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意象着墨浓重。瘦高病态的iya和坚毅却不育的masha像极如今的俄国，带着惨痛的战争疤痕蹒跚前进，在废墟和彷徨失措中孕育新的生命；笨重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象征如今这社会没法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和期望。片中借背景不止一次提到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也因为被动变得牵强和渺茫。电影里色彩的意象也更细腻更明显。代表生命的绿色在iya和masha间不停流窜；对立，乖张又带有一丝戾气的血红色不时武装着iya，让她反抗着这个时刻想要扭曲她的病态畸形的社会。影片中的对话多半是耳语，模糊， 带着一种无法超脱的不自然。俄罗斯“豆瓣”上这样一条短评很是让人感触：虚弱无意识状态下的生活不足以称作电影，无论是否努力，都只组成一副静物画。（ Жизнь в предобморо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на, как ни старайся, и фильм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натюрмортом. ）这多半是导演在拍摄和镜头调度上裸露的一大弱项。其中几个片段反复不停的正反打让我怀疑是重播了两遍的同一画面，在演员努力塑造的同时镜头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在阿芙乐尔电影院的老影厅里赶上了临回国前的最后一场《дылда》的放映，真是极为幸福了。算不上座无虚席，影厅里凑齐了俄罗斯的老中青三代加上我一个“门外汉”；很是折磨感官且不老少皆宜的片子；两个半小时下来直到银幕再次跳出影片的标题，有种很彻底的如释重负。
“дылда”在维基辞典里的解释为高而笨拙的人。影片里身材高瘦性格腼腆的iya被医院的同事和邻居们这样称呼，对战争的记忆让她留下不可逆的精神创伤，独自抚养着奔赴前线的masha留下的独生子，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masha在苏军攻陷柏林后返回列宁格勒，在得知儿子因为意外去世后，失去生育能力的她决定用iya的身体去填补丧子之痛在心中留下的空缺。影片始于iya发病时那种笼罩全身的窒息感，朦胧的音效和景深让观众直观体验到了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失焦。导演镜头下描摹出的战争背后的病痛真实而抽象，医院里残肢的士兵，破败的街道，陈旧，行驶缓慢的电车，和一群群不安的民众；角色们都压抑着情绪，在难得的战后的片刻安宁里，任由它在崩溃的间隙消失殆尽。 实在不太想去深究剧情，感觉巴拉科夫意在观众的潜意识里重塑那些生命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如何去挣扎，怎样和生活斗争的；那种记忆必定不像是《罗马》或是《永恒一日》一样概括又全面。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必然超脱于情节本身，让电影披上些许实验性的外衣。
影片的意象着墨浓重。瘦高病态的iya和坚毅却不育的masha像极如今的俄国，带着惨痛的战争疤痕蹒跚前进，在废墟和彷徨失措中孕育新的生命；笨重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象征如今这社会没法满足人们基本的需要和期望。片中借背景不止一次提到孩子是国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也因为被动变得牵强和渺茫。电影里色彩的意象也更细腻更明显。代表生命的绿色在iya和masha间不停流窜；对立，乖张又带有一丝戾气的血红色不时武装着iya，让她反抗着这个时刻想要扭曲她的病态畸形的社会。影片中的对话多半是耳语，模糊， 带着一种无法超脱的不自然。俄罗斯“豆瓣”上这样一条短评很是让人感触：虚弱无意识状态下的生活不足以称作电影，无论是否努力，都只组成一副静物画。（ Жизнь в предобмороч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чна, как ни старайся, и фильм остается лишь натюрмортом. ）这多半是导演在拍摄和镜头调度上裸露的一大弱项。其中几个片段反复不停的正反打让我怀疑是重播了两遍的同一画面，在演员努力塑造的同时镜头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不太会从女性角色的转变上分析，比如全片最后在饭桌上才提及的masha战争时期的经历；坐在回程电车途中的笑容；两个女主突然抱在一起拼命亲；还有穿上绿色连衣裙后高兴到失智的masha。结局固然承载了足够多的希望，像是角色对自身的认同下了一盘神情迷散的棋，输赢都好判定，可是没人再有心情估量损失。
今年，由康捷米尔·巴拉戈夫执导的影片《高个儿》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前身是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尽管今年强手如林，但于笔者而言，《高个儿》仍有很大希望凭借其高超的导演水平和强烈的视觉呈现进入最终的短名单，最终结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
巴拉戈夫作品不多，但起点可不低，他师从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俄罗斯方舟》），从他的作品里，我们确乎能够看到索科洛夫的影子：沉重的主题、极度风格化的色彩、对主流价值的叛逆、对电影文学性和诗性的关注……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亲密》（又译“狭隘”）就入围了2017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且在法媒中获得了一致好评（法国电影网站AlloCiné媒体评分4.1）。实际上《高个儿》也只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而这部电影甫一出现在今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入围名单中便颇受关注，最终也获得了这一单元颇为重要的最佳导演奖。由此看来，年仅28岁的巴拉戈夫的确已经在戛纳“亲儿子”之路上越走越远，一些影迷戏称其为“俄罗斯多兰”也是所言不虚。
虽然作品不多，但从这两部来看，巴拉戈夫一以贯之的是对女性地位的表达：《亲密》里的女性被自己的家人出卖，为了将被绑架的儿子赎回，父母甚至意图将女儿嫁给一户富人家庭以换取礼金，俄罗斯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可见一斑；而在《高个儿》当中，女性的身体仍然成为某种可以交换的“物品”：我们从一名女官员的口中我们才得知，二战期间奔赴前线的女兵（女主角玛莎也是其中一员）并不全是上战场打仗，她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后方充当男性士兵的慰安妇，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二战中苏联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男性身体的牺牲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蹂躏之上的，这是编导对卫国战争的一种“政治不够正确”的新阐释。从当代的《亲密》回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巴拉戈夫似乎为他对俄罗斯女性命运的书写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纵深感。
不过，《高个儿》也不完全是站在弱势女性的立场上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进行某种单一向度的批判。事实上，片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立体丰富，一些女性是如此的自主和清醒，以至于很多面对她们的男性成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在全片最值得玩味的的一个段落中，玛莎来到男友亚历山大家中，准备和他的父母见面、订立婚约，然而在政府中担任职位的母亲却完全不同意二人结合（有趣的是，父亲则一直不置可否地坐在“主位”上吃饭，只是在最后才说了一句“把门关好”），这既是因为她对于战争期间前线出现的慰安现象心知肚明，对玛莎的“为国捐躯”敬而远之，但更重要的是，她因为二人共同的女性身份而对玛莎抱以极大的同情（虽然是一种冷酷的同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情感经验，也真情实意地向玛莎透露亚历山大根本无法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直到最后，亚历山大倍感羞辱，拍案而起夺门而出，一场大戏不欢而散。女性之间生动细腻的互动，可以说把整部电影带向了一个更为真实而暧昧的境地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是何等复杂矛盾。
更进一步说，巴拉戈夫的高明之处也在于，他并没有试图把片中的任何人物塑造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让所有人成为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在整个故事当中，玛莎固然是战时慰安制度的受害者，但她反过来也在对自己的挚友“高个儿”施暴，强行要求她与医院的医师为自己生孩子，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创伤；“高个儿”本人看似无辜，却先是在其PTSD病发时无意之间闷死了玛莎的孩子，然后又“解脱”了一名全身瘫痪的士兵，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医师的“同谋”。应该说，《高个儿》所展现的是一种相互戕害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畸变的伦理关系表征了战后初期整个苏联社会的残缺和崩溃，不管是生理上的、精神上的，还是个体的、国族的，这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格局上更显宏大，立意上也远比上一部更加发人深省。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巴拉戈夫今年的这部影片都比以往更加大胆：影像风格更加极致，光影对比更加明显，油画质感异常浓烈，全片使用了极度鲜明的红绿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和压抑的反常氛围，在一个场景中，鲜绿色的油漆从墙上流下，就像是墙壁上渗出绿色的血。隐晦曲折的叙事再次加强了这种不安和反常感，各色人物怀揣着自己的前史进入画框，每个表情、动作，每句短小的台词看似细微轻盈，一晃而过，实则又另有所指，整部影片看下来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所有这些特质，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他的老师索科洛夫）。巴拉戈夫还在影片里安插了很多非常值得玩味和深思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又编制成线索，等待观众自己去组合、发掘和阐释。
譬如对于玛莎腹部那道伤疤的成因，片中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如果真的像玛莎晕倒之后对医师所说，仅仅是被弹片划伤，她何以在公共澡堂里面对高个儿的询问时沉默不语？这难道不是某种保家卫国的荣誉证明？联想到之后玛莎在男友家中提及自己一次又一次堕胎的后方遭遇，提及自己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友只为更好地生存下去，而她又从未被告知自己的子宫已被切除，我们似乎大体可以拼凑出一个新的答案。诚然，我们得到的也只是模糊的“多义”，是一些无从确证和考察的猜想，但这些猜想的共同指向，是比玛莎所言更为残酷的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战后苏联社会现实的“残酷”，我们才明白从战场归来的玛莎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思想借高个儿的子宫生下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希望的象征，无论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是对于一个正准备从废墟中重建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无比重要。她甚至不惜挑战伦理和道德的底线来完成这项既是生理层面又是象征层面的“生育”，即使这种对生命延续的极度偏执带来了一连串的悲剧，把所有无辜者全都牵连了进来。从失去子宫到陷入疯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玛莎的遭遇是一则暗示了二战之后苏联命运的终极寓言。巴拉戈夫似乎是在向他的观众寻求某种答案——希望固然是美好的，但畸形的希望值得去追求吗？如果说二战是一场必须要赢得的战争，那么善良美好的人性又应该在何处安放呢？
这又让人想起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发出那句颇让人深思的疑问：“我想住在哪里？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问题也许不难回答，但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胜利的人们来说，却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南方人物周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改名后，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可谓群英荟萃。其中，俄罗斯90后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的《高个儿》颇具大师相，受到了热切关注。这部作品，此前已经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奖以及费比西奖。
受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的启发，《高个儿》在沉重的战后历史中挖掘出鲜为人知的一面，将镜头对准参与过二战的女性。
在这场女性参与度最高的战争中，苏联对女性潜力的挖掘可谓最为充分。当美国在参战之初甚至连是否允许女性加入非作战队伍都犹豫不决时，苏联女性已然做起了战斗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高射炮炮手……然而她们在战争中所历经的苦痛折磨，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却被忽视。
故事发生在1945年秋天的列宁格勒，历经长达900天的围困作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满是废墟，饱经沧桑，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下。“幸存者”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但战争带来的多维度创伤却无法消弭。
贫血的城市里，注定是一张张苍白的脸。医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宇宙中心”，链接电影中所有人物的命运——主人公伊娅和玛莎从战场回来后，都在医院担任护士；玛莎的追求者萨沙的母亲，曾以高官的身份在医院亮相……同样穿着白色护士服的其他女性，面容模糊，却总是忙碌。
《高个儿》电影原名“дылда”，在俄语中意为“高而笨拙的人”。影片中，被这样称呼的，正是高瘦苍白的伊娅。伊娅工作之余，还独自抚养着一个小男孩Pashka。然而，脑震荡后综合症就如作战中震伤她的那颗炮弹，时不时地发作：眼神空洞呆滞，喉咙发出微弱的怪声，身体宛如冻结般无法动弹，呼吸与意识也不再受自己控制。
也因此，在和Pashka的一次打闹中，伊娅突然犯病，闷死了孩子。此后的130分钟，伴着喘息声和钟表的滴答声，观众也被迫沉浸于这种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失焦与窒息。
Pashka真正的母亲，是玛莎。在得知Pashka去世后，耐人寻味的微笑取代丧子之痛的悲伤呈现在她的脸上。作为从柏林前线返回列宁格勒的女战士，玛莎除了伤病，还承受着战争中男性不曾经历的隐痛——在前线为军官提供性服务，用身体换取生存。而不断堕胎，又导致玛莎失去了子宫，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于是，生一个孩子，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愿望。无奈之余，她甚至以赎罪的名义强迫伊娅和医院院长生下孩子给她。
影片用不同的色彩暗示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代表生命与希望的绿色，对应的是宁静单纯也总在受支配的伊娅；活泼世故又不甘于宿命、为了生子不择手段的玛莎，则总是穿着热情又充满力量的红色。
红与绿，渗透于衣饰与环境，随着情节发展，在伊娅和玛莎之间不停流动，象征着人物关系的此消彼长，也在无声中形成对话，见证着战后俄罗斯在废墟和伤疤中孕育新生的渴望。
为求子历经百般折腾，结果却仍是徒劳无功。玛莎与伊娅相依为命，共同带着各自的伤疤面对无解的命运难题。影片结尾——墙壁上原有的红让步于绿，玛莎穿着从裁缝那借来的绿色连衣裙，伊娅换上了玛莎的红毛衣，随着拥抱亲吻，红与绿逐渐交织，直到脸上都沾了绿色的墙漆，不分彼此。至此，伊娅与玛莎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
与其说伊娅与玛莎之间的感情是同性之爱，倒不如讲这是两个伤痕累累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当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不再接纳她们，她们自己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
这不禁令人想到尹丽川执导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最后二十分钟——大萍和海丽终于坦诚相见，面对生活的苦难，两个一度敌对的女人相濡以沫。这种女性主义的温存，最终成了破碎世界的唯一暖色。
值得一提的是，《高个儿》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立体，呈现了一幅战后女性生存图景——除却伊娅与玛莎，还有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萨沙母亲，亦有同意丈夫“安乐死”的妻子……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整部影片中，强有力的男性角色始终缺席。凯旋的战场英雄大多受伤残肢，有的甚至无法动弹，对于自己的身体早已失去了控制；而无论是萨沙，还是萨莎的父亲，不是畏畏缩缩就是沉默寡言。在自主与清醒的女性面前，男性成为了弱势群体。
因此，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而不是LGBT电影。
当然，置于战后的社会大背景，伊娅与玛莎并非影片中唯二令人同情的角色。医院里的受伤士兵，大街上围观自杀的路人……几乎所有人都压抑着情绪，不会抱怨甚至谈论他们的痛苦。或许，对他们而言，痛苦就如赖以呼吸的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如此，我们不如把伊娅每次发病引起的窒息，看作一种对当下生活的逃离——要么痛苦，要么死去，或许正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命运的主题。
同时，影片也反映了战后苏联食品分配不均、官僚主义盛行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人与人之间疯狂而畸变的关系，亦折射了战后初期整个苏联社会的残缺和崩溃——笨重而拥挤的电车如同苟延残喘的战后世界，拖沓陈旧，噪声轰响……其间发生的种种，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深省。
参考书目：《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
看死君：有影迷曾说，每年最值得收藏的一份电影清单，便是各国申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片单；虽然只能部分同意这个观点，但绝大多数申奥片，确实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年度佳作。
继“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改名为“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后，各国的申报也已于10月初宣告收尾，当时我们还特别做了个申奥片盘点：94部！世界各国申奥片最完整片单。
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为大家推荐几部本届申奥片中的好电影。不妨就从俄罗斯青年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的《高个儿》（又名：瘦人）聊起吧，本片曾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导演以及费比西奖。
值得一提的是，生于1991年的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今年才28岁，有颜值又有才华。而《高个儿》仅仅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两年前的处女作《亲密》就曾入围过戛纳一种关注。有影迷说，他的下一部很有可能会晋级到戛纳主竞赛单元。
作者| 妳的世界几点
在寂静中消亡，还是在黑暗中挣扎？
俄罗斯电影《高个儿》向观众抛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命题：To be, or not to be。电影聚焦的是二战后苏联士兵们的生活，其中两位参加过二战的女性成为了故事中的焦点。而毫无疑问的是，导演巴拉戈夫对战后重建的美好图腾丝毫不感兴趣，而是直指个体精神的迷失彷徨。
当战争结束，伤残士兵何去何从。他们经受着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有的断臂，有的失明，有的甚至全身瘫痪。战后的重建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无比光明的背景板，而他们只是前景的静物，被漠视、遗弃，甚至成为了国家的负担，彻底沦为了和平年代的透明人。
从前线归来的女战士玛莎正是上述群体中的一员。她不仅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身体伤痛，还背负着男性所不曾有的羞辱：在前线为军官提供性服务，以此求生保命。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堕胎，不断堕胎，最终子宫被切除，彻底丧失生育能力。
她此前有一个儿子，因为丈夫战死，她决定留在前线复仇。这个天真的决定，让她把儿子托付给炮兵战友伊娅。伊娅长得很高，在战争中曾被炮弹震伤过，复原后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大脑却留下后遗症。电影一开场就展现了她大脑创伤后遗症的症状：身体无法动弹，喉咙发出怪声，眼神呆滞，意识不清醒。
退伍的玛莎回到列宁格勒，满以为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但从伊娅的嘴里得知的是儿子在睡梦中死去。
其实真正导致儿子死亡的是一次意外事件：伊娅和玛莎儿子打闹，却突然犯病，孩子被伊娅压在身下勒死了。这是电影中最为凶残的一幕，突然而至的悲剧就这样在观众面前展现，但紧接着，悲剧所带来的影响又消失得如此之快。
丧子之痛并没有在玛莎身上表现得多激烈，长年战争的摧残早已经让这个女性忘记了什么是“痛”，她在电影中表现的更多是病态的麻木，对什么都好像漠不关心，总是微笑着的脸庞无法让人猜透。
她相比于高大沉默的伊娅，表现得更为活波开朗，带有一种神经质的满不在乎。她只有一个愿望：想生一个孩子。孩子代表新生和光明，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活下去的希望。
经历二战洗礼的列宁格勒，充斥着死亡和沉寂，整个城市到处都是荒芜的破败。此时需要的正是新生命的降临。玛莎和这座城市一样亟需大换血，把尘埃和污垢冲洗掉，输入新鲜血液。
只可惜，玛莎忘记了她无法生育的事实。这是一场时代的悲剧，也是女性的悲剧。电影无意探讨引发悲剧的根源，而是再现女性在这场“精神浩劫”中的挣扎。她们如此迷茫无措，无所适从，甚至没有未来，病痛侵蚀他们，现实也折磨他们。
伊娅和玛莎重逢的那场戏，导演直接将两人投放于黑暗中，宛如置身于寂静无声的舞台。在长镜头的注视下，任他们在观众面前一呼一吸；而光源的极度缺乏，则似乎暗示了他们之后的生活：一片黑暗，满是死寂。
这也是为什么玛莎对生育的渴望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既然处境早已如此糟糕，她终究得找点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
她决定让伊娅和医院领导发生性关系，希望让伊娅受孕，间接为她生子。可受孕在那个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代又是何等容易的事。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一次次让自己沉浸在幻想中，她越渴望奇迹，就越突显出本身的悲剧性。
伊娅的悲剧，一部分还来源于她对玛莎的爱，她爱得越深，痛得越深。当她看到玛莎和男友约会时，她心如刀绞。隐晦的女同之恋成为电影中的一抹亮色，但注定也是没结果的悲剧。
这两位互相依靠的女性处在一片巨大的荒原中，白雪皑皑，冷风萧萧。没有人爱她们，她们只有抱团取暖才能活下去。
电影非常准确地向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芜，却又在模糊或者省略那个时代的背景。似乎对于导演而言，比历史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轮廓。二战后列宁格勒破败的处境，正好为导演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荒原舞台。
而伊娅和玛莎正是这个舞台上的女主角。这位生于91年的导演并没有野心去架构宏大的历史格局和探究苦难悲剧的根源。而是从“人”出发，展现他们在逆境下的精神状态。
所以对于这部电影而言，舞美置景才显得尤为重要，以此凸显出“人”的渺小和卑微。也因而奠定了影片的基调：肃穆而压抑。那夕阳西下时刻的昏黄色调，给整部电影蒙上一丝死亡的气息，但整体油画般的质感又无法不让人如痴如醉。
全片没有配乐，后期配音的略显突兀使整部电影显得极为静谧。人们就如黑暗中的野兽，耳语，饮酒，做爱。漫漫之黑夜，面无表情的脸，冬日下的死寂，没有知觉，趋于静止。
他们被黑夜吞噬，与黑夜做伴。
如果说，这部电影本身像极了一头沉睡的巨兽，那么有几处较为生机的场景，则好比在野兽身旁跳来跳去的小鸟。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断臂的士兵学起鸟儿展开翅膀的样子，他渴望自由和活力，让人欣慰，令人心怜。在我看来，这应该是电影里最为诗意的一笔。
我们当然也会动容于伊娅和玛莎最后的那个拥抱，在红与绿的冲撞下，激化成一股无力伤颓的美感。她们是两位失败者、边缘人，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是在彼此的幻想中告慰着对方，看上去无奈又讽刺。
但她们的这种幻想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感到敬畏吗？她们作为一个"人”，对抗的是整片荒原，她们没有屈服，她们所做的只是抱着一个希望活下去。
最后一厢情愿的幻想，也是我一厢情愿的相信：我宁愿相信它是光明的未来。正如我相信人类，相信女性，相信自己。
作者| 妳的世界几点；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
【后遗症】
战争结束后第一个秋天的列宁格勒。
集体公寓的厨房里，爱慕伊娅的男邻居对她说，伊娅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是紫罗兰的意思。“紫罗兰，多美的花啊！” 他一边殷勤地重复着，一边伸手去揽她的腰。她立即躲开了，高瘦的身子抱紧了裹着大毛巾的帕什卡。
谁都看得出她很爱这个孩子，温柔地帮他洗澡，爱怜地逗他笑，在裁缝邻居无法帮忙照看的日子里，牵他一起坐有轨电车到医院去上班。医院长官特意留出已故同事的例行供给，好让伊娅和她的“小男子汉”能在战后初期物资匮乏的窘迫中获得更加充足的口粮。
伤员们也喜欢帕什卡。千疮百孔的焦土之上，有谁会不去爱惜一个孩子呢。他们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表演各种动物的情态，让小家伙猜。可帕什卡在战火纷飞的短暂生命中根本没有机会认识什么动物，既答不出狼叫，也不认得猪鼻子，反而是在一位截肢伤员挥舞起残缺手臂的时候，才断断续续地说出“小鸟”。大家都友善地哄笑起来。
轮到帕什卡表演了。大家让他学狗叫，他却愣着不知所措。有伤员表示理解，说孩子哪知道狗叫呢，列宁格勒围困的时候人们早就把狗都吃光了。
短暂寂静之后，其余的人像为了掩饰什么似的，竟你一唱我一和地示范起狗叫来。就这样，五花八门的犬吠声在明亮整洁的病房回荡着，其乐融融的氛围似乎稀松平常，暖色的温煦却向战火中数不尽的丧失与残缺投来一束寒光。
（与此相对的是影片后半部分高调出场的苏俄牧羊犬。在官员的华丽宅邸里，它想必平安地活过了战争。）
帕什卡把伊娅当作妈妈。伊娅曾是前线的高射炮兵，震伤复原后成了军医院的卫生员。电影开头一笔带过地呈现了军医院伤员与护士之间常被文艺作品描写的暧昧关系（斯捷潘与伊娅），这种半开玩笑的亲昵或许可以对伤员的心理抚慰起到积极作用。但镜头一直持续到两人的说笑结束后，斯捷潘独自一人的空洞眼神。那时他还没想过妻子会找到他。他除了面部之外，全身上下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在与妻子重逢之后，这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变得更强烈。临别前他为战争向妻子道歉，可战争哪里是他的错呢。
炮火不仅在伊娅耳后与身侧划下清晰可辨的疤痕，还留下如癫痫般不定期发作的后遗症。这成了电影在形式上的核心线索。它夺去她的神志，让她从身体中抽离，无知无觉亦不能自控，短暂地成为一只沉重的钟，咔嚓，咔嚓，咔嚓，无意识地数着秒。
一次发作之后，伊娅发现自己永远失去了帕什卡。镜头从医院病房直接切换到伊娅家中。帕什卡学会了狗叫，而伊娅正试着自己用布料为他缝些什么。两人的玩闹由在战争中牺牲的动物而起，却在战后的孩子令人猝不及防的牺牲中结束。
幼小的他再也没有机会知道，这个在静默的失控中结束他生命的妈妈，始终等待着另一个在动荡的迷狂中给予他生命的妈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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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帕什卡真正的妈妈，伊娅的战友玛莎，在性格和处事风格上完全是伊娅的反面。表面看起来，玛莎更开朗也更世故，尤其对性抱有一种娴熟而麻木的态度，习惯并善于用身体来换取生存的可能，在战时就通过接近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得到一块面包、一双新靴子、一次休假，等等。在与无数男性交合的过程中，她生下了一个孩子，却因为孩子的父亲牺牲而决心留在前线报仇，把孩子托付给提前离开的伊娅照料，自己则随军作战直到攻占柏林的那一天。可如今的她同样要忍受突如其来的疼痛，时常忽然收敛笑容，仿佛阴影始终在她头顶盘旋。玛莎说出“报仇”的时候，也好像在苦笑自己当时的天真。
而伊娅，大概从很久以前就爱玛莎了。这绝不只是战友情谊，而是沉默执着的、排他性的爱和依赖。她全心照顾玛莎的孩子，却又宿命般杀死了他。
伊娅告诉玛莎，帕什卡是在睡梦中死去的。她说，帕什卡没有把自己当作妈妈。真相无人知晓，善意的谎言没有人戳穿，可伊娅却仍然愧疚极了。她对试图“夺走”玛莎的男性（萨沙）满怀敌意；在玛莎情绪崩溃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亲吻她的眼睛、面颊和嘴唇。她对男性始终是拒斥的，却答应帮失去生育能力的玛莎再生一个孩子。
在“代孕”事件中，玛莎有时显得十足自私，急不可耐。她利用伊娅的愧疚和顺从，利用伊娅与院长合作帮伤员结束生命的“把柄”，逼迫他们服从决定，一意孤行地要实现自己成为母亲的梦。
不过，玛莎大概并不知道，为自己生下孩子对于伊娅来说另有意义。伊娅爱玛莎，所以连她病态的渴望也全盘接受。她知道孩子是将两人生命继续相连的唯一结点，知道可以借助怀孕换得玛莎的关注，也因此在得知自己没有受孕成功后，在对萨沙的妒意和气愤中，孤注一掷地想找院长再试一次。
院长问她，你要孩子干什么呢？伊娅回答，因为我想成为她的女主人。
与伊娅无声的守护不同，玛莎对伊娅的态度却飘忽不定。最初大概只是把她当作温顺可托付的朋友吧。那天玛莎应裁缝邻居的要求试穿一条绿底红点的裙子，竟激动不舍地请裁缝容许她转几个圈之后再脱下来，可是转着转着又愈发伤心了。极喜总是容易触发极悲。和平年代里唾手可得的快乐被战争掳走，谁也无意偿还。
伊娅看玛莎转圈的时候，自己也抱着膝盖坐在床上一起开心，笑得像小孩子；后来见玛莎难过，又立即起身跑来吻她，像是安慰，也像是明确地表达心意。之后伊娅突然发作失去意识。玛莎看她无声地抽搐，又气又笑，竟突然回吻了过去，但片刻后又像回过神似的，用力把她从身上推开。
上面的吻戏片段中，墙壁上未干的绿色油漆被拥抱又推搡的二人不小心蹭在脸上、身上，似乎昭示着什么。绿色的墙漆在背景中呈现蔓延之势，玛莎与伊娅二人固有的色彩属性也发生改变，衣着的红与绿逐渐交织，不分彼此。
电影临近尾声时，玛莎从萨沙家离开之后得知电车停驶是因为前方出了车祸。她在人群的议论中隐约听到是一个瘦高女人被碾入车轮，顷刻陷入惊惧，亲眼看到受害者之后又拼命跑回住处确认伊娅的安全。向来从容带笑游刃有余的她好像忽然一无所有。这一刻，似乎有一种始终隐秘的感情忽然爆发了。(当然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伊娅本身对玛莎而言仍然没有那么重要；她只是担心自己将再次失去得到孩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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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影片结尾仍是自欺欺人的挣扎。
玛莎说不小心把鼻血弄到了绿裙子上，一定要被裁缝骂了。伊娅万念俱灰穿着玛莎从前线回来时带给她的红毛衣坐在窗前，反复试图坦然告诉玛莎，自己的身体里是空的，什么孩子也没有。在“空”的用词上，先前伊娅去找院长请求再次尝试受孕时用的只是“пустая (empty)”，此刻却换作“напрасная (meaningless)”，尽管前者也有抽象的引申义，后者却已完全是“徒然一场空”。
可玛莎却捂住伊娅的嘴，不让她说下去，动作之粗暴让伊娅嘴边也滑下鲜血。这一幕，红与绿在二人身上完成置换。
看到这里也才明白，电影海报选取的正是玛莎阻止伊娅继续说下去的瞬间。在难以重建的生活废墟上，“不信”的自欺显得那么徒劳。
最后，玛莎像什么也不曾听到似的，握着伊娅的手描绘未来：她谁也不需要了，只要跟伊娅和孩子在一起；那会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会很聪明；她会去上学；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相拥而泣，就像孩子真的存在，就像美好就在眼前。
听到观众席传出一声哀叹：“真是可怕啊。” 一边是前途扑朔的单恋，一边是虚幻无望的新生。
不过虚妄中也有希望。至少二人的生命还在，彼此的依赖也日益加深。美好也罢，艰难也罢，总能继续生活下去。作为未来象征的孩子，也仍然可能拥有。只是战争的疼痛会始终伴随着她们。那不是一句“感谢你们的牺牲”、一排奖章或一小袋礼品就可以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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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电影如同巴拉戈夫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狭隘》一般，仍然不吝以最浓郁饱和的色彩来对人物关系进行赋义，红与绿的对撞毫不减损整体画面的美感。两种颜色在衣饰和环境中穿插渗透，在无声中形成对话。
同时，影片叙事又极为克制，用视觉上的表现（神情、动作、非言语互动）来代替许多电影中纯属蛇足的文字叙述；除片尾字幕部分外，全片没有任何背景乐渲染，只保留和放大场景音，靠着真实场景原本的样貌和声响维系着时空的张力。就连字幕部分的音乐也是破碎的，片段之间出现停顿，好像让我们再度进入伊娅失去意识的区间，咔嚓，咔嚓，咔嚓。
另外，影片在情节上受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战争中没有女性》启发，取其个体叙述的视角。书中的一位受访者说，自己在战场上看到那么多死人的时候就想，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找一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结合电影中玛莎的渴望来看，"孩子"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庞大未来的象征、不择手段的私心，不如说是个体为了抚平创伤而不得不找寻的慰藉，是强迫性的填充、代替与延续的需要。
导演本人还提到，伊娅的人物性格特征参考了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如《弗罗》中苦苦等待与爱人短暂重聚的女主人公）。然而电影从这些文本之中跳脱出来，自成风格，让故事在极小的时空跨度和简单的关系网络中包含无限可供解读的意蕴。
另外个人尤其喜欢几场电车戏。镜头并不紧跟主角，而是有心无意在人群中穿梭，看似随意地选择短暂跟拍的焦点。这种处理让特殊化的情节人物融于普通，景深虽浅，却仍保有通透。
以上种种，都为一个文学性极强的故事赋予了成熟而迷人的电影生命。哪怕是尚未结果的花，也美得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