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  Flowers of Taipei - Taiwan New Cinema

(2015/10/26)

昨日在新竹影像博物館看了這部關於台灣新電影的紀錄片，之前早已耳聞此片風格不甚傳統，所以也有了心理準備。沒看過之前相關主題的其他紀錄片，這部去年紀錄台灣新電影三十週年的作品，找了旅法藝術工作者謝慶鈴搭配法藉攝影師Olivier Marceny，行遍巴黎、泰國、日本、香港、中國等地，訪談深受台灣新電影影響的電影工作者、影評人、策展人，談他們對台灣電影的記憶與想法。

全片幾乎是外部的觀點，志不在呈現完整的潮流歷史脈絡，而是發散式地從電影美學和台灣歷史記憶切入，從西方觀點一路走到日本、中國，我們看到馬可穆勒談他接觸並引介台灣新電影到歐洲，看到阿薩雅斯和Jean-Michel Frodon爭論著台灣新電影的現代性與中國性，是枝裕和又談了一次他父親的灣生記憶（笑），佐藤忠男從台灣電影中反思日本殖民的痕跡，王兵談第五代導演的集體電影中所缺乏的個體歷史記憶，鮑鯨鯨談她當兵時在野外看《童年往事》的記憶...。

與其是要述說怎樣的觀點與歷史，電影反而更多放在影像與人物、地點的狀態，種種偽生活的設計下鏡頭的流動，似是向侯孝賢和李屏賓的鏡頭美學致意，於是整片訪談的流動也像是斷簡殘篇記憶的拼湊，一種非常寂寞地，在新電影三十週年浪潮已然結束許久的當下，鏡頭看著電影激起的浪潮在這些人身上留下了怎樣的痕跡，這是非常迷影式（cinephile）的切入觀點，鏡中人談他們對電影的熱愛，而影像也服務著同樣的觀點，企圖留下訪問當下那些生活與地景的光影，同時穿插著經典作品的片段，以電影的形式再次向觀眾提示台灣新電影的魔力何在。

影片最後訪談終於回到了台北，我們卻看到蔡明亮說著其實他並不一定屬於台灣新電影，以及侯孝賢說著當代台灣電影新的浪潮還沒發生，重點並不是有沒有新的形式，而是有沒有屬於時代的內容。寥寥數語之下結束了這一場追憶電影的夢境，台灣新電影如此的盛放卻又如此的脆弱，充滿了歷史的光輝卻又無關痛癢地被許多人誤解及遺落。

就像賈樟柯追憶台灣新電影是一種電影人的生活方式，這部紀綠片則是記錄了觀看電影的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談論著電影與記憶，他們感知著影像與故事，這是以台灣新電影為名的電影探尋之旅，看似沒說多少，但其實也說了很多。我只是在想，是否有一天這一切包括電影與觀看的方式終將被人遺忘？

《台灣新電影》儘管是一部平鋪直敘、沈悶嚴肅討論電影的紀錄片，但對熟悉台灣新電影的觀眾來說，提供了很不錯的思想整理，與自我觀影經驗的再反省，看到那些熟悉的鏡頭，會讓你回想起當初那些影像衝擊帶來的悸動與會心一笑；對尚未接觸台灣新電影的人，也是很好的入門指南。

在威權壓抑下迸發出青春焦躁不安能量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們等當兵前無所事事《風櫃來的人》；荒謬戲謔卻又沉重點出省籍糾葛的 《香蕉天堂》；現代化下傳統仕紳沒落與女性獨立化的《海灘的一天》；赤裸直指國家暴力造成最沈痛悲劇的《超級大民》.....

台灣新電影以貼近土地的態度，在時代氛圍下凸顯立體的個人，它們撞擊出一股橫空出世的力道，繼而分毫不差地抓住時代面貌與精神，又以保持某種客觀距離感的方式，在另一個形而上的層面超越了時代，最終精準地呈現最純粹的電影美學。

三十年過去了，現代的台灣電影走出了悲情與抑鬱，但卻失去時代的張力與精神。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台灣新電影的形式與內涵，在其他國家的新生代電影工作者身上，得到某種程度的傳承，正如同當年台灣新電影從歐陸新浪潮身上獲取養分。儘管新電影以另一種百花齊放的方式得到了新生，但令人婉惜地卻在自己發源土地上失去蹤影。

侯導在最後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與手法，而是時代的內容。賈樟柯則說沒有什麼好留戀的，只是可惜失去了一種電影的生活方式。賈樟柯嘴巴說不留戀，但在他自己的電影形式中，某部分也是對新電影的留戀與致敬，那些電影內涵也正如侯導所說的一樣，緊緊扣著中國的當代氛圍。

那台灣自己的新導演呢，除了教科書式的研究、模仿與崇拜之外，在未來又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去傳承、轉化繼而超越台灣新電影呢？

三十年後的人，又該如何紀錄與述說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影？又或者，我們根本沒辦法再以有系統與思想脈絡的方式，重新檢討我們當代的電影，因為後人仔細深究後，才發現後現代之後的我們，擁有的只剩下一片庸俗與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