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演：张尕怂
类型：纪录片音乐纪录导演：张楠 状态：正片 年份：2018 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豆瓣：7.1分热度：5 ℃ 时间：2023-12-19 1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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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我的第一部纪录电影要上映了。在疫情之年，这实在是一件小事。
许多认识张尕怂的朋友，在看过我的这部纪录片后，都会和我说到他的“骚”。然后，他们会总结说：你拍了一部很奇怪的电影，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尕怂。
他们会说到：他的活泼与急智，他的自娱自乐与感染他人，那种挨欠的嘴炮连珠，那种一惊一乍，那种把“此时此刻”据为己有的理所当然，还有那种土包子要上天的志气。还有时候，聊到民歌与风物，他张口就唱，高转低回，引人入胜。作为一个面相宽阔、体毛丰盛、本性充沛的人类，他周身发出的信号，经常让彼此坦然卸下负累。但是，这部影片却与他们对他本人的感觉大大不同。这些朋友们觉得困惑，就会来问我。我从来不知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只有讪笑。
我想，如果我是尕怂的朋友，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应该也会这样对拍他纪录片的人说吧：喂！张导演，你怎么把他拍成这样了？
我认识尕怂七年，如果没有七年前拍片这件事，应该就只是酒肉乡党。每次在北京见面，我们喝酒涮肉，说家乡话，轻松+愉快。喝醉之前，谁也不会提过去的事情。2018年之后，他在北京与各地的通告越来越多，大家会聊怎么挣钱，怎么做事。酒过三巡，这些严肃正经的内容就都灰飞烟灭。哭是不可能哭的，三十好几了。胸口已经碎不了大石，肚子也慢慢能撑起小船。过去拍摄关于他的这部影片的经历，就像桌上涮肉的锅。炭火还没熄，肉也咽下肚，汤还在沸腾，菜挂壁烤焦，它就摆在生活的桌面上，我们围它而坐，杯盘狼藉，分不清今夕何夕，此地何地。
七年前，兰州花儿剧场的走廊上，两个离乡青年分坐在相机两边，一时不知如何讲出乡音。他是白银人，我是庆阳人，两片甘肃土地，中间隔着半个宁夏省。西北的人情风物，乡间的生活情趣，在大城市读书游历的体会，孤悬在两地的往复心情。有好多意思，用普通话讲不出来。到激动时，他的口吃格外明显。但到演出的时候，他一闭眼，一唱歌，就开始发光。我就什么都听懂了。
他唱的那些歌，我曾以为我们这辈人都不会再听到了。那是一些劳动人民的歌曲，一些饱含朴素生活情趣的歌曲，一些再传统不过的调法，在一个青年身上被演绎。这些音乐甚至也不是过去在楼堂里表演的曲艺，它们就是真正乡下人的歌，以一种乡下人的赤诚，温和地、有尊严地唱出来。
那是一个万青写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年月，富士康因为连续有工人跳楼，开始引起社会轰动。郭德纲已经是人民新宠，四处都在搞电视选秀，年轻的人都似乎生活在微博上，企业巨头们都在自己的资本赛道上狂飙。新的体面被批量发明出来，但没有一种是关于过去。如果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一条小溪，这个时代正是在下游筑成巨坝，等待着所有的水都汇流而下。
在唱歌的时候，天生歌者身体是透明的。你能看到一个人五脏六腑的运行，看到胸腔、喉头和颅脑的协作，最重要的是看得到一颗歌唱的心，激发出周围的心一起震颤。而我的心也在其中。那些西北方言的歌谣，被曾经西北的生活、记忆、地理编码，又被今日都市的生活态度转译，在尕怂身上，它们又活了。在他身上，那不只是被表演的音乐。它们变成了他。这让我觉得新鲜：原来，对于大地空间来说，个体的人是可以被穿过的载体。青年尕怂坐在那里，俨然是一个说书艺人。
尕怂是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少有的聪慧者。他敏感，羞怯，善于行动，记忆力过人。但命运何其有趣，他没像我和很多同代人一样，把天资投向学历、人事的苦苦经营中。在长沙，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曾在学校读一门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专业。他对摇滚投入过热情，但还没摸到门，摇滚就突然没有了。读书的第二年，他再也忍受不了。退学出走前，他把自己的被褥杂物付之一炬。他不会弹吉他，却制定了立即巡演的计划。
这个离乡青年，迫切需要拒绝城市加诸身体的那些理所当然。所有的拒绝也同时是渴望认同，这复杂的情绪在年轻的心胸之中震荡，也挑动了他最初的那些听众。
我不清楚尕怂最早的演出如何开场，但他出生于秦腔艺人之家，天生属于舞台。酒吧、茶楼、Livehouse是一整套江湖，他很快洞悉台下的人心曲折。从兴奋到厌倦，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为了能有足够的演出内容，他又回到西北乡间，四处寻访那些星罗棋布的草莽艺人。
我在那年九月跟着他，开始去到那些地方。有三年时间，我都是在尕怂家过春节。这趟乡间历程最终持续数年，和他在上百个城市的巡演生活相互交织，成为一段阴阳两道的奔波，最终拍摄成为这部《黄河尕谣》。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想法很明了：我想知道，这样一个尕怂，他会遇到怎样的世界？
人对世上事物的睿智，仿佛只能通过后知后觉。在我的镜头之中，看似天真乐观的尕怂，在这趟旅途中逐渐面目模糊。这不在我的计划中，是生活推着人在走。成名的热烈渴望和巡演的生死疲劳煎熬着他，而电影和真实的距离也困扰着我。我们拍摄、演出、长谈、争吵或是一醉方休，逐渐对生活感到困惑。
我遗憾没有拍到2015年他在腾格里沙漠的裸奔。后来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希望那个赤身走入沙漠的人是我。旅途的那一头通往黑暗，而这让我们生而为人难以接受。时代在变，而我们每个人却在一段段地活进回忆之中。在城市和乡村，可以看到太多少年人的苦闷，中年人的失意，老年人的落寞，当然还有音乐带来的共情和欢愉。
那些不断被尕怂访到的艺人，就是一道道光。
盲艺人冯兰芳的家里，从来都收拾得无比整洁。秋收的时候，他们母子一边娴熟务农，一边唱歌。西宁的刘延彪在家活动已不方便，一开嗓声若响锣。在通渭的一处小镇，我们没有找到去邻县演出的“魏老师”，一路追到某地，最后在街道上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里，和年轻的机修师傅对唱了一整天的秦腔。屋里电视机后面的墙上，一张80年代的时尚海报。上面的美人和眼前的男子的脸一样生动。我记得每一张脸，在随后剪辑制作的两年里，我又无数次地凝视那些面孔、眼神和表情。
演艺的确是当代社会高度分化的专业工作，但音乐从来都不是。
从一开始苦恼于校园歌曲的无趣，到后来专注于怎样把收集来的民歌改编成他自己的音乐，尕怂经历了自己的音乐道路，从一个敏感的少年成为职业的音乐人。而我慢慢不再关心音乐的分类，和那些细微末节的变化。我知道那是什么。我想不通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怎样生活的？
2016年春天，我在大理最后一次拍摄尕怂。桃溪谷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大理三塔。那里有他落脚的新家。而尕怂已经成为一个终日沉默的人，也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把人生最生动的一段时光，投向了更广阔也更直觉的事情。这是他的聪慧，也是他的执念。他的欢喜忧虑都在这里面，音乐也就自然有了。
尕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最后可能并不重要。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我讲了我的所见所感。他身上赫然长着构成这片土地的赤诚与忧愁，身体一迁徙，灵魂就动荡。这是从我们出生时，就立在世界和人之间的契约。
在时间之中，人的生死沉浮，大地的直抒胸臆，都并不复杂。中国的音乐还在随着它所依附的现实不停迭代，后工业时代的民歌会混杂多少种情绪，恐怕置身今日的人都不会有答案。人生是选择的决意，和有所不能选的苦楚混合的一杯酒。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沉默，他的歌唱，都从地里长出来，装进身体里，最后和父辈、祖辈一样，还给大地。这些个体情绪和记忆，即使被影像记录下来，也最终归于无形。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我相信我们不必都汇流。生命只需要在自然给它的河道里用力流淌，在宽处堆积，在窄处争鸣，到干涸处消失殆尽。蒸发或者下渗，都是祝福。
拍摄这部影片，我想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通过纪录电影，也许我们和生活的关系会有更多的可能。它是关于一个人，也关于每一个人。关于他，也关于我。我所认识的尕怂，是西北骚土上面生长的骚人，也是舞台后面最忧愁的一个人。我很喜欢电影《醉乡民谣》，我也做了一部“忘乡民谣”。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我希望他们的心中，也会有一个渡口。在两岸之间，停一艘摆渡的舟楫。舟是好舟，渡我们往古人也会去往的地方。
随附全国大象分众影院名单，1月30日，可以在这些影院观看《黄河尕谣》。
在即将到来的上海电影节上，以西北民歌手张尕怂为主角的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将迎来国内首映。本片是青年导演张楠的首部纪录长片，年初于鹿特丹影展首映。《黄河尕谣》虽然定位为音乐纪录片，导演张楠所触及的并不仅仅是西北民歌。透过影片主角西北歌手张尕怂的民歌之旅、他吟唱的西北小调，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八零年代人，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一路打拼，却又一次次地回到故乡、面对故乡、思考故乡。
纵观近些年国际上受到关注的中国纪录片，大多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和议题性，通过讲述普通人物的故事来展现飞速发展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趋势中，仅就选题来说，《黄河尕谣》并不讨巧，没有明显的社会议题。影片透过张尕怂所展现的西北自然风土和民歌，虽然充满地域特色，但是同样有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劣势和障碍。
然而正是由于在选题上远离了所谓的“国际偏好”，让《黄河尕谣》在中国纪录片群中显得有些特别：它不沉重，不苦情，有幽默感；镜头流畅优美，音乐和声音方面处理得很出色；对于中国西北乡村生活的描绘具有诗意感，也带着淡淡的乡愁。
《黄河尕谣》的主角张尕怂1989年出生于甘肃省白银市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乐迷，喜欢吼秦腔，叔叔是个乐师，会玩秦琴、三弦、板胡等民间乐器。” 张尕怂说话有轻微的口吃，但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唱起歌来流畅自如。他很小就开始跟着大人在家乡庙会上表演。但彼时音乐于他也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爱好与习惯，直到他离开家乡。
大学生活、南方城市，张尕怂发现自己与那样的生活格格不入，唱歌成为他逃避生活尴尬与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2008年，张尕怂离开大学，回到西北。甘肃、宁夏、青海，他一路寻访民间歌手，跟他们学习三弦、秦琴、冬不拉等民间乐器，收集散落的社会小调、地方戏曲和花儿等民间音乐，并将这些曲调进行改编，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尕怂。两个字都是西北方言中常见的字眼，合在一起带有一种自嘲的幽默。
2011年，张尕怂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出，一二三线城市的酒吧、咖啡馆、Live House，自己联系。有一年，他从春节巡演到下一年的腊月，一年跑了103个城市。张尕怂说自己有个外号，叫民谣流窜犯。
2012年，张楠进入新影集团工作的第二年，那年张楠26岁。他所在的部门做一个名为《新青年》的纪录短片系列，每集二十多分钟，拍摄“有着新思维、新态度的年轻人”。工作不久的张楠正处在对创作充满热情的阶段，有次开选题会，他一口气报了八个选题，一年的工作量，同事们都被惊到了。张尕怂也是张楠找到的一个“选题”，那时，张尕怂23岁。
发现张尕怂是通过微博上的一个小视频：张尕怂坐在地头上，抱着三弦在弹。张楠一下子被那种状态吸引了：“一种混不吝的状态，什么都不在乎，但自己弹的很开心……那个状态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非常西北的东西。”与张尕怂一样，张楠也来自甘肃，庆阳人。
张尕怂和张楠在兰州见了面。张尕怂很痛快地接受了拍摄，想法很简单：“反正之前也有人拍过，就挺好的，也是宣传我嘛。”最初，张楠只是将张尕怂作为《新青年》中的一集来拍摄，但后来随着他从新影离职，短片就发展成了长片，拍摄也断断续续持续了四五年——跟随张尕怂在各地演出，在乡间拜访民间艺人、采样儿，恋爱和结婚。
《黄河尕谣》是献给西北与故乡的。
在中国民谣中，西北民谣是地域特色鲜明、创作者众多的一支，甚至有人说，“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与更为人所熟知的野孩子乐队、低苦艾、布衣乐队、赵牧阳、苏阳等相比，张尕怂虽然也以Live House的形式在城市演出，但其所演唱的歌曲更多源自原生态的民歌，因此也更土更俗，更接地气，更趋近于农村生活。
影片中的张尕怂常穿一件黑棉袄，带一副圆圆的眼镜。他管自己唱的民歌叫“尕谣”。
张尕怂的“尕谣”，大部分曲子改编自民间小调，包括河州贤孝、通渭小曲、社火小调、秦腔等。不少曲子配上新的歌词，用来讲述他记忆或想象中的西北农村生活。比如他的代表作《姐姐》，曲子改自青海河湟地区大家耳熟能详的花儿小调《挖虫草》，歌词据张尕怂说则讲述了他儿时村子的真实故事：一个父母双双去世的农村家庭，长女如何牺牲自我、含辛茹苦拉扯弟妹长大的故事。
类似的还有《张老汉》《十嫂子》等都是对农村人物的肖像式刻画，《庄稼汉》《春耕》《船歌》等则是对传统农村农耕、劳作的描绘；《花儿十七我十八》《月亮挂在窗户上》是脱胎于民间“酸曲儿”的情歌；《鼓对鼓锣对锣》《尕怂讨婆娘》等则充满了搞笑式的叙事与草根般的自嘲。
另外张尕怂常常在作品中配上民间生活的采样儿，如过年的鞭炮声、孩子们玩耍声，牲畜叫声等，试图为作品增加更多的烟火气，营造一种真实生活的质感。
《黄河尕谣》中，场景在城市与乡村间切换。张尕怂在西北的乡村寻访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搜集小调；在城市的酒吧里、喧闹的都市人群中和《中国达人秀》的娱乐选秀舞台上唱歌。事实上，已经很难定义张尕怂所唱的是不是民歌了，这种创作与欣赏的空间性分裂，所展现的正是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境遇。
在对民歌文化的讨论中，学者臧艺兵指出，民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歌曲与民间文化的关系。简单来说，民歌是一种集体性创作，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吟唱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也决定了民歌与地域性的自然风土和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最动人的几个歌唱段落都不是灯红酒绿酒吧中的演出，在啤酒泡沫与人群喧嚣中，张尕怂总是显得有些迷茫有些落寞。只有在黄土高原的土丘上，家乡的玉米地中，或宁夏松鸣岩花儿会上，歌唱与生活和自然重新融为一体，成为兴之所至的有感而发：山野中尕怂与陌生老奶奶之间风趣而温情的对唱，爷爷葬礼上的悼念与安魂。
张尕怂的歌迷不少都是漂泊在天南海北的都市中的西北人。在那些熟悉的小调、描绘西北生活的歌词以及带有方言的歌唱发音中，许多人找到了通往故乡和儿时的方式，聆听成为一种怀旧与慰藉。他们说张尕怂的音乐“真实”，带有“泥土味”。其实，不光是张尕怂的音乐，近几年被冠以“新民谣”的音乐类型也大量借用乡土民歌中的元素，援引传统曲调或唱词。
如果将这一类型音乐在城市的流行与消费，视为都市游子的怀旧需求，那么支持这一现象运作的现代媒介环境与音乐工业也在影片中一一展现出来：遍布城市的酒吧餐厅、Live House演出，成为都市年轻人常见的休闲方式；网络和社交平台不仅仅为独立民谣提供了传播平台，而且让独立唱作人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制作发行自己的唱片；近些年火爆起来的歌唱选秀节目则是将“新民谣”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
在影片的叙事上，张尕怂参加中国达人秀的录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最终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透过他选秀的经历，我们所瞥见的是现代娱乐造星工业一隅。张尕怂在其中兜转一圈，最终又找回了自己。他说：“我一定要走出那个贫穷的地方，但我不能忘了这个贫穷的地方”。
张尕怂的独特之处是，当不均衡的现代化让农村逐渐走向凋敝，当太多人迫切逃离农村也逃离那种生活方式，他天然地眷恋着生养他的那一方水土，在记忆与歌唱中给与故乡一个位置。
在《黄河尕谣》中，故乡是日常性的，是奶奶做的棉袄，如农村劳作中扬场地里翻滚出的土与麦的味道；故乡是地理性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是风卷起的沙尘和黄河上的手摇船；故乡也是诗与想象性的，存在于那些民间小调的曲与词中，存在于无数故乡人的童年记忆中。民歌在这里变成一个隐喻，指向传统，指向过去，指向儿时的故乡。
影片结尾，张尕怂回到了儿时居住的、现在已经荒废了的山头村。那里曾经是一个有上千人口的大村，在尕怂的记忆里热闹而繁华。但由于这个地区长久干旱，人们吃不上水，生活非常困难。八九十年代，整个地区进行了搬迁。人们离开深山，到达黄河岸边，到达城市旁边。整个搬迁工程浩大，前后长达数十年，涉及人口数十万人。
数十年后，尕怂再一次回到那个小山村：干旱的村子居然下起了雪，雪地里的张尕怂格外兴奋，他在老房子的土墙头上写下自己儿时的小名，感慨地说道：“感觉亲切的不得了，但回不去了。”
作为一部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的主创团队对纪录片声音创作非常重视。张楠谈到，在拍摄最初，经费的缺乏和独立拍摄的形式，都让录音工作很难展开，很多非固定拍摄场景只能在相机上架个麦来录；没有录音师时，他和助理小飞搭档，也尽量坚持分离录音。有了经费之后，在重要的拍摄期，会请录音师加入。尽管如此，影片前两次在韩国混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声音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场次内部声音不连续，噪音连不上，只能靠后期补救。
在音乐方面，张楠也曾经尝试联系一位美国音乐人购买音乐版权，但在最终定剪的版本中，除了张尕怂的歌，没有用其他音乐，采取了更加写实化的处理。但张楠认为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很重要：除了拍摄期间尽量做好录音工作，在影片内容定剪之后、混音之前还有应该有一段时间留给声音编辑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在录音棚内完成，因为只有在好的监听环境中，才能辨识出好声音或暴露某些问题。
但目前纪录片整体的预算、播出环境以及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导致纪录片声音创作是被普遍忽视的。而未来纪录片想要进入院线，注重声音质量对于提高纪录片整体制作水平和观影体验，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点上，《黄河尕谣》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新的尝试。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音乐纪录片已经成为西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常见类型。凡是以音乐和音乐人为题材的纪录片，都可以被称为音乐纪录片。这种以题材命名的分类方式，更像是类型片之于电影，是为了方便市场发行和寻找受众的一种标签方式。
音乐纪录片，包括偏重于教育的作品，如BBC制作的《伟大的作曲家》《交响乐的故事》等；也有以流行歌手、乐队、音乐家等为主角，以其追求音乐梦想为线索的人物纪录片。而后者中的不少影片，因其主角为超级明星且粉丝众多而拥有天然的观众群，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比如在电影票房网站Mojo的纪录片类型下，票房排名前十的纪录片中就有四部是音乐纪录片，如《贾斯汀·比伯：永不言败》（2011）和以迈克尔·杰克逊为主角的《就是这样》（2009）。在中国，借用这一类型而进行商业尝试的典型当属2014年范立欣以快男选秀选手为主角的纪录片《我就是我》。不过一些影片虽然票房千万，但对明星人物的刻画往往单纯为了迎合粉丝观众，更像是明星宣传片，而被普遍认为缺乏批判性与深度，属于为大众娱乐服务的流行文化消费品。
如果想要超越大众娱乐消费，音乐纪录片需要展现的就不仅仅是音乐创作。如果我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任何个体或团体的音乐创作也必将根植于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涉及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透过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联结起更广泛的社会、地域甚至生命哲学议题，才能让影片抵达更深更远的地方。比如张经纬的《音乐人生》，透过香港天才钢琴少年黄家正，触及到的是亚洲教育方式、成长和生命之存在的问题。以这个角度来审视《黄河尕谣》，张尕怂的民歌之旅触及的或许是当代中国人与故土的关系，是迁移和漂泊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后，人们对于归属感的寻找。
2018年初，《黄河尕谣》以音乐纪录片这一类型首映于鹿特丹影展的Scopitone（点唱机）单元，同时，有11部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纪录片作品放映。影片的放映场地也不是常规的电影院，而是更像Live House的现场——带有卖饮料的小吧台，观众不仅可以点上一杯喝的围着圆桌随意落座，而且可以在放映前后欣赏暖场乐队的现场演出，是以琳琅满目的影展活动著称的鹿特丹电影节中，将电影与音乐现场结合在一起的有趣活动。
目前《黄河尕谣》定位为“音乐纪录片”，而张楠想讲的大于一个人物或一种音乐。张楠不会觉得被标签化特别遗憾，“当然希望看的人能理解到更多，但多多少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了。我觉得标签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市场和发行也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积习。对我来说，一切还是从音乐开始，从民歌，从沉默的生活里来的。”
如果《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是在几年前播，张尕怂也许就不会去参加《中国达人秀》了。
来自甘肃的民谣歌手张尕怂，穿着奶奶缝的黑色棉袄、戴着圆圆的眼镜坐在“中国达人秀”的后台，等待他爆红的那一刻到来。
张尕怂有浓郁的西北口音，说起话来还有点结巴，本来踌躇满志，可等到真正上台之后，他的大脑却一片空白，嘴边估计也不听使唤了。
事后张尕怂回忆，“他说一句，观众笑一句，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结结巴巴的一段话里满是心酸。
爆红的时刻终究没有到来，他的片段在正片里被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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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圆桌派》，里面有一集讲到说每个人都很努力，那为什么偏偏有的人就能拥有顶尖的财富？答案就是：“pure luck，纯粹的幸运”。
张尕怂不努力吗？他很努力，努力到有点痴狂。他蹲在山脚下，录过往的风声；他穿行在甘肃的乡村，去寻找老艺人的歌谣；他给老乡一包烟，只为他在旷野里唱两句秦腔……
从头到尾缺他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幸运。
他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想成家、买房、生娃，想靠着自己的歌唱养活自己，就像我们说：“想站着就把钱挣了。”
为了这个梦想，他一年跑了一百多场巡演，在青旅、酒吧、live house，走过越多地方，他越呈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他努力，努力到最后才发觉无路可走了。
山有尽头，那努力生活有终点吗？
他在深夜的上海街头对着天空大喊：“我要红，我要买房娶媳妇”。那样子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个迷茫的年轻人面对命运时的不断追问：
属于我的时刻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
生活似乎就像黄河上的羊皮筏子，你只能顺着水流方向漂流，挣扎、探索似乎都毫无用处。
幸运的人终将幸运，而大多数普通人到最后都变成了张尕怂，望着灯红酒绿，不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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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里的弄潮儿少之又少，我们只能接受自己是普通人的事实。每天有多少人一夜成名了、创业成功了、他们讲述梦想、讲述自己吃了多少苦……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就不配有这样的叙事了吗？
我和朋友讨论，到底是幸运重要还是努力重要？说到最后谁都不能说服谁，但明确的是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幸运就像是个隐形的小机灵鬼，躲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
拍摄《黄河尕谣》的时候，张尕怂只有23岁，他的口袋里连买高铁票钱都没有。但等到电影散场，张尕怂出现在点映现场，这是一个年过三十，满脸大胡子、穿着花衬衫的成熟男人，哦，对了，他结婚了，妻子陪着他一起来到了现场。
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不迷茫了，他在大理开了一家店，贩卖西北小吃和音乐，他还是会有演出、写歌、写回不去的家乡生活。
张尕怂说，这部电影是他和张楠导演作为西北孩子的初心，我倒觉得，这是每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写照。你会经历不知所措，你也会和生活讲和，兜兜转转，找到自己的幸运。
电影终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生活的答案，张尕怂在影片最后，回到黄河的筏子上，回归自己粗粝的生活。而在电影之外，我们每个人也继续顺着这条生活的河流，去试探、去寻找，去安放自己的未来。
你的人生终究不会经历大起大落，却也会收获自己想要的心满意足。
作为南京场大象分众影院首映活动的发起人，我在观影前收集了一定量资料之后，我是有打算在映后与大家讲一个段子的，我准备的段子是这样：
说有一摇滚歌手看上一姑娘，下巴一抬，对人脸上吐一口烟圈：“多儿钱呐？”姑娘说：“80。”摇滚歌手说：“得嘞。”然后把人往胡同巷口深处带去，姑娘说：“着啥急啊，钱呢？”摇滚歌手装模做样地一摸口袋，说：“欸哟卧槽，下次给您？”姑娘翻一白眼，说：“傻X。”转身走了，回头歌手写一歌：“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一民谣歌手，碰一姑娘，说：“我喜欢你。”姑娘说，“80。”歌手说：“我没有，我唱首歌给你可以吗？”姑娘翻一白眼走了：“穷B。”民谣歌手若有所思地继续坐那，过会抱起吉他，即兴来了一段：“妈妈，我爱上一个姑娘，可是她在别人的床上呻吟……”
在观影之前，我想的是说尕怂老师，见着一姑娘，问人家，“有80块吗？”姑娘说：“干嘛呢您？”尕怂说：“不干嘛，咱吃臊子面去，吃完嗷两嗓子，快活！”
看完之后我发现这段子不太合适。尕怂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影片从尕怂老师的西北老家甘肃始，在甘肃终。中间在上海参加达人秀，明显能看得出来，尕怂的心态在上海的时候开始变了。连他自己也说，自己不会唱民谣了。他在酒吧里唱的歌，都是那么忧伤，带着些许怨恨，再没有在黄土高坡上唱得快意。
没见过高山之前，觉得一片小土坡也很好，当你见过了高山，你就知道，自己必须是翻过高山的那个人。
记得影片刚开始时的尕怂，在黄沙漫天的大西北自个儿拿一录音设备在那录，碰着老乡，要录人家唱的秦腔，这会儿，不管是音乐，还是他的人生观，都是质朴而干净的。
依稀记得影片到中间时，尕怂大概说，我就是想火，想要领导请我吃饭，想挣钱，娶媳妇儿，生娃，然后呢，生的娃继续唱民谣……
可是连尕怂自己都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变味了，那么他生的娃还会唱民谣吗？
我不知道是否该将民谣定义为“loser的音乐”，就像我不知道说古人写诗就是因为“CTMD老子今天又被贬了”是否合适。但尕怂的心态真的非常像古代士人的心态，很纯粹，得意时开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意时，或笃定相信着“天生我材必有用”，或“明朝散发弄扁舟”。没有心机，从不遮掩。艺术功利么？但艺术不该是功利的么？世人都爱钱。爱钱不影响搞艺术，虚伪才影响。
“出世”与“入世”，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即便陶渊明也是想入世的，可真身陷功名的人，又希望回归乡野，找一份平静。为了突出这种矛盾，我记得影片里有个细节，尕怂还没去上海之前，他在乡野里对奶奶说，回去吧。镜头一抬，是一辆远去的火车。
影片有很多火车的镜头，许多人的人生巨变，都是从一张火车票开始，许多人一生的忧愁与伤痛，也都是从一张车票开始。
大城市，太多眼花缭乱的东西，太容易让人迷失。酒吧里，别人问尕怂，你真名叫什么？不知是装傻还是真喝蒙了，他说自己忘了。艺名用得太久，已经忘了真名是啥了。
民谣歌手张尕怂，一年能办XX场演出，写了XX首爆款歌曲，出过XX张唱片，虽然目前还差一口气，但是未来可期，终有一天，格莱美也不是什么难事。出名！一定会火！
而甘肃市民张某某呢？在破旧的屋子里，喝粥吃咸菜，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还要做农活。和老太太对唱情歌，连个能唱的漂亮姑娘都没有。
所以这大城市掉进去了，怎么甘心出来，死也死在这，烂也烂在这。
民谣与美国乡村音乐都爱唱“家”，比如经典的《Country Roads，Take me home》或者《500 miles》，但是他们想回去的，是记忆里那个家，还是真实的家？
又或者，其实哪都不能回去。焦虑才是人生的常态，因为焦虑，所以永远在路上，最后走得太远，都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于是一代代、一辈辈，都这么在庸碌的追求中度过了，他们最后所得到的，永远不是最初想要的。心里总有一份遗憾填不上，而黄河水，千万年，都这么奔涌着。
到他爷爷逝世，到他再回到甘肃，甘肃也变了，甘肃也有了高楼大厦，他自己也穿上了小西装。回到家，小外甥对尕怂说：“不喜欢他。”真让人想起那句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最初那个赤裸着上身打麦的尕怂，笑着谈论泥土味的尕怂，怎么就不见了呢？
黄河水干了，尕妹妹的心变了。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谈TMD恋爱干嘛呢。
早知道会被忧愁沾染一身，是不是宁愿自己是个从来没有音乐才华的人？
最后尕怂摸着颓圮的墙，面对被毁的家园，他悲伤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或者说，此刻他终于想起做音乐前那个白纸一般的自己了；最后一个镜头，尕怂老师像我们常见的西北人一样，揣着手蹲在石头上，阳光落在他脸上。有点忧伤，但想想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似乎也是好事。
我们总在汲汲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走得太快太急，到处都高速发展着，每个人也都想努力证明自己。可是也不该忘了吃饭，到点了，西北人找家面馆吃碗臊子面，南京人吃碗鸭血粉丝，川渝人搓顿火锅，广东人煮碗福建人，趁热吃完，晒晒太阳，真的很美。
真的，没必要走得太快。偶或停一停脚步也没啥，人生虽然短暂，但也不差一时半刻。放过自己，loser的世界也会别有洞天，不是么。
首发于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
民谣歌手张尕怂的纪录片《黄河尕谣》历经坎坷，终于上映。
《黄河尕谣》是甘肃纪录片导演张楠的处女作，2013年就开始拍摄的它，成片后曾入围多个电影节，在影迷群体中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还获得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我最初知晓这部电影便是在2018年的上海电影节，当时传出它是当年国产纪录片的一部“黑马之作”。
然而在国内，这些加持并不意味着一部质量还不错的纪录片可以顺利上映。它仍需要面对市场与圈层的多重壁垒——
“不了解张尕怂是谁，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纪录片？”
“这种中规中矩、寡淡无爆点的纪录片，搁了这么多年，现在上映纯属自娱自乐的行为。”
这两个问题，是《黄河尕谣》即将要面临的困境。
而它纪录下的音乐人张尕怂，他的创作以及人生经历，也拥有着相似的困境。
自称为“民谣流窜犯”的张尕怂，在2020年之前，全中国确实没多少人知道他。直到去年春节，疫情爆发后，“居家过年”成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他靠一首叫做《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的民谣在微博热搜和快手上出圈：“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村里封了路口，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
张尕怂把疫情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用诚恳又不乏戏谑的方式唱成歌。而在这之后，他的另一首歌也同样获得了上千万人的关注，叫《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张尕怂写的是他的姑姑张荣霞。过年期间，他得知姑姑作为医务工作者去了武汉，并在快手上看到她的生活，于是为她写下了这首歌。“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那些新闻里的人事物，就在我们身边。”创作出发点的不同，让两首歌的调性大相径庭，却又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成名之后，张尕怂的生活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仍旧过着穷日子，但不至于像在《黄河尕谣》中那么窘迫——成名前的他，几乎是把“穷”字写到了脸上。
张楠刚开始拍张尕怂的时候，张尕怂23岁，从大学退学了没多久，正是对音乐热情也正是对生活迷茫的时候。他到一个个城市的一个个酒吧里唱歌，说得好听叫“全国巡演”，说得难听是“流浪艺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最穷的时候全部存款只剩60块，连一张两个小时的火车票都需要朋友救助。
张尕怂的音乐坚持，在常人眼中是有些怪异的，这也是他曾经尝试参与参加中国达人秀的选秀录制却意外落败的原因之一。从2008年开始，张尕怂游走在西北凋敝的村落里，寻找拜访当地还尚存的数百位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几乎就要遗失的花儿、小调、小曲儿、坐唱、鼓子、社火、越弦、秦腔、民歌等曲风，以及成千首来自民间的歌谣。
可以说，他的音乐风格根植于自己的故乡，甘肃白银靖远县，当地所特有的西北乡音与祖辈流传的传统乐器。与此同时，他又以一种“民间音乐的时代回音”的方式，在歌词内容上，显现出自己对时代当下、个人经历与历史传统的反思。
有人评价张尕怂的音乐是从民间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音乐，具有原始的、美妙的生命力。他传统、质朴的演绎方式，也保留了来自土地山河间的粗犷气息与一股历史的沉淀，而非矫情的修饰。
这样的音乐足够称得上有特色，却能有多大的市场呢？在《黄河尕谣》中，张尕怂常常要从故乡出走，在现代都市——诸如上海、宁波等地巡演，有次巡演甚至跨越了103个城市，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家。而这样的音乐之旅，给他带来的却只是嘈杂纷乱的演出环境、几近于无的名气、勉强度日的物质收益，以及只能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独自前行的孤独感。
从出走到重返，每年都需要经历的一次次离乡与返乡，是张尕怂，更是不少国人的生活常态。纪录片中有一幕，张尕怂用稍显戏谑的方式将这种“返乡”时的情感矛盾展露而出：他望着车窗外说“中国人太牛了，把两边的山毁平了，原先这里都是山，现在还要建世界工厂。”
在这句话之前，他哼了两句古诗：“近乡情更怯，黄河入海流”。前半句来自宋之问的《渡汉江》，后半句来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意外拼贴在一起，却瞬间将这片山河的往昔与今日，以及自己面对这一变迁时的奇妙感受脱口而出。
为了呈现张尕怂这个比大多数普通人还要活得“不体面”的民谣艺术家，《黄河尕谣》分成了三条线，分别对应着他的音乐艺术与生活日常、家乡故土、紧促的物质现实间的三重关系。
离开了家乡，跳脱出曾经自己的生活状态，到一个遥远而又广阔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张尕怂才发现故乡的坐标在哪，才发现自己的出走所谓何物。而当他从外地屡次重返到西北高原这片天地山河时，影片背后的议题才得以收拢并显露而出。
三十年前，甘肃黄河岸边的十万农民离乡迁居，陆续进入城镇。还有许多人直接从西北迁走，离开了这片故土。随着农民身份一同消失在黄土高原的，还有世代传唱的民间歌谣。
山河依旧，但人与城市发展的快步向前，造成了故乡的“悬空”。当下，“乡土与乡民”的问题，看似与我们无关紧要，实则又与我们血脉相连，根植在我们的身体与意识中，根植在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春节之行中。
张尕怂在《黄河尕谣》里唱道：“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人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这四句歌词来自民间音乐人刘延彪的教导，更是传承自世世代代的祖辈都在说的质朴道理。
故乡里蕴藏的民间文化，给了张尕怂的音乐以原初的生命力；但它的失落与凋败，也限制了他的自我发展和艺术的可能性。他发现随着自己对民歌的理解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从这个角度而言，《黄河尕谣》并不是一般性的音乐人物纪录片。它所要展现的，不只是音乐创作的机制本身，以及平民艺术家潦倒的生活常态——毕竟，如张尕怂这样的民间音乐人，势必会和多数普通人活得都不一样，但他们又和大家过得一样是生活。正如他的醉言道：“我们都在平凡中度过了一生，一眼望不到尽头。”
在此之内，《黄河尕谣》还企图穿越的，是通过影像与音乐的纪录，联结起社会与地域的变迁，从而对观众发问：你对故乡的感觉是什么？
对于此，托马斯·沃尔夫曾说：“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
也许，人与故乡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故乡，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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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我的第一部纪录电影要上映了。在疫情之年，这实在是一件小事。
许多认识张尕怂的朋友，在看过我的这部纪录片后，都会和我说到他的“骚”。然后，他们会总结说：你拍了一部很奇怪的电影，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尕怂。
他们会说到：他的活泼与急智，他的自娱自乐与感染他人，那种挨欠的嘴炮连珠，那种一惊一乍，那种把“此时此刻”据为己有的理所当然，还有那种土包子要上天的志气。还有时候，聊到民歌与风物，他张口就唱，高转低回，引人入胜。作为一个面相宽阔、体毛丰盛、本性充沛的人类，他周身发出的信号，经常让彼此坦然卸下负累。但是，这部影片却与他们对他本人的感觉大大不同。这些朋友们觉得困惑，就会来问我。我从来不知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只有讪笑。
我想，如果我是尕怂的朋友，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应该也会这样对拍他纪录片的人说吧：喂！张导演，你怎么把他拍成这样了？
我认识尕怂七年，如果没有七年前拍片这件事，应该就只是酒肉乡党。每次在北京见面，我们喝酒涮肉，说家乡话，轻松+愉快。喝醉之前，谁也不会提过去的事情。2018年之后，他在北京与各地的通告越来越多，大家会聊怎么挣钱，怎么做事。酒过三巡，这些严肃正经的内容就都灰飞烟灭。哭是不可能哭的，三十好几了。胸口已经碎不了大石，肚子也慢慢能撑起小船。过去拍摄关于他的这部影片的经历，就像桌上涮肉的锅。炭火还没熄，肉也咽下肚，汤还在沸腾，菜挂壁烤焦，它就摆在生活的桌面上，我们围它而坐，杯盘狼藉，分不清今夕何夕，此地何地。
七年前，兰州花儿剧场的走廊上，两个离乡青年分坐在相机两边，一时不知如何讲出乡音。他是白银人，我是庆阳人，两片甘肃土地，中间隔着半个宁夏省。西北的人情风物，乡间的生活情趣，在大城市读书游历的体会，孤悬在两地的往复心情。有好多意思，用普通话讲不出来。到激动时，他的口吃格外明显。但到演出的时候，他一闭眼，一唱歌，就开始发光。我就什么都听懂了。
他唱的那些歌，我曾以为我们这辈人都不会再听到了。那是一些劳动人民的歌曲，一些饱含朴素生活情趣的歌曲，一些再传统不过的调法，在一个青年身上被演绎。这些音乐甚至也不是过去在楼堂里表演的曲艺，它们就是真正乡下人的歌，以一种乡下人的赤诚，温和地、有尊严地唱出来。
那是一个万青写下“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年月，富士康因为连续有工人跳楼，开始引起社会轰动。郭德纲已经是人民新宠，四处都在搞电视选秀，年轻的人都似乎生活在微博上，企业巨头们都在自己的资本赛道上狂飙。新的体面被批量发明出来，但没有一种是关于过去。如果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一条小溪，这个时代正是在下游筑成巨坝，等待着所有的水都汇流而下。
在唱歌的时候，天生歌者身体是透明的。你能看到一个人五脏六腑的运行，看到胸腔、喉头和颅脑的协作，最重要的是看得到一颗歌唱的心，激发出周围的心一起震颤。而我的心也在其中。那些西北方言的歌谣，被曾经西北的生活、记忆、地理编码，又被今日都市的生活态度转译，在尕怂身上，它们又活了。在他身上，那不只是被表演的音乐。它们变成了他。这让我觉得新鲜：原来，对于大地空间来说，个体的人是可以被穿过的载体。青年尕怂坐在那里，俨然是一个说书艺人。
尕怂是我认识的同龄人中，少有的聪慧者。他敏感，羞怯，善于行动，记忆力过人。但命运何其有趣，他没像我和很多同代人一样，把天资投向学历、人事的苦苦经营中。在长沙，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曾在学校读一门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专业。他对摇滚投入过热情，但还没摸到门，摇滚就突然没有了。读书的第二年，他再也忍受不了。退学出走前，他把自己的被褥杂物付之一炬。他不会弹吉他，却制定了立即巡演的计划。
这个离乡青年，迫切需要拒绝城市加诸身体的那些理所当然。所有的拒绝也同时是渴望认同，这复杂的情绪在年轻的心胸之中震荡，也挑动了他最初的那些听众。
我不清楚尕怂最早的演出如何开场，但他出生于秦腔艺人之家，天生属于舞台。酒吧、茶楼、Livehouse是一整套江湖，他很快洞悉台下的人心曲折。从兴奋到厌倦，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为了能有足够的演出内容，他又回到西北乡间，四处寻访那些星罗棋布的草莽艺人。
我在那年九月跟着他，开始去到那些地方。有三年时间，我都是在尕怂家过春节。这趟乡间历程最终持续数年，和他在上百个城市的巡演生活相互交织，成为一段阴阳两道的奔波，最终拍摄成为这部《黄河尕谣》。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想法很明了：我想知道，这样一个尕怂，他会遇到怎样的世界？
人对世上事物的睿智，仿佛只能通过后知后觉。在我的镜头之中，看似天真乐观的尕怂，在这趟旅途中逐渐面目模糊。这不在我的计划中，是生活推着人在走。成名的热烈渴望和巡演的生死疲劳煎熬着他，而电影和真实的距离也困扰着我。我们拍摄、演出、长谈、争吵或是一醉方休，逐渐对生活感到困惑。
我遗憾没有拍到2015年他在腾格里沙漠的裸奔。后来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希望那个赤身走入沙漠的人是我。旅途的那一头通往黑暗，而这让我们生而为人难以接受。时代在变，而我们每个人却在一段段地活进回忆之中。在城市和乡村，可以看到太多少年人的苦闷，中年人的失意，老年人的落寞，当然还有音乐带来的共情和欢愉。
那些不断被尕怂访到的艺人，就是一道道光。
盲艺人冯兰芳的家里，从来都收拾得无比整洁。秋收的时候，他们母子一边娴熟务农，一边唱歌。西宁的刘延彪在家活动已不方便，一开嗓声若响锣。在通渭的一处小镇，我们没有找到去邻县演出的“魏老师”，一路追到某地，最后在街道上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里，和年轻的机修师傅对唱了一整天的秦腔。屋里电视机后面的墙上，一张80年代的时尚海报。上面的美人和眼前的男子的脸一样生动。我记得每一张脸，在随后剪辑制作的两年里，我又无数次地凝视那些面孔、眼神和表情。
演艺的确是当代社会高度分化的专业工作，但音乐从来都不是。
从一开始苦恼于校园歌曲的无趣，到后来专注于怎样把收集来的民歌改编成他自己的音乐，尕怂经历了自己的音乐道路，从一个敏感的少年成为职业的音乐人。而我慢慢不再关心音乐的分类，和那些细微末节的变化。我知道那是什么。我想不通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怎样生活的？
2016年春天，我在大理最后一次拍摄尕怂。桃溪谷的山坡上，可以俯瞰大理三塔。那里有他落脚的新家。而尕怂已经成为一个终日沉默的人，也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把人生最生动的一段时光，投向了更广阔也更直觉的事情。这是他的聪慧，也是他的执念。他的欢喜忧虑都在这里面，音乐也就自然有了。
尕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最后可能并不重要。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我讲了我的所见所感。他身上赫然长着构成这片土地的赤诚与忧愁，身体一迁徙，灵魂就动荡。这是从我们出生时，就立在世界和人之间的契约。
在时间之中，人的生死沉浮，大地的直抒胸臆，都并不复杂。中国的音乐还在随着它所依附的现实不停迭代，后工业时代的民歌会混杂多少种情绪，恐怕置身今日的人都不会有答案。人生是选择的决意，和有所不能选的苦楚混合的一杯酒。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沉默，他的歌唱，都从地里长出来，装进身体里，最后和父辈、祖辈一样，还给大地。这些个体情绪和记忆，即使被影像记录下来，也最终归于无形。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我相信我们不必都汇流。生命只需要在自然给它的河道里用力流淌，在宽处堆积，在窄处争鸣，到干涸处消失殆尽。蒸发或者下渗，都是祝福。
拍摄这部影片，我想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通过纪录电影，也许我们和生活的关系会有更多的可能。它是关于一个人，也关于每一个人。关于他，也关于我。我所认识的尕怂，是西北骚土上面生长的骚人，也是舞台后面最忧愁的一个人。我很喜欢电影《醉乡民谣》，我也做了一部“忘乡民谣”。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我希望他们的心中，也会有一个渡口。在两岸之间，停一艘摆渡的舟楫。舟是好舟，渡我们往古人也会去往的地方。
随附全国大象分众影院名单，1月30日，可以在这些影院观看《黄河尕谣》。
在即将到来的上海电影节上，以西北民歌手张尕怂为主角的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将迎来国内首映。本片是青年导演张楠的首部纪录长片，年初于鹿特丹影展首映。《黄河尕谣》虽然定位为音乐纪录片，导演张楠所触及的并不仅仅是西北民歌。透过影片主角西北歌手张尕怂的民歌之旅、他吟唱的西北小调，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八零年代人，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一路打拼，却又一次次地回到故乡、面对故乡、思考故乡。
纵观近些年国际上受到关注的中国纪录片，大多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和议题性，通过讲述普通人物的故事来展现飞速发展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趋势中，仅就选题来说，《黄河尕谣》并不讨巧，没有明显的社会议题。影片透过张尕怂所展现的西北自然风土和民歌，虽然充满地域特色，但是同样有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劣势和障碍。
然而正是由于在选题上远离了所谓的“国际偏好”，让《黄河尕谣》在中国纪录片群中显得有些特别：它不沉重，不苦情，有幽默感；镜头流畅优美，音乐和声音方面处理得很出色；对于中国西北乡村生活的描绘具有诗意感，也带着淡淡的乡愁。
自嘲尕怂
《黄河尕谣》的主角张尕怂1989年出生于甘肃省白银市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乐迷，喜欢吼秦腔，叔叔是个乐师，会玩秦琴、三弦、板胡等民间乐器。” 张尕怂说话有轻微的口吃，但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唱起歌来流畅自如。他很小就开始跟着大人在家乡庙会上表演。但彼时音乐于他也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爱好与习惯，直到他离开家乡。
大学生活、南方城市，张尕怂发现自己与那样的生活格格不入，唱歌成为他逃避生活尴尬与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2008年，张尕怂离开大学，回到西北。甘肃、宁夏、青海，他一路寻访民间歌手，跟他们学习三弦、秦琴、冬不拉等民间乐器，收集散落的社会小调、地方戏曲和花儿等民间音乐，并将这些曲调进行改编，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尕怂。两个字都是西北方言中常见的字眼，合在一起带有一种自嘲的幽默。
2011年，张尕怂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出，一二三线城市的酒吧、咖啡馆、Live House，自己联系。有一年，他从春节巡演到下一年的腊月，一年跑了103个城市。张尕怂说自己有个外号，叫民谣流窜犯。
发现尕怂
2012年，张楠进入新影集团工作的第二年，那年张楠26岁。他所在的部门做一个名为《新青年》的纪录短片系列，每集二十多分钟，拍摄“有着新思维、新态度的年轻人”。工作不久的张楠正处在对创作充满热情的阶段，有次开选题会，他一口气报了八个选题，一年的工作量，同事们都被惊到了。张尕怂也是张楠找到的一个“选题”，那时，张尕怂23岁。
发现张尕怂是通过微博上的一个小视频：张尕怂坐在地头上，抱着三弦在弹。张楠一下子被那种状态吸引了：“一种混不吝的状态，什么都不在乎，但自己弹的很开心……那个状态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非常西北的东西。”与张尕怂一样，张楠也来自甘肃，庆阳人。
张尕怂和张楠在兰州见了面。张尕怂很痛快地接受了拍摄，想法很简单：“反正之前也有人拍过，就挺好的，也是宣传我嘛。”最初，张楠只是将张尕怂作为《新青年》中的一集来拍摄，但后来随着他从新影离职，短片就发展成了长片，拍摄也断断续续持续了四五年——跟随张尕怂在各地演出，在乡间拜访民间艺人、采样儿，恋爱和结婚。
《黄河尕谣》是献给西北与故乡的。
“尕谣”
在中国民谣中，西北民谣是地域特色鲜明、创作者众多的一支，甚至有人说，“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与更为人所熟知的野孩子乐队、低苦艾、布衣乐队、赵牧阳、苏阳等相比，张尕怂虽然也以Live House的形式在城市演出，但其所演唱的歌曲更多源自原生态的民歌，因此也更土更俗，更接地气，更趋近于农村生活。
影片中的张尕怂常穿一件黑棉袄，带一副圆圆的眼镜。他管自己唱的民歌叫“尕谣”。
张尕怂的“尕谣”，大部分曲子改编自民间小调，包括河州贤孝、通渭小曲、社火小调、秦腔等。不少曲子配上新的歌词，用来讲述他记忆或想象中的西北农村生活。比如他的代表作《姐姐》，曲子改自青海河湟地区大家耳熟能详的花儿小调《挖虫草》，歌词据张尕怂说则讲述了他儿时村子的真实故事：一个父母双双去世的农村家庭，长女如何牺牲自我、含辛茹苦拉扯弟妹长大的故事。
类似的还有《张老汉》《十嫂子》等都是对农村人物的肖像式刻画，《庄稼汉》《春耕》《船歌》等则是对传统农村农耕、劳作的描绘；《花儿十七我十八》《月亮挂在窗户上》是脱胎于民间“酸曲儿”的情歌；《鼓对鼓锣对锣》《尕怂讨婆娘》等则充满了搞笑式的叙事与草根般的自嘲。
另外张尕怂常常在作品中配上民间生活的采样儿，如过年的鞭炮声、孩子们玩耍声，牲畜叫声等，试图为作品增加更多的烟火气，营造一种真实生活的质感。
《黄河尕谣》中，场景在城市与乡村间切换。张尕怂在西北的乡村寻访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搜集小调；在城市的酒吧里、喧闹的都市人群中和《中国达人秀》的娱乐选秀舞台上唱歌。事实上，已经很难定义张尕怂所唱的是不是民歌了，这种创作与欣赏的空间性分裂，所展现的正是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境遇。
离不开的民歌与回不去的故乡
在对民歌文化的讨论中，学者臧艺兵指出，民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歌曲与民间文化的关系。简单来说，民歌是一种集体性创作，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吟唱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也决定了民歌与地域性的自然风土和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最动人的几个歌唱段落都不是灯红酒绿酒吧中的演出，在啤酒泡沫与人群喧嚣中，张尕怂总是显得有些迷茫有些落寞。只有在黄土高原的土丘上，家乡的玉米地中，或宁夏松鸣岩花儿会上，歌唱与生活和自然重新融为一体，成为兴之所至的有感而发：山野中尕怂与陌生老奶奶之间风趣而温情的对唱，爷爷葬礼上的悼念与安魂。
张尕怂的歌迷不少都是漂泊在天南海北的都市中的西北人。在那些熟悉的小调、描绘西北生活的歌词以及带有方言的歌唱发音中，许多人找到了通往故乡和儿时的方式，聆听成为一种怀旧与慰藉。他们说张尕怂的音乐“真实”，带有“泥土味”。其实，不光是张尕怂的音乐，近几年被冠以“新民谣”的音乐类型也大量借用乡土民歌中的元素，援引传统曲调或唱词。
如果将这一类型音乐在城市的流行与消费，视为都市游子的怀旧需求，那么支持这一现象运作的现代媒介环境与音乐工业也在影片中一一展现出来：遍布城市的酒吧餐厅、Live House演出，成为都市年轻人常见的休闲方式；网络和社交平台不仅仅为独立民谣提供了传播平台，而且让独立唱作人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制作发行自己的唱片；近些年火爆起来的歌唱选秀节目则是将“新民谣”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
在影片的叙事上，张尕怂参加中国达人秀的录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最终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透过他选秀的经历，我们所瞥见的是现代娱乐造星工业一隅。张尕怂在其中兜转一圈，最终又找回了自己。他说：“我一定要走出那个贫穷的地方，但我不能忘了这个贫穷的地方”。
张尕怂的独特之处是，当不均衡的现代化让农村逐渐走向凋敝，当太多人迫切逃离农村也逃离那种生活方式，他天然地眷恋着生养他的那一方水土，在记忆与歌唱中给与故乡一个位置。
在《黄河尕谣》中，故乡是日常性的，是奶奶做的棉袄，如农村劳作中扬场地里翻滚出的土与麦的味道；故乡是地理性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是风卷起的沙尘和黄河上的手摇船；故乡也是诗与想象性的，存在于那些民间小调的曲与词中，存在于无数故乡人的童年记忆中。民歌在这里变成一个隐喻，指向传统，指向过去，指向儿时的故乡。
影片结尾，张尕怂回到了儿时居住的、现在已经荒废了的山头村。那里曾经是一个有上千人口的大村，在尕怂的记忆里热闹而繁华。但由于这个地区长久干旱，人们吃不上水，生活非常困难。八九十年代，整个地区进行了搬迁。人们离开深山，到达黄河岸边，到达城市旁边。整个搬迁工程浩大，前后长达数十年，涉及人口数十万人。
数十年后，尕怂再一次回到那个小山村：干旱的村子居然下起了雪，雪地里的张尕怂格外兴奋，他在老房子的土墙头上写下自己儿时的小名，感慨地说道：“感觉亲切的不得了，但回不去了。”
把时间留给声音编辑工作
作为一部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的主创团队对纪录片声音创作非常重视。张楠谈到，在拍摄最初，经费的缺乏和独立拍摄的形式，都让录音工作很难展开，很多非固定拍摄场景只能在相机上架个麦来录；没有录音师时，他和助理小飞搭档，也尽量坚持分离录音。有了经费之后，在重要的拍摄期，会请录音师加入。尽管如此，影片前两次在韩国混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声音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场次内部声音不连续，噪音连不上，只能靠后期补救。
在音乐方面，张楠也曾经尝试联系一位美国音乐人购买音乐版权，但在最终定剪的版本中，除了张尕怂的歌，没有用其他音乐，采取了更加写实化的处理。但张楠认为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很重要：除了拍摄期间尽量做好录音工作，在影片内容定剪之后、混音之前还有应该有一段时间留给声音编辑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在录音棚内完成，因为只有在好的监听环境中，才能辨识出好声音或暴露某些问题。
但目前纪录片整体的预算、播出环境以及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导致纪录片声音创作是被普遍忽视的。而未来纪录片想要进入院线，注重声音质量对于提高纪录片整体制作水平和观影体验，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点上，《黄河尕谣》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新的尝试。
音乐纪录片超越音乐本身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音乐纪录片已经成为西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常见类型。凡是以音乐和音乐人为题材的纪录片，都可以被称为音乐纪录片。这种以题材命名的分类方式，更像是类型片之于电影，是为了方便市场发行和寻找受众的一种标签方式。
音乐纪录片，包括偏重于教育的作品，如BBC制作的《伟大的作曲家》《交响乐的故事》等；也有以流行歌手、乐队、音乐家等为主角，以其追求音乐梦想为线索的人物纪录片。而后者中的不少影片，因其主角为超级明星且粉丝众多而拥有天然的观众群，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比如在电影票房网站Mojo的纪录片类型下，票房排名前十的纪录片中就有四部是音乐纪录片，如《贾斯汀·比伯：永不言败》（2011）和以迈克尔·杰克逊为主角的《就是这样》（2009）。在中国，借用这一类型而进行商业尝试的典型当属2014年范立欣以快男选秀选手为主角的纪录片《我就是我》。不过一些影片虽然票房千万，但对明星人物的刻画往往单纯为了迎合粉丝观众，更像是明星宣传片，而被普遍认为缺乏批判性与深度，属于为大众娱乐服务的流行文化消费品。
如果想要超越大众娱乐消费，音乐纪录片需要展现的就不仅仅是音乐创作。如果我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任何个体或团体的音乐创作也必将根植于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涉及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透过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联结起更广泛的社会、地域甚至生命哲学议题，才能让影片抵达更深更远的地方。比如张经纬的《音乐人生》，透过香港天才钢琴少年黄家正，触及到的是亚洲教育方式、成长和生命之存在的问题。以这个角度来审视《黄河尕谣》，张尕怂的民歌之旅触及的或许是当代中国人与故土的关系，是迁移和漂泊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后，人们对于归属感的寻找。
2018年初，《黄河尕谣》以音乐纪录片这一类型首映于鹿特丹影展的Scopitone（点唱机）单元，同时，有11部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纪录片作品放映。影片的放映场地也不是常规的电影院，而是更像Live House的现场——带有卖饮料的小吧台，观众不仅可以点上一杯喝的围着圆桌随意落座，而且可以在放映前后欣赏暖场乐队的现场演出，是以琳琅满目的影展活动著称的鹿特丹电影节中，将电影与音乐现场结合在一起的有趣活动。
目前《黄河尕谣》定位为“音乐纪录片”，而张楠想讲的大于一个人物或一种音乐。张楠不会觉得被标签化特别遗憾，“当然希望看的人能理解到更多，但多多少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了。我觉得标签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市场和发行也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积习。对我来说，一切还是从音乐开始，从民歌，从沉默的生活里来的。”
如果《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是在几年前播，张尕怂也许就不会去参加《中国达人秀》了。
来自甘肃的民谣歌手张尕怂，穿着奶奶缝的黑色棉袄、戴着圆圆的眼镜坐在“中国达人秀”的后台，等待他爆红的那一刻到来。
张尕怂有浓郁的西北口音，说起话来还有点结巴，本来踌躇满志，可等到真正上台之后，他的大脑却一片空白，嘴边估计也不听使唤了。
事后张尕怂回忆，“他说一句，观众笑一句，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结结巴巴的一段话里满是心酸。
爆红的时刻终究没有到来，他的片段在正片里被剪去了。
1
尕怂为啥没有红？
最近看《圆桌派》，里面有一集讲到说每个人都很努力，那为什么偏偏有的人就能拥有顶尖的财富？答案就是：“pure luck，纯粹的幸运”。
张尕怂不努力吗？他很努力，努力到有点痴狂。他蹲在山脚下，录过往的风声；他穿行在甘肃的乡村，去寻找老艺人的歌谣；他给老乡一包烟，只为他在旷野里唱两句秦腔……
从头到尾缺他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幸运。
他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想成家、买房、生娃，想靠着自己的歌唱养活自己，就像我们说：“想站着就把钱挣了。”
为了这个梦想，他一年跑了一百多场巡演，在青旅、酒吧、live house，走过越多地方，他越呈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他努力，努力到最后才发觉无路可走了。
山有尽头，那努力生活有终点吗？
他在深夜的上海街头对着天空大喊：“我要红，我要买房娶媳妇”。那样子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个迷茫的年轻人面对命运时的不断追问：
属于我的时刻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
生活似乎就像黄河上的羊皮筏子，你只能顺着水流方向漂流，挣扎、探索似乎都毫无用处。
幸运的人终将幸运，而大多数普通人到最后都变成了张尕怂，望着灯红酒绿，不知往何处去。
2
幸运不曾眷顾的日子该怎么过？
新闻里的弄潮儿少之又少，我们只能接受自己是普通人的事实。每天有多少人一夜成名了、创业成功了、他们讲述梦想、讲述自己吃了多少苦……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就不配有这样的叙事了吗？
我和朋友讨论，到底是幸运重要还是努力重要？说到最后谁都不能说服谁，但明确的是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幸运就像是个隐形的小机灵鬼，躲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
拍摄《黄河尕谣》的时候，张尕怂只有23岁，他的口袋里连买高铁票钱都没有。但等到电影散场，张尕怂出现在点映现场，这是一个年过三十，满脸大胡子、穿着花衬衫的成熟男人，哦，对了，他结婚了，妻子陪着他一起来到了现场。
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不迷茫了，他在大理开了一家店，贩卖西北小吃和音乐，他还是会有演出、写歌、写回不去的家乡生活。
张尕怂说，这部电影是他和张楠导演作为西北孩子的初心，我倒觉得，这是每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写照。你会经历不知所措，你也会和生活讲和，兜兜转转，找到自己的幸运。
电影终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生活的答案，张尕怂在影片最后，回到黄河的筏子上，回归自己粗粝的生活。而在电影之外，我们每个人也继续顺着这条生活的河流，去试探、去寻找，去安放自己的未来。
你的人生终究不会经历大起大落，却也会收获自己想要的心满意足。
作为南京场大象分众影院首映活动的发起人，我在观影前收集了一定量资料之后，我是有打算在映后与大家讲一个段子的，我准备的段子是这样：
说有一摇滚歌手看上一姑娘，下巴一抬，对人脸上吐一口烟圈：“多儿钱呐？”姑娘说：“80。”摇滚歌手说：“得嘞。”然后把人往胡同巷口深处带去，姑娘说：“着啥急啊，钱呢？”摇滚歌手装模做样地一摸口袋，说：“欸哟卧槽，下次给您？”姑娘翻一白眼，说：“傻X。”转身走了，回头歌手写一歌：“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一民谣歌手，碰一姑娘，说：“我喜欢你。”姑娘说，“80。”歌手说：“我没有，我唱首歌给你可以吗？”姑娘翻一白眼走了：“穷B。”民谣歌手若有所思地继续坐那，过会抱起吉他，即兴来了一段：“妈妈，我爱上一个姑娘，可是她在别人的床上呻吟……”
在观影之前，我想的是说尕怂老师，见着一姑娘，问人家，“有80块吗？”姑娘说：“干嘛呢您？”尕怂说：“不干嘛，咱吃臊子面去，吃完嗷两嗓子，快活！”
看完之后我发现这段子不太合适。尕怂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影片从尕怂老师的西北老家甘肃始，在甘肃终。中间在上海参加达人秀，明显能看得出来，尕怂的心态在上海的时候开始变了。连他自己也说，自己不会唱民谣了。他在酒吧里唱的歌，都是那么忧伤，带着些许怨恨，再没有在黄土高坡上唱得快意。
没见过高山之前，觉得一片小土坡也很好，当你见过了高山，你就知道，自己必须是翻过高山的那个人。
记得影片刚开始时的尕怂，在黄沙漫天的大西北自个儿拿一录音设备在那录，碰着老乡，要录人家唱的秦腔，这会儿，不管是音乐，还是他的人生观，都是质朴而干净的。
依稀记得影片到中间时，尕怂大概说，我就是想火，想要领导请我吃饭，想挣钱，娶媳妇儿，生娃，然后呢，生的娃继续唱民谣……
可是连尕怂自己都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变味了，那么他生的娃还会唱民谣吗？
我不知道是否该将民谣定义为“loser的音乐”，就像我不知道说古人写诗就是因为“CTMD老子今天又被贬了”是否合适。但尕怂的心态真的非常像古代士人的心态，很纯粹，得意时开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失意时，或笃定相信着“天生我材必有用”，或“明朝散发弄扁舟”。没有心机，从不遮掩。艺术功利么？但艺术不该是功利的么？世人都爱钱。爱钱不影响搞艺术，虚伪才影响。
“出世”与“入世”，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即便陶渊明也是想入世的，可真身陷功名的人，又希望回归乡野，找一份平静。为了突出这种矛盾，我记得影片里有个细节，尕怂还没去上海之前，他在乡野里对奶奶说，回去吧。镜头一抬，是一辆远去的火车。
影片有很多火车的镜头，许多人的人生巨变，都是从一张火车票开始，许多人一生的忧愁与伤痛，也都是从一张车票开始。
大城市，太多眼花缭乱的东西，太容易让人迷失。酒吧里，别人问尕怂，你真名叫什么？不知是装傻还是真喝蒙了，他说自己忘了。艺名用得太久，已经忘了真名是啥了。
民谣歌手张尕怂，一年能办XX场演出，写了XX首爆款歌曲，出过XX张唱片，虽然目前还差一口气，但是未来可期，终有一天，格莱美也不是什么难事。出名！一定会火！
而甘肃市民张某某呢？在破旧的屋子里，喝粥吃咸菜，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还要做农活。和老太太对唱情歌，连个能唱的漂亮姑娘都没有。
所以这大城市掉进去了，怎么甘心出来，死也死在这，烂也烂在这。
民谣与美国乡村音乐都爱唱“家”，比如经典的《Country Roads，Take me home》或者《500 miles》，但是他们想回去的，是记忆里那个家，还是真实的家？
又或者，其实哪都不能回去。焦虑才是人生的常态，因为焦虑，所以永远在路上，最后走得太远，都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出发。于是一代代、一辈辈，都这么在庸碌的追求中度过了，他们最后所得到的，永远不是最初想要的。心里总有一份遗憾填不上，而黄河水，千万年，都这么奔涌着。
到他爷爷逝世，到他再回到甘肃，甘肃也变了，甘肃也有了高楼大厦，他自己也穿上了小西装。回到家，小外甥对尕怂说：“不喜欢他。”真让人想起那句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最初那个赤裸着上身打麦的尕怂，笑着谈论泥土味的尕怂，怎么就不见了呢？
黄河水干了，尕妹妹的心变了。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谈TMD恋爱干嘛呢。
早知道会被忧愁沾染一身，是不是宁愿自己是个从来没有音乐才华的人？
最后尕怂摸着颓圮的墙，面对被毁的家园，他悲伤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或者说，此刻他终于想起做音乐前那个白纸一般的自己了；最后一个镜头，尕怂老师像我们常见的西北人一样，揣着手蹲在石头上，阳光落在他脸上。有点忧伤，但想想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似乎也是好事。
我们总在汲汲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走得太快太急，到处都高速发展着，每个人也都想努力证明自己。可是也不该忘了吃饭，到点了，西北人找家面馆吃碗臊子面，南京人吃碗鸭血粉丝，川渝人搓顿火锅，广东人煮碗福建人，趁热吃完，晒晒太阳，真的很美。
真的，没必要走得太快。偶或停一停脚步也没啥，人生虽然短暂，但也不差一时半刻。放过自己，loser的世界也会别有洞天，不是么。
首发于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
民谣歌手张尕怂的纪录片《黄河尕谣》历经坎坷，终于上映。
《黄河尕谣》是甘肃纪录片导演张楠的处女作，2013年就开始拍摄的它，成片后曾入围多个电影节，在影迷群体中收获了不错的口碑，还获得了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我最初知晓这部电影便是在2018年的上海电影节，当时传出它是当年国产纪录片的一部“黑马之作”。
然而在国内，这些加持并不意味着一部质量还不错的纪录片可以顺利上映。它仍需要面对市场与圈层的多重壁垒——
“不了解张尕怂是谁，为什么要去看这部纪录片？”
“这种中规中矩、寡淡无爆点的纪录片，搁了这么多年，现在上映纯属自娱自乐的行为。”
这两个问题，是《黄河尕谣》即将要面临的困境。
而它纪录下的音乐人张尕怂，他的创作以及人生经历，也拥有着相似的困境。
自称为“民谣流窜犯”的张尕怂，在2020年之前，全中国确实没多少人知道他。直到去年春节，疫情爆发后，“居家过年”成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他靠一首叫做《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的民谣在微博热搜和快手上出圈：“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村里封了路口，我就应该多拉拉妹妹的手...”
张尕怂把疫情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用诚恳又不乏戏谑的方式唱成歌。而在这之后，他的另一首歌也同样获得了上千万人的关注，叫《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张尕怂写的是他的姑姑张荣霞。过年期间，他得知姑姑作为医务工作者去了武汉，并在快手上看到她的生活，于是为她写下了这首歌。“没有人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那些新闻里的人事物，就在我们身边。”创作出发点的不同，让两首歌的调性大相径庭，却又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成名之后，张尕怂的生活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仍旧过着穷日子，但不至于像在《黄河尕谣》中那么窘迫——成名前的他，几乎是把“穷”字写到了脸上。
张楠刚开始拍张尕怂的时候，张尕怂23岁，从大学退学了没多久，正是对音乐热情也正是对生活迷茫的时候。他到一个个城市的一个个酒吧里唱歌，说得好听叫“全国巡演”，说得难听是“流浪艺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最穷的时候全部存款只剩60块，连一张两个小时的火车票都需要朋友救助。
张尕怂的音乐坚持，在常人眼中是有些怪异的，这也是他曾经尝试参与参加中国达人秀的选秀录制却意外落败的原因之一。从2008年开始，张尕怂游走在西北凋敝的村落里，寻找拜访当地还尚存的数百位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几乎就要遗失的花儿、小调、小曲儿、坐唱、鼓子、社火、越弦、秦腔、民歌等曲风，以及成千首来自民间的歌谣。
可以说，他的音乐风格根植于自己的故乡，甘肃白银靖远县，当地所特有的西北乡音与祖辈流传的传统乐器。与此同时，他又以一种“民间音乐的时代回音”的方式，在歌词内容上，显现出自己对时代当下、个人经历与历史传统的反思。
有人评价张尕怂的音乐是从民间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音乐，具有原始的、美妙的生命力。他传统、质朴的演绎方式，也保留了来自土地山河间的粗犷气息与一股历史的沉淀，而非矫情的修饰。
这样的音乐足够称得上有特色，却能有多大的市场呢？在《黄河尕谣》中，张尕怂常常要从故乡出走，在现代都市——诸如上海、宁波等地巡演，有次巡演甚至跨越了103个城市，整整一年都没有回家。而这样的音乐之旅，给他带来的却只是嘈杂纷乱的演出环境、几近于无的名气、勉强度日的物质收益，以及只能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独自前行的孤独感。
从出走到重返，每年都需要经历的一次次离乡与返乡，是张尕怂，更是不少国人的生活常态。纪录片中有一幕，张尕怂用稍显戏谑的方式将这种“返乡”时的情感矛盾展露而出：他望着车窗外说“中国人太牛了，把两边的山毁平了，原先这里都是山，现在还要建世界工厂。”
在这句话之前，他哼了两句古诗：“近乡情更怯，黄河入海流”。前半句来自宋之问的《渡汉江》，后半句来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意外拼贴在一起，却瞬间将这片山河的往昔与今日，以及自己面对这一变迁时的奇妙感受脱口而出。
为了呈现张尕怂这个比大多数普通人还要活得“不体面”的民谣艺术家，《黄河尕谣》分成了三条线，分别对应着他的音乐艺术与生活日常、家乡故土、紧促的物质现实间的三重关系。
离开了家乡，跳脱出曾经自己的生活状态，到一个遥远而又广阔的、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张尕怂才发现故乡的坐标在哪，才发现自己的出走所谓何物。而当他从外地屡次重返到西北高原这片天地山河时，影片背后的议题才得以收拢并显露而出。
三十年前，甘肃黄河岸边的十万农民离乡迁居，陆续进入城镇。还有许多人直接从西北迁走，离开了这片故土。随着农民身份一同消失在黄土高原的，还有世代传唱的民间歌谣。
山河依旧，但人与城市发展的快步向前，造成了故乡的“悬空”。当下，“乡土与乡民”的问题，看似与我们无关紧要，实则又与我们血脉相连，根植在我们的身体与意识中，根植在一次次重返故乡的春节之行中。
张尕怂在《黄河尕谣》里唱道：“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人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这四句歌词来自民间音乐人刘延彪的教导，更是传承自世世代代的祖辈都在说的质朴道理。
故乡里蕴藏的民间文化，给了张尕怂的音乐以原初的生命力；但它的失落与凋败，也限制了他的自我发展和艺术的可能性。他发现随着自己对民歌的理解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从这个角度而言，《黄河尕谣》并不是一般性的音乐人物纪录片。它所要展现的，不只是音乐创作的机制本身，以及平民艺术家潦倒的生活常态——毕竟，如张尕怂这样的民间音乐人，势必会和多数普通人活得都不一样，但他们又和大家过得一样是生活。正如他的醉言道：“我们都在平凡中度过了一生，一眼望不到尽头。”
在此之内，《黄河尕谣》还企图穿越的，是通过影像与音乐的纪录，联结起社会与地域的变迁，从而对观众发问：你对故乡的感觉是什么？
对于此，托马斯·沃尔夫曾说：“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
也许，人与故乡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故乡，就是认识我们自己。