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马里奥·卡萨斯理查德·范·韦登阿兰·埃尔南德斯阿德里亚·萨拉查爱德华·布赫斯特凡·韦纳特弗兰克·费斯卢卡·佩洛斯玛卡蕾娜·戈麦斯丹尼斯·乌伊洛基玛丽安·科奇什
类型：传记历史战争导演：玛·塔尔加纳 状态：正片 年份：2018 地区：西班牙 语言：西班牙语 豆瓣：7.4分热度：6 ℃ 时间：2024-06-11 19: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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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4
二战期间，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曾经关押过七千多西班牙人，他们被西班牙弗朗哥政府剥夺了西班牙的国籍，任由德国纳粹处置。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员，他们在集中营里重新建立了党组织，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和纳粹作有限的斗争，包括安排西班牙摄影师弗兰塞斯克·博世利用德军的信任的，私藏和转移纳粹屠杀囚犯的照片底片，其中有希姆莱和党卫队领袖来集中营视察的照片底片，这些都成为日后指控纳粹暴行的有力证据。
纳粹毛特豪森集中营指挥官在儿子六岁生日那天送给他一把手枪，并当着众人面手把手的教儿子射杀囚犯，让在场的所有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纳粹逃跑时，这个杀人恶魔被人打死后剥光衣服，身上写满侮辱性语言，挂在了铁丝网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纳粹给他们一条棍子，他们成了高人一等的“囚监”，明明同等的身份，同样的遭遇，都是被囚禁的人，却因为自己手里有了点“权力”，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帮着敌人打压、欺负自己的同伴，甚至更狠更毒。纳粹豢养的走狗囚监是最狠毒的人，因此也是遭人嫉恨的。当纳粹狼狈逃跑时，这些被遗弃的囚监成了囚犯们最先报仇的对象，被众人活活打死。
纳粹摄影师看起来是个没有杀一个人的“好人”，但是以虐待囚犯为乐的变态的心理，助纣为虐的冷酷无情的行为，和亲自杀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至于囚犯摄影师最终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冒死揭露他的丑行。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还有一种否认纳粹集中营暴行声音在喧嚣，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两万多张照片公诸于世是对这些杂音的最好回击，铁证如山，纳粹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影片虽然叫做《集中营里的摄影师》，但是却围绕着相片展开。相片是记录历史的载体，囚犯们只能通过相片来证明他们所叙述的经历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从影片中也可以发现，其实照片所记录的“事实”也是可以伪造的。
“你给了这些罪犯一条棍子，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狱卒””很讽刺，明明同等的身份，同样的遭遇，都是被囚禁的人，却因为自己手里有了点“权力”，有的人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帮着敌人打压、欺负自己的同伴。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为了帮助伙伴离开集中营，集中营的囚犯为军官们准备了表演节目。屋内是欢快的笑声，屋外寒冷的天气里，狱卒引诱着一个囚犯走向死亡天梯的山崖边，趁其不防备，将囚犯推下山崖。屋里的伙伴在跳着踢踏舞，踢踏声渐渐加快，狱卒也在慢慢靠近”死亡之梯”下的囚犯，死亡的气息包裹囚犯，然而让人讽刺的是，即使在这种时刻下，囚犯却连一声救命都没有喊出来。为什么？因为即使他喊破喉咙，估计也没人能阻止这一幕的发生，从进入到集中营开始，他们便成了“活死人”。
影片里随处可见的人压迫人的现象。大冬天囚犯全裸着身体站在雪地里照相；在军官的晚宴上囚犯被当成活的枪靶子，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这一幕幕的不公，燃起了摄影师的愤怒，才会做出殴打军官的行为。
再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即使被关在囚室，吃着虫子度日，仍保守着伙伴的秘密，最后将胶卷交到摄影师手上的时候，那一句句的”我是不是英雄？”、“我是不是英雄？”，只为了别人的一句肯定回答，让自己千疮百孔的身心得到些许安抚。
典型的冷战后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把纪实拍成艺术电影，这是每一个电影人都该有的追求。
该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影片中诸多的黑色幽默细节。一个试图将纳粹罪证带出集中营的囚犯被处以绞刑，一个动作夸张滑稽的指挥带领一帮乐师开路，把死囚拉到操场正中。第一次行刑，绳太细勒断了，没吊死，只能重新奏乐，再吊一次。集中营全部200多名囚犯被要求从刑毕的尸体下一一经过，抬头观看。这个镜头足足有5分钟，通过每一双瞳眸，窥见每一名囚犯面对同类死亡的心理。
这种“旁观”的心理，与纳粹摄影师以及身为男主的囚犯摄影师都是截然不同的，形成鲜明的对照，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也暗合了纳粹摄影师所坚守的艺术理念：现实根本不存在，或者每一个视角都是一种现实。
我说它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指的是它呈现的方法，看似客观无心理，却有一双不经意的手，把残忍一片一片撕给你看。尽管两位身份不同的摄影师身在其中，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影片的最顶层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旁观。
当你不再以正义与邪恶而是以人性来判别人类的行为时，世界便会向你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形态。
没有人会忘记“二战”的存在，在这场浩劫中逝去的7千余万灵魂，每一位都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然而在遥远的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有5名中国人曾被关押在这里。如果不是一位西班牙摄影师的勇敢行为，恐怕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丝痕迹，将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
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以下简称Boix）的西班牙摄影师，在二战期间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关押着。由于拥有过人的摄影才能，被纳粹军官选中成为了集中营内的摄影师，为德军军官及犯人拍照记录，深受德军的信任。
二战后期，当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毛特豪森集中营也将面临遗弃。在临走之前，德军下令焚烧所有文件资料及照片素材，试图销毁残暴的罪行。而Boix在面对德军的严密监控下，机智勇敢的将大量照片底片保存下来，将德军在毛特豪森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让这里洒下鲜血的生命得到安息。
二战期间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共有199,404名囚徒遭到囚禁。其中，约有119,000人死于恶劣的环境、精疲力竭、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其中包括38,120名犹太人，还包括至少5名中国人。
唐阿汀，男，1908年5月3日生于广东；
夏津凯，性别不详，1902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
王楠平，性别不详，1909年8月10日生于中国某地；
阿明杰，性别不详，1910年5月9日生于中国某地；
乔治·谭，男，1903年1月3日生于柏林。
而这5名中国人，有2人死于集中营，死因一栏中写的是“血液循环不良，急性结肠炎”。这是集中营档案中常见的一种死因，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还有一名幸存者在集中营被解放5天后去世。
二战结束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改建成纪念馆。在发现遇难者中有中国人后，中国政府决定以中国驻奥使馆的名义在这座集中营为遇难同胞立碑。2003年5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让我们回到电影《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本片还在第33届西班牙戈雅奖上拿到了4项提名，虽然无一斩获惨遭陪跑。
在影片中饰演Boix的，是西班牙演员Mario Casas。
相信很多影迷一定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2016年由他主演的《看不见的客人》，凭借超强的文本和过山车式反转的剧情，俘获了中国影迷的大量好评。
在电影中，每个被关押的囚犯，都通过囚服上的三角标识，来划分不同的阶层与权力等级。第一波被关押的囚犯，主要以罪犯、杀人犯等法外者组成。他们化身为德军的忠犬，利用手中的棍棒来向他人宣告自己拥有暴虐的权利。
而主角Boix的胸前则是一个蓝色的S，象征着在战争中失去国家、自由、尊严的无国籍人士。这些人才是整个集中营的“中坚力量”，苦活累活的包揽者，而且每天都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较为独特的阶层符号在影片的一开始就交代出来，将集中营等级森严的残酷性，通过这三重阶级互相依存并剥削的关系，表达得非常直白。
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凋敝的树林，严酷的寒冬，纷飞的大雪与冰冷的围墙，在冷色调的处理下，显得是那么凄凉。
而当囚犯们在夜晚聚集在营房中互相依靠之时，影片整体转为偏暖的色调。明暗交替的色调在本片中极为普遍，一方面阐明了主人公及其他人所处的艰苦环境，又表达了角色内心的冷暖对比。虽然这种手法很常见，但却是本片中不可多得的亮点之一。
但是，本片的剧情则问题较多。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编剧是通过每一张真实照片素材后猜想或真实发生的许多小故事，来进行相互串联起一整部前因后果的情节。
这样的操作，使得影片本身忽略了整体文本的连贯性。导致整体的节奏问题较大，且由于需要为照片串联而让步，导致几个主要人物在表达上显得不够充分，甚至缺乏逻辑。
Boix从德军手中保存照片底片，是本片最主要的故事主线。然而影片在交代具体实施过程和手法上，太过简单粗糙，且过程中没有遭到过太紧张的危机事件。这也导致了影片中间部分，除了展示了一些德军残暴的小范围个例以外，观众对主线剧情的紧张感是几乎没有的。
到了影片后半段，Boix以为自己的行为即将败露，于是主动挑衅德军。然后男主就大开主角光环，痛殴德军军官不仅不被就地正法，被关在毒气车里，也能轻松顺利的脱出，非常顺拐。
本来观众是抱着观影期待，以为结尾会有一场针尖麦芒，或是一段惊险刺激的脱出，结果都没有，就像是平庸故事的结尾那样，从一开始就容易猜到的那种结局，看完过后有一种卸了劲的感觉。
不过，影片最后部分，展现了Boix的原型人物在军事法庭上出庭指认，并放出了部分与电影情节中相呼应的原始照片。这一段看着还是很有感触的。但看完原型再回过头来想电影本身，就有一种，本来能做好，但没有做到位的感觉。
总得来说，电影《集中营里的摄影师》的整体表现还算中规中矩。虽然在故事的连贯性和逻辑上，显得有些不足。但在符号的建立，与影片色调的运用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喜欢二战题材电影或是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朋友们，还是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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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4
二战期间，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曾经关押过七千多西班牙人，他们被西班牙弗朗哥政府剥夺了西班牙的国籍，任由德国纳粹处置。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员，他们在集中营里重新建立了党组织，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和纳粹作有限的斗争，包括安排西班牙摄影师弗兰塞斯克·博世利用德军的信任的，私藏和转移纳粹屠杀囚犯的照片底片，其中有希姆莱和党卫队领袖来集中营视察的照片底片，这些都成为日后指控纳粹暴行的有力证据。
纳粹毛特豪森集中营指挥官在儿子六岁生日那天送给他一把手枪，并当着众人面手把手的教儿子射杀囚犯，让在场的所有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纳粹逃跑时，这个杀人恶魔被人打死后剥光衣服，身上写满侮辱性语言，挂在了铁丝网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纳粹给他们一条棍子，他们成了高人一等的“囚监”，明明同等的身份，同样的遭遇，都是被囚禁的人，却因为自己手里有了点“权力”，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帮着敌人打压、欺负自己的同伴，甚至更狠更毒。纳粹豢养的走狗囚监是最狠毒的人，因此也是遭人嫉恨的。当纳粹狼狈逃跑时，这些被遗弃的囚监成了囚犯们最先报仇的对象，被众人活活打死。
纳粹摄影师看起来是个没有杀一个人的“好人”，但是以虐待囚犯为乐的变态的心理，助纣为虐的冷酷无情的行为，和亲自杀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至于囚犯摄影师最终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冒死揭露他的丑行。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还有一种否认纳粹集中营暴行声音在喧嚣，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两万多张照片公诸于世是对这些杂音的最好回击，铁证如山，纳粹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影片虽然叫做《集中营里的摄影师》，但是却围绕着相片展开。相片是记录历史的载体，囚犯们只能通过相片来证明他们所叙述的经历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从影片中也可以发现，其实照片所记录的“事实”也是可以伪造的。
“你给了这些罪犯一条棍子，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狱卒””很讽刺，明明同等的身份，同样的遭遇，都是被囚禁的人，却因为自己手里有了点“权力”，有的人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遭遇，帮着敌人打压、欺负自己的同伴。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为了帮助伙伴离开集中营，集中营的囚犯为军官们准备了表演节目。屋内是欢快的笑声，屋外寒冷的天气里，狱卒引诱着一个囚犯走向死亡天梯的山崖边，趁其不防备，将囚犯推下山崖。屋里的伙伴在跳着踢踏舞，踢踏声渐渐加快，狱卒也在慢慢靠近”死亡之梯”下的囚犯，死亡的气息包裹囚犯，然而让人讽刺的是，即使在这种时刻下，囚犯却连一声救命都没有喊出来。为什么？因为即使他喊破喉咙，估计也没人能阻止这一幕的发生，从进入到集中营开始，他们便成了“活死人”。
影片里随处可见的人压迫人的现象。大冬天囚犯全裸着身体站在雪地里照相；在军官的晚宴上囚犯被当成活的枪靶子，连反抗的权利都没有；这一幕幕的不公，燃起了摄影师的愤怒，才会做出殴打军官的行为。
再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即使被关在囚室，吃着虫子度日，仍保守着伙伴的秘密，最后将胶卷交到摄影师手上的时候，那一句句的”我是不是英雄？”、“我是不是英雄？”，只为了别人的一句肯定回答，让自己千疮百孔的身心得到些许安抚。
典型的冷战后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把纪实拍成艺术电影，这是每一个电影人都该有的追求。
该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影片中诸多的黑色幽默细节。一个试图将纳粹罪证带出集中营的囚犯被处以绞刑，一个动作夸张滑稽的指挥带领一帮乐师开路，把死囚拉到操场正中。第一次行刑，绳太细勒断了，没吊死，只能重新奏乐，再吊一次。集中营全部200多名囚犯被要求从刑毕的尸体下一一经过，抬头观看。这个镜头足足有5分钟，通过每一双瞳眸，窥见每一名囚犯面对同类死亡的心理。
这种“旁观”的心理，与纳粹摄影师以及身为男主的囚犯摄影师都是截然不同的，形成鲜明的对照，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也暗合了纳粹摄影师所坚守的艺术理念：现实根本不存在，或者每一个视角都是一种现实。
我说它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指的是它呈现的方法，看似客观无心理，却有一双不经意的手，把残忍一片一片撕给你看。尽管两位身份不同的摄影师身在其中，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影片的最顶层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旁观。
当你不再以正义与邪恶而是以人性来判别人类的行为时，世界便会向你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形态。
没有人会忘记“二战”的存在，在这场浩劫中逝去的7千余万灵魂，每一位都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然而在遥远的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有5名中国人曾被关押在这里。如果不是一位西班牙摄影师的勇敢行为，恐怕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丝痕迹，将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
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以下简称Boix）的西班牙摄影师，在二战期间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关押着。由于拥有过人的摄影才能，被纳粹军官选中成为了集中营内的摄影师，为德军军官及犯人拍照记录，深受德军的信任。
二战后期，当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毛特豪森集中营也将面临遗弃。在临走之前，德军下令焚烧所有文件资料及照片素材，试图销毁残暴的罪行。而Boix在面对德军的严密监控下，机智勇敢的将大量照片底片保存下来，将德军在毛特豪森的种种罪行公之于众，让这里洒下鲜血的生命得到安息。
二战期间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共有199,404名囚徒遭到囚禁。其中，约有119,000人死于恶劣的环境、精疲力竭、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其中包括38,120名犹太人，还包括至少5名中国人。
唐阿汀，男，1908年5月3日生于广东；
夏津凯，性别不详，1902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
王楠平，性别不详，1909年8月10日生于中国某地；
阿明杰，性别不详，1910年5月9日生于中国某地；
乔治·谭，男，1903年1月3日生于柏林。
而这5名中国人，有2人死于集中营，死因一栏中写的是“血液循环不良，急性结肠炎”。这是集中营档案中常见的一种死因，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还有一名幸存者在集中营被解放5天后去世。
二战结束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改建成纪念馆。在发现遇难者中有中国人后，中国政府决定以中国驻奥使馆的名义在这座集中营为遇难同胞立碑。2003年5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让我们回到电影《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本片还在第33届西班牙戈雅奖上拿到了4项提名，虽然无一斩获惨遭陪跑。
在影片中饰演Boix的，是西班牙演员Mario Casas。
相信很多影迷一定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2016年由他主演的《看不见的客人》，凭借超强的文本和过山车式反转的剧情，俘获了中国影迷的大量好评。
在电影中，每个被关押的囚犯，都通过囚服上的三角标识，来划分不同的阶层与权力等级。第一波被关押的囚犯，主要以罪犯、杀人犯等法外者组成。他们化身为德军的忠犬，利用手中的棍棒来向他人宣告自己拥有暴虐的权利。
而主角Boix的胸前则是一个蓝色的S，象征着在战争中失去国家、自由、尊严的无国籍人士。这些人才是整个集中营的“中坚力量”，苦活累活的包揽者，而且每天都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较为独特的阶层符号在影片的一开始就交代出来，将集中营等级森严的残酷性，通过这三重阶级互相依存并剥削的关系，表达得非常直白。
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冬季。凋敝的树林，严酷的寒冬，纷飞的大雪与冰冷的围墙，在冷色调的处理下，显得是那么凄凉。
而当囚犯们在夜晚聚集在营房中互相依靠之时，影片整体转为偏暖的色调。明暗交替的色调在本片中极为普遍，一方面阐明了主人公及其他人所处的艰苦环境，又表达了角色内心的冷暖对比。虽然这种手法很常见，但却是本片中不可多得的亮点之一。
但是，本片的剧情则问题较多。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编剧是通过每一张真实照片素材后猜想或真实发生的许多小故事，来进行相互串联起一整部前因后果的情节。
这样的操作，使得影片本身忽略了整体文本的连贯性。导致整体的节奏问题较大，且由于需要为照片串联而让步，导致几个主要人物在表达上显得不够充分，甚至缺乏逻辑。
Boix从德军手中保存照片底片，是本片最主要的故事主线。然而影片在交代具体实施过程和手法上，太过简单粗糙，且过程中没有遭到过太紧张的危机事件。这也导致了影片中间部分，除了展示了一些德军残暴的小范围个例以外，观众对主线剧情的紧张感是几乎没有的。
到了影片后半段，Boix以为自己的行为即将败露，于是主动挑衅德军。然后男主就大开主角光环，痛殴德军军官不仅不被就地正法，被关在毒气车里，也能轻松顺利的脱出，非常顺拐。
本来观众是抱着观影期待，以为结尾会有一场针尖麦芒，或是一段惊险刺激的脱出，结果都没有，就像是平庸故事的结尾那样，从一开始就容易猜到的那种结局，看完过后有一种卸了劲的感觉。
不过，影片最后部分，展现了Boix的原型人物在军事法庭上出庭指认，并放出了部分与电影情节中相呼应的原始照片。这一段看着还是很有感触的。但看完原型再回过头来想电影本身，就有一种，本来能做好，但没有做到位的感觉。
总得来说，电影《集中营里的摄影师》的整体表现还算中规中矩。虽然在故事的连贯性和逻辑上，显得有些不足。但在符号的建立，与影片色调的运用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喜欢二战题材电影或是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电影的朋友们，还是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