言语，静候雪花落下，雪豹觅食休憩巡逻领地生活于其间的原初世界。在看得见的事件中，雪豹闯入了羊圈。在看不见的背景中，雪豹的家园，比它们目力所及的还要遥远，而它们离雪是那么近。

更不应忘记的是，几次视角转换中，还有一双属于万玛才旦的导演之眼，它在貌似不起眼，与经验全然不同的生灵事物上，发现其魂灵的闪光，被真正看见。一起简单不过，一句话能搞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会卷入这么多人，拉扯上这么久。显然，是因为哥哥和弟弟不一样，藏地人民与外来者不一样，记者的看待跟动保人士的关切不一样，牧民同有关部门出发点不一样。人类和雪豹不一样，有个人撞死一只羊与雪豹杀了九只羊不一样。以为看见，和真的看见，更不一样。只要承认不一样，那么，就有电影，以及电影所不能言说之事。

首发于 西部影谈（xibuyingtan）

原标题：雪豹的雪域，也是万玛才旦的藏地

万玛遗作，他的电影合该更好，引以为憾。语言是最大的瓶颈，开场乘车戏就让人心下一沉，官话长期地下渗竟会让话语变得如此僵硬，没有活的真实交流，只有假熟的搭茬和八股应景，干瘪空洞，拉萨小曲也唱得了无生趣。刚开始以为是在有意刻划公务员的无趣，等到了案发现场，才发现可能是长期以来一以惯之的语文教育的残留——语言和认知剥离，思想与行为剥离。电视记者只是个文案工具人，照本宣科的开场白普法雪豹，对长子与父亲的采访，将持不同政见的正反两方所操持的观念以及信仰和盘托出，至此，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都匆匆交上了作业，惟一的谐谑是模仿CCAV的天问：请问你有什么感想。金巴狂暴输出的高原ROP成为本片的演技担当，不过，私以为除了展现藏语独特韵脚外，于戏无补，反倒自暴了色厉内荏。相反，倒是那位蓝翔大哥人狠话不多，了了几个硬生生的单字搞掂生意，事了拂衣去，不跟你瞎BB。当然，至尊至美的是那些与雪山高原同黑白共呼吸的精灵，用巨硕的尾巴刷洗天穹与峰巅，是这部电影的气口、闪回、梦境与咏叹……世间那些不可思议的事都是默默进行的，（078）。

万玛才旦去世的时候，朋友圈一片悼念，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故事只讲了一半。看完《雪豹》，才明白万玛才旦的故事真的还没讲完。

《雪豹》剧本写于2020年，拍摄完成于2023年。据说故事的起点万玛才旦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一只雪豹咬死了牧民的羊并在羊圈中睡着了。

电影以此为基础，围绕“雪豹咬死9只羯羊”这一核心事件，牧民、喇嘛、记者、政府调解员，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相继登场，不断升级矛盾和冲突，使得这件事不仅是人类与野兽之间的冲突，更是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之间的碰撞。“雪豹事件”被慢慢演变成了“雪豹困境”，困住了里面所有的人以及那只雪豹。

与万玛才旦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一样，藏地题材再次成为本片的核心焦点。不同人物和身份都为这部电影带来不同的视角，不同视角之间的互动又引发新的议题。

对于代表媒体的电视台记者来说，“雪豹事件”是一个绝佳的新闻热点。一个小小的电视台甚至不惜出动四位工作人员千里驱车前往，到达之后频繁感叹这是绝佳的素材，一定要多拍多拍。记者的镜头像是一个闯入者，带着观众进入这片高原。

对于喇嘛和老一辈的牧民来说，藏传佛教认为众生平等并相互依存，信徒应当尊重和爱护一切众生。尤其是雪豹，在藏地的信仰体系中是神圣的精灵化身，是神山的守护神。

对于承担生活压力的年轻牧民来说，雪豹是生活的威胁。这位由金巴饰演的愤怒牧民，用着他藏语RAP一般的连珠炮台词说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如果雪豹只是咬死一两只羊，那也就算了，因为能理解雪豹是食肉动物，但是这次雪豹咬死了九只牛犊大小的羯羊，一只羯羊价值上千，九只就是上万，这对于牧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放雪豹可以，但必须要有人赔偿损失。”说的有理有据，合情合理。

对于政府调解员来说，只有一条：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对话的来回翻译之中，语意层层转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现在、立刻、马上、无条件放生雪豹。

这四组人物又很明显地分成两个部分：记者和喇嘛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超现实层面的沟通；金巴和政府调解员之间的矛盾，则是现实世界里的冲突。

电影中有两段雪豹和喇嘛的超现实连接，万玛才旦以精美的黑白摄影来呈现。一段是出家前的小喇嘛放走了雪豹，另一段是雪豹救了在风雪中迷路的小喇嘛。既可以是前世，也可以是梦境。两段都呈现了雪豹和喇嘛互相对视的镜头，像是在审视彼此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

片中的喇嘛就叫做“雪豹喇嘛”，几乎直白地说出那句“我就是那只雪豹”。

——据说在藏族文化中有相似的传说：一位圣僧在一个山洞里修行，冬天异常寒冷，连下18天大雪，众人认为圣僧已死，前去寻找尸体，在山洞前发现一只雪豹在吼叫，众人以为圣僧肯定被雪豹吃了，接近时却看见圣僧在歌唱。众人问圣僧是否看到雪豹，圣僧回答：“我就是那只雪豹”。

雪豹与喇嘛，互为彼此，两者有着极大的相关性。跟随着喇嘛的镜头，就连记者也开始把雪豹从新闻记录的主体，转变成美和感动的对象，为此还拍下了一小段视频发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女朋友表示要以此为基础编排一段舞蹈。

即使从现实来看，雪豹在一百多万年前起源于青藏高原，适应了寒冷和高海拔环境，然后逐渐扩散到青藏高原周围的山地。而藏传佛教在公元前 5 世纪逐渐传播到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相隔几百万年，雪豹和藏传佛教遵循类似的路径传播扩散，并最终到达相似的地区。

此外，喇嘛和记者之间的互动，还共同引申出万玛才旦对藏地宗教文化和世俗生活的思考。记者带来了高清晰度的雪豹纪录片、生日蛋糕这种明显具有现代文明印记的元素，喇嘛本人更是有着单反相机、红外监控镜头这样的现代设备，共同指向万玛才旦电影中经常提及的议题——藏地人民的现代社会生活。

这些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经常出现。比如《静静的嘛呢石》的小喇嘛和孙悟空，《撞死了一只羊》中的百威啤酒和飞机，《气球》中的避孕套，都有着类似的意义。在万玛才旦的电影里，藏族人民、喇嘛不再是外界眼中的一群奇观般的存在，只会念经修来世，过着远离世俗的生活，而是同样作为一个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生活着。

这也正是万玛才旦电影的起源——用自己的电影对抗外人拍藏族电影在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准确，对抗仰视或者俯视，对抗猎奇或者丑化。藏语是他的母语，藏族是他的身份，藏地是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他表达的方法和渠道。

藏人精神信仰和当代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差异，是万玛才旦电影中的母题。对于他这样温和的谦谦君子来说，这种冲突未必是激烈的，更多的是一种无解和无奈。就像电影中所呈现的冲突，主要发生在金巴和调解员之间。这既是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也是牧民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法律之间的冲突。

片中愤怒的金巴虽然从头到尾都在叫喊着要打死雪豹，但他自己也说，其实牧民对于损失一两只羊并不在意。淳朴的民风亦认为野兽吃羊是天经地义，这是牧民古老生活方式的体现。可是随着牧民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之后，一方面是牧民有限的经济收入和牧畜经济价值的上涨（一只羊上千块），另一方面是牧民生活成本的提高（金巴与挖掘机司机讨价还价），让牧民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损失。

此时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牧民野外捕猎，彻底打破了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长久以来的平衡，使得牧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不对等地位。面对雪豹带来的损失，牧民无法向雪豹诉求赔偿，那么只能请求相关人员。可是相关部门只会说“现在、立刻、马上、无条件”放了雪豹，他们的依据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至于赔偿的事情就是“按规定、回头再说”，并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

“雪豹困境”绝不仅仅是雪豹的问题。电影的每一方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对于同一只雪豹，他们都有自己的想象和诉求，但是彼此都无法认同，让片中看似合情合理的诉求，却在事件过程中陷入了僵局，很难在其中得到完美的答案。结合本片的拍摄时期，很难不想到这也是万玛才旦的有感而发。那只被人拿棍子看着，用铁丝网圈着，无法出栏的雪豹，很难说不是我们自己。

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或许是强行解读而已。如今万玛才旦已逝，留下只讲了一半的故事。用戴锦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半部红楼，未完待续，想表达的很多，只可惜已经没有机会说完，好在已经说出口的已经足够动人。

对于万玛才旦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雪豹》是他的第八部电影。和他过去的七部电影一样，每一部都开创了藏地电影的新局面，每一部都有其独到之处，都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但我们仍然相信万玛才旦还可以创作出更好更伟大的作品，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整体上和期望差距比较大，有精彩的部分，也感觉本来有机会成为经典作品，但呈现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前一个小时如坐针毡，一方面剧情进展缓慢冗长，很多情节对剧情推进没有明显的作用，比如给王旭过生日的片段。另一方面记者和王旭角色的设置几乎可以说是“制作事故”了，记者和妻子的戏份不明所以，王旭的台词尴尬出戏，几乎弱智一样的存在（“他们好善良哦”“雪豹的生活好残酷哦”），让人不免怀疑是硬塞进来的资源咖，荼毒了一部好作品。

如果把记者和王旭的角色完全删除，影片立刻会紧凑流畅很多。 不过核心的冲突矛盾一直集中在是否放了雪豹和牧民损失无法赔偿上，还是无法支撑起109分钟的时长和影片该有的高度。

猜测导演去年遗憾去世，可能和最终成片的质量有关系。不然很难相信导演可以忍受王旭这样的角色设置。仔细回想剧中的一些细节，感觉导演本来有不少很好的用意，都可以形成影片非常精彩的看点，如果真正都表现出来，是可能成为经典好片的。例如以下几个方面：

【媒体的角色】记者和王旭角色的设置，包括记者的妻子设置，如果去掉，对片子几乎没有影响。但片中有记者反复让王旭多拍些素材的场面，似乎导演有意讨论当下媒体对社会议题更多是当作流量热点在追逐，而非真正关心议题内容本身。这也是动物保护中，或者诸多社会事件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的媒体的问题，是值得探讨和表现的点，可以引出有质量的矛盾冲突剧情，增加深度。

【两代藏民对雪豹的态度】剧中分别采访大哥和父亲的情节，比较明显想表现老一辈藏族人对雪豹作为一种灵性生物存在的敬畏，和年轻一辈更关心经济生活现实的对比，但后续没有深挖，也没有体现两辈人的观念的真正冲突。这一点可能恰恰是少数名族文化传承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冲突的的重要议题，是少数名族能切身感受到的变化，值得深入探讨。

【雪豹喇嘛的角色】感觉导演似乎想把雪豹喇嘛作为某种隐喻性的存在，或者是连接雪豹（自然）和人类的一种存在，但剧中主要用于带出雪豹救人的剧情。而着力描写喇嘛喜欢对雪豹拍摄，反而让他更接近与普通人的存在，削弱了他的隐喻或带有神性特点的作用。如果喇嘛作为普通人来设置的话，又缺乏了主动的行动。假如加强他和大哥的观念间的冲突，可以代表年轻一代中对传统的继承的存在，对剧情的推动和矛盾复杂化也会有更好的作用。

【公家机关】这里的设置意图比较明显，但力度不够，原因不言自明。但这也是这类议题中很重要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无法深入表现，也限制了影片的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演技最好的是只有一两句台词的大哥妻子。尤其是大哥被按住的时候，妻子并没有主要戏份，但是当时眼中含泪，惊恐紧张的表情非常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