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安瓦尔·冈戈HermanKotoSyamsulArifinIbrahimSinikYaptoSoerjosoemarnoSafitPardedeJusufKallaAdiZulkadrySoaduonSiregarSuryonoHajiMarzukiHajiAnifRahmatShahSakhyanAsmaraSunardi
类型：纪录片历史犯罪记录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 状态：正片 年份：2012 地区：英国 语言：其它 豆瓣：8.4分热度：7 ℃ 时间：2024-06-11 16: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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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nn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nn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nn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nn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nn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nn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nn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nn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nn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nn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nn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nn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nn“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nn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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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
《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
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nn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nn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nn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nn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nn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nn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nn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nn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nn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nn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nn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nn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nn“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nn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